最近我看到在海外，有一種病毒傳播得比新型冠狀病毒還要快，那就是
對中國人的歧視和恐懼。一些老外見到戴口罩的中國人就退避三舍，這咱也能理解。
但沒萬想到的是，他們把“歧視”和“羞辱”玩兒出了這麼多花樣。
在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的店門口貼著這樣的標語，這都已經是“常規操作”了：
加拿大溫哥華的一個停車場電梯裡塗著：
“冠狀病毒，中國佬。
滾回中國去，中國佬。”
（Corona Virus - Chink.
Back to China - Chink.）
最後還畫了一張小丑臉。
而在加拿大伯納比，一個白人男子在停車場對購物的亞洲女性嚷嚷：“嘿，你的冠狀病毒掉地上啦！” 隨後哈哈大笑。
Uber司機拒載中國人，理由是“取消訂單，你是病毒”。
紐約大量出租車司機開始拒載中國乘客，碰上唐人街地區都繞著走。
澳大利亞的一個傢俱商場（Harvey Norman），門口的招牌上寫著：
我們的床墊絕不含新冠病毒，
因為它是純澳洲製造的！
連一些外國網友都看不下去了：
“我寧願買一張中國床墊，
也不會買一張帶種族歧視內味兒的床墊。”
在倫敦的地鐵上，有人開始“主動”給華裔讓座，他們寧可去別的車廂也不要跟華人坐在一起。
新西蘭的一位華人家長（網友@Zirui Zhang的舅舅），有一天突然收到郵件：《請讓你的孩子待在家裡，因為你們亞洲人都是“病毒傳播者”》。
“我們新西蘭的小孩子，不希望和你們這些噁心的病毒傳播者待在同一間教室。”
澳大利亞的《每日電訊報》彷彿在呼應這封“恐嚇信”，頭版頭條大字寫著《中國小孩待在家裡》。
事實上在國內，你都想象不到外國人對中國和冠狀病毒的攻擊和嘲諷已經到了什麼地步。
德國科隆地方媒體Express在一篇文章的結尾說：
有些人一提起這件事（新型冠狀病毒）就帶著一種黑色幽默：
“我家裡有個舊的中國花瓶，它不會也沾上病毒了吧？”
（“Ich habe eine alte chinesische Vase. Ist das ansteckend?”）
鼎鼎大名的《經濟學人》上期封面是一個戴著口罩的地球，口罩印花是中國國旗，大標題是《情況會有多糟？》。
2009年，美國爆發H1N1流感的時候，沒人叫它“美國病毒”（America Virus）。
2020年，西方媒體卻屢屢把新型冠狀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
H1N1流感病毒肆虐，先後造成全球163萬例感染，超過28萬例死亡——沒有哪個中國人繪製病毒國旗針對某個國家和民族。
而如今，丹麥藝術家卻專門繪製“病毒五星紅旗”，並且從總統到畫師都拒絕為此道歉，稱這是“言論自由”。
當年H1N1感染了超過12萬中國人，造成超過648人死亡的時候，中國人沒有說這是白種人惹的禍。
而在中國全力抗擊疫情、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都得到有效控制的情況下，法國《皮卡爾信使報》卻發表名為《黃色警告》和《黃禍？》的文章，明目昭彰地歧視華人、亞洲人以及黃種人。
《華爾街日報》趁機發文《中國是真正的東亞病夫》，仔細一看內容，還是那出已經唱了20年的“中國崩潰論”。
而《紐約時報》則提出“新意”，認為現在的中國“像中世紀的歐洲”（中世紀歐洲發生過嚴重的鼠疫，死了幾千萬人）。
德國《明鏡週刊》2月刊封面標題是
“冠狀病毒中國造”。
封面極力渲染“紅色威脅”，而在發佈這個封面的推特下面，還有人回覆了另一張圖：
“中國”的身上，沾滿了“有毒”的“中國學生”“中國投資者”“中國分析師”和“中國科學家”。
荷蘭國內電臺Radio 10最近播放了一首歌曲，其中一句歌詞是“別吃中餐，你就沒什麼好怕的，因為預防病毒不如遠離中國人。”
歌曲播出後，57個荷蘭華人組織發表聲明譴責。聲明說：“100多年來，我們與荷蘭人和睦相處，我們容忍了許多有關中國人的玩笑，但這首歌太過分了。”
“荷蘭新聞”網站：華人社區大膽發聲，50000人簽署有關新冠病毒請願書
如果你看到這兒覺得氣炸了，彆著急，還有更氣人的。
如果說所有的攻擊、侮辱、嘲諷都只停留在文字、圖片、音頻的層面，那還不是最嚴重的。
讓人悲嘆的是，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華人已經開始為這種歧視付出生命的代價。
1月28號，悉尼一名60歲的華人在唐人街餐廳外，因心臟驟停突然倒地。
在場圍觀者因為“害怕老人攜帶新冠病毒”，竟無一人上前搭救，哪怕最簡單的胸部按壓都沒有。
等醫護人員到場時，老人已經不幸離世了。
一個23歲的中國女留學生在德國柏林中心區，被兩個疑似阿拉伯裔女生暴打，兩人稱呼中國女生為中國病毒，向她吐口水，扯著頭髮往地上撞，拳打腳踢，中國女生頭部受重傷，眼鏡被踩爛，直到目擊者出面干預，施暴者才停手逃走。
1月30號，在英國謝菲爾德，一名中國女留學生也遭到三個陌生路人的謾罵與推搡，問她戴口罩是不是有病。
這一陣子海外留學生的日子很多都不太好過。
荷蘭的瓦格寧根大學留學生公寓電梯裡，被塗上了“去死中國人”（Die Chinese）“中國病毒”（Chinese corona）的文字，還有人在電梯間裡拉屎撒尿。
留學生宿舍門上的中國國旗被撕毀。
倫敦留學生Victoria（化名）取快遞時被舍管問“你是不是吃蝙蝠？”她耐心解釋後，對方撂下一句“反正中國人都不乾淨。”
1月29號，意大利老牌音樂學院——聖塞西莉亞音樂學院給全校教師發送郵件，要求他們讓（中日韓等）所有“東亞學生”停課，不管這些學生去沒去過湖北等地。
因為奶茶妹妹赴美交換而出名的哥大伯納德學院，要求1月19號之後返校的中國學生強制隔離14天，不能去上課，甚至不能去宿舍的公共空間取外賣。
意識到學生吃不著外賣，學校答應給他們送飯，結果第一天根本沒人來。
至於落下功課的事情，自己跟教授聯繫，學校不管。
有學生說：“我沒感受到來自伯納德學院的任何溫暖，只感受到了他們的冷漠——好像混成這樣都是我們應得的。”
還有網友爆料，哥大最大的圖書館裡有人寫了個“武漢病毒隔離區，KEEP OUT（避開）!”。
這些好歹還是有學上的人，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想上個學都難。
澳洲最近緊急出臺政策，所有從中國起飛的外籍人士（包括學生）都被禁止入境。
但據說留了個口子：允許中國留學生在第三國滯留14天後進入澳洲。
結果中國留學生們就開始了魔幻的“漂流之旅”。
目前周邊國家只有泰國還開放中國遊客落地籤，不少學生就奔赴泰國。
有網友反映泰國班機上都是澳洲留學生；在一些泰國酒店裡，都能湊齊澳洲各大學校友。
“當初選擇留學澳洲，萬萬沒想到為了上學，
我竟然還要被迫環遊世界。”
然而並非所有華人都在委屈求全、任由他人差遣，他們用自己的行動昭告世界：我不是病毒，中國人不是病毒。
2月初的意大利佛羅倫薩街頭，一個華人小哥面向擁擠的人潮，戴上口罩，蒙上黑絲帶，沉默地站在那裡，身邊立著一塊牌子，用中英意三種語言寫著：
我不是病毒。
我是人類。
不要對我有歧視。
一開始沒人在意他，後來越來越多的人跟他合影，向他豎起大拇指，走上前去擁抱他。
最後，有路人主動上前，幫他摘下了口罩。
我想這位小哥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他不虛此行。
法國的留學生李靈走上街頭，邀請陌生人擁抱，抗議冠狀病毒帶來的種族歧視。一位法國大爺認真地跟她說：“中國這次挺難的，我希望你們快點好起來，
那些說你們是病毒的人，不要理他們，他們沒腦子。”
各國留學生用英法德等語言發起了“我不是病毒”的推特標籤，並被廣泛徵用。
一封美國學校寫給家長的信中呼籲：“我們要防的是病毒，不是中國人。”
在西班牙馬德里，一些當地年輕人走上街頭，他們手中高舉著牌子：“中國不是病毒，仇外才是病毒。”（China no es virus, la xenophobia es virus.）
在新冠疫情席捲世界多國的時候，西方民眾對中國人的態度分野變得格外鮮明起來。
當美國政客還在嗶嗶“武漢病毒”比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災難還嚴重的時候——
記者走上巴黎街頭，一個法國姑娘這樣表達著她的擔心：
在談到社交網絡上瘋傳的歧視亞裔的圖片，這位法國大哥連說了2次：“這是不可容忍的”。
法國姑娘說：“我想告訴中國人，我們不是全部都那樣的。”
當談到新型冠狀病毒可能來自蝙蝠（湯）的時候，一個法國老太太說的話不禁讓人感佩：
在被問到“把病毒命名為中國新型冠狀病毒，是不是一種歧視”的時候，她又說：
而法國姑娘則給出了不同的見解：
我們不指望說世界上每一個人都發自內心地喜歡中國，但至少我們希望這種理性、客觀、友善的聲音能在西方傳得更廣。
100多年前，西方人講
“黃禍”（Yellow Peril），宣揚黃種人對白人的巨大威脅。為了講好黃禍的故事，他們還打造了一個妖魔化的形象代言人“傅滿洲”。
冷戰結束後，“黃禍”搖身一變，成了“中國威脅論”，只要中國變好，就是在威脅西方。
到後來，“中國威脅”有了更具象的表達，它的名字叫中國高鐵，叫中國大飛機，叫中國人工智能，叫中國5G網絡，
叫中國在疫情下超大規模的防控動員能力……
就在上週，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還在中傷中國的5G技術，遭到傅瑩的當場駁斥。
傅瑩話畢，臺下響起一片掌聲。
就像有人說的：現在世界上存在兩種病毒。
一種是新型冠狀病毒，受害者是被感染的人，重災區在湖北武漢。
另一種是歧視，受害者是無辜的人，這種“病毒”的特點是造謠和惡意攻擊，而它傷害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友善。
想要戰勝西方人心裡的病毒，比治癒人們身上的病毒，來得更難。
因為一個人心裡有什麼，他看到的就是什麼。
長期以來，西方主導全球秩序，對中國的迅速發展充滿焦慮，對中國的實力提升感到不安，同時希望中國出現混亂和麻煩，以確保西方秩序的對華優勢。
疫情來臨，西方一些人找到了釋放負面情緒的機會，他們將疫情放大為中國的“人禍”——攻擊中國政府、挖苦中國民眾、對海外華人制造種族歧視。
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是人類相互歧視的病毒。
疫情是一面照妖鏡，不僅照出了疫情面前的人類大愛，也折射出某些西方媒體和精英人士的陰暗心理。
在廣東佛山，一個戴口罩的黑人小夥來到黃岐海北社區民警中隊門前，他把一張紙條留在了傳達室便匆匆離開。
紙條裡夾著5張100元人民幣，是他從生活費裡省下來的，他寫道：
“我是外國學生，我來自非洲，我在這裡沒有外國學生的收入，因為我不被允許工作，否則我會做的更多，
但是我想你可以用很少的錢就可以挽救一些生命，這是我對中國人民的鬥爭的支持——抗冠狀病毒。”
一個來自烏茲別克斯坦的大三留學生，中文名叫郭沫若，他花光了自己的積蓄，分兩次給中國揹回來3萬隻口罩，全部捐贈給了同學、學校以及廣州的醫院。
他說：“中國就是我第二個家。”
誰把我們當朋友？誰又視我們為仇敵？
在一場新冠病毒疫情面前，我們看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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