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那時候我不滿25歲，是一個剛從小村走出來的懵懂青年，興奮地來到堯山東北的礦區。雖然這裡是一個偏僻的地方，四周是溝壑和莊稼地。我眼睛直愣愣地看著那些高高的井架，轉動的天輪，以及來往的運煤車，我感覺這就是外面的精彩世界。
那時候，我沒有讀過多少文學書籍，也沒有見過印著花花綠綠封面的雜誌，也很少看過有關青年人思想困惑的文章。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從單位圖書室看到了一本《中國青年》雜誌，覺得很新奇，借過來就如飢似渴的讀著每一篇文章。讀著那些有關青年話題的文章，我似乎像一個沒見過小溪的人，突然面前出現了洶湧澎湃的大海；像一個沒有出過遠門的鄉里人，被人領進了高樓林立五彩繽紛的城市，覺得眼睛裡充滿新鮮和驚奇。
就在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的第五期上，發表了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題目是 《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悶、迷惘和懷疑，一下子打中了剛剛經歷 “文革”的億萬青年的心，也打中了我這顆在文革中上學的荒蕪與乾涸的心。
潘曉在信的開頭說，“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回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歷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歷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歷程。”
接下來，潘曉歷數了自己在家庭、單位、朋友、戀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結論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與現實生活太遠，葛朗臺、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信的結尾說:“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
真實的“潘曉”其實是兩位青年的集體筆名，他們是兩個互不相識的年輕人——北京經濟學院的大學生潘禕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廠的女工黃曉菊。《中國青年》的編輯馬麗珍把他們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曉”各取了他們名字中的一個字。
潘曉的這封來信，我讀了一遍又一遍，我讀了一天又一天，當時我幾乎能把這封信順暢的背下來。我為什麼這樣的喜歡這封信，是因為它說出了當時青年人的心裡話，這是我之前從未聽到和看過的觸及心靈的話。是因為那封信的文字語言讓我無限的欣賞和崇拜，感覺世上竟然有這樣美好的文字。
潘曉的來信在全國青年中展開了熱烈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整整持續了一個夏天，它的討論熱度如同那個夏天的溫度，但討論的最後也沒有一個結論。1981年第6期《中國青年》姍姍來遲地發表了編輯部的總結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義是歷史的需要”，“正確認識‘人的價值’”，“科學地看待‘公’與‘私’”，“在振興祖國的奮鬥中開拓人生之路”四部分。文章發表後，《中國青年報》全文轉載，《人民日報》也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攪動了全國青年人心的“潘曉討論”總算有了一個正式結束。因為太喜歡潘曉的這封來信，我就專門購買了這期《中國青年》雜誌。而這本《中國青年》我妥善保存了三十多年，儘管雜誌已經曲卷，紙張已經發黃，我依然很是珍惜，它激勵我走上了愛好讀書學習的人生。雖然，我對人生的道路，沒有思考明白，但我知道了人生是可以思考的。就在那一段時間，我也痴情的讀徐遲寫的《歌德巴克猜想》，知道了有報告文學，我也用收音機收聽劉心武的短篇小說《愛情的位置》，知道了世界上還有專門的愛情小說。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我對文學熱愛的起點，也對我的一生的職業方向影響深遠。可惜的是後來在搬家時，這本《中國青年》丟失了。
在這場討論過去30多年後，我們反思，如果說1978年的真理標準討論標誌著政治思想的重大轉折，那麼，1980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則標誌著價值觀和人生態度的重大轉折。在一次紀念潘曉來信的研討會上，有學者說，這場人生觀大討論所引發的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深深地滲透到新一代人的精神骨髓當中。這場充滿了感性的淚水和激動的情緒的思想解放，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些幼稚，但是，那種帶血的純真的吶喊，那些在精神桎梏中痛苦掙扎的自由心靈，實在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從網上搜出了潘曉的那封來信，再一次滿含深情的讀著，依然覺得激動和熱愛。當我已到老年，沒有了那麼多的人生困惑，也不需要再思考人生的道路該怎麼走，只是安閒陪著如月星辰慢慢變老。但是，我會對青年說，“今天，人生的道路已不僅僅是寬窄的問題了，在人生這個大舞臺上，應該考慮的是，你們怎樣表演才更出色，更經典！
【作者簡介】曹新友 ，陝西蒲城人，愛好寫作。常有作品散見各網絡平臺及紙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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