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電影一直在世界範圍內的大眾文化中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擁有最成熟的工業體系，造就了一系列系統、完善的類型片。

“災難片”無疑是一個擁有較大影響力的類型，而比之愛情片之於女性、史詩運動題材之於男性觀眾，“災難片”幾乎是無差別的切中了任何性別、文化、年齡觀眾的審美心理，因為<strong>生命與生存的渴望、死亡與未知的恐懼，一直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永恆命題。

《火燒摩天樓》是“災難片”中的一個里程碑之作。由20世紀福克斯與華納公司聯合出品，以4883.8萬美元的票房取得了1974年的北美票房榜冠軍，與《國際機場》、《海神號遇難記》一樣同為70年代好萊塢“災難片”的代表作，電影收穫了第47屆奧斯卡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8項提名，並最終獲得了最佳剪輯、最佳攝影、最佳原創歌曲3項獎。當談起《火燒摩天樓》的里程碑意義，首先要從它<strong>在好萊塢“災難片”發展軸中的位置說起。

“災難片”類型的繼承與發展

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經典好萊塢時期，大片廠時代的電影人就已經開始對“災難片”進行類型探索。這一時期的“災難片”重點在於還原現實，注重刻畫人類同不可抗拒的自然力的鬥爭、在變幻莫測的大自然面前人的渺小與無力，以此宣揚<strong>保護生態、敬畏自然的主題。例如，1937年的改編自賽珍珠小說的《大地》即是全景式刻畫了旱災、水災等“自然災難”給人帶來的饑荒與貧窮，有著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

而70年代的“災難片”則是受到了同一時期“新好萊塢”浪潮的影響，比起日後好萊塢鉅製中密集堆疊的視覺轟炸，更側重於表現“人性”本身與在災難發生、降臨的過程中形形色色的人的反應。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與此同時，<strong>給人的心理帶來了更深的恐懼與迷惘，而現代文明的外衣之下，貪婪墮落的醜惡與人性的陰暗面仍未曾消失，《火燒摩天樓》恰恰是對現代科技飛速發展時期的這一普遍心理的直觀反映。

令承包商引以為傲的摩天大樓被鼓吹擁有最先進的消防設施，看似堅不可摧、牢不可破，卻面臨著大火焚燒的厄運；道貌岸然的名流賓客、貪得無厭的建造者，在無視科學規律、踐踏原則、背叛底線的同時，最終不得不面臨科技的懲罰。而最終通過炸燬水管撲滅大火，也意味著一種自我毀滅。這其中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在運用智慧與理性發展科技造福人類服務生活的同時，應該以敬畏自然、尊重科技、關懷生命為出發點，而貪婪、虛榮、無視規律最終的結局只有自我毀滅。

由於“災難”總是與人類的“恐懼”情緒緊密相連，“災難片”作為一種獨立的類型並不是單一、孤立的，它通常與驚悚、動作、冒險等元素複合，1975年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執導的《大白鯊》即是“怪獸災難片”風潮的產物，與日本的怪物電影“哥斯拉系列”相似，此類電影都是利用人類對未知生物的好奇與恐懼，通過怪物造型上的想象力製造動物災難中的驚悚效果。

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對於自然災難的承受能力與解決效率已大大提高。因此，好萊塢的科幻片應運而生，地球之外的太空世界的神秘色彩與未知物種的想象，決定了現代災難片時常與科幻片的結合。例如，新千年廣為人知的科幻災難片《後天》、《2012》、《地心引力》等。

當然，在這裡簡述“災難片”的發展除卻說明《火燒摩天樓》在縱向發展中的里程碑意義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從這些不同類型的“災難片”中分析其中的核心元素——<strong>人內心的恐懼。而在生存意志的驅使下，人類通過群體協作共同拯救生命的過程中所凸顯出的人性，正是“災難片”歷久不衰震撼人心的關鍵。

災難中的社會眾生相

作為一個備受關注歡迎的類型電影，通常採取的是“大情節”模式。羅伯特·麥基《故事》中對“大情節設計”的定義為：“經典設計是指圍繞一個主動主人公而構建的故事，這個主人公為了追求自己的慾望，經過一段連續的時間，在一個連貫而具有邏輯關係的虛構現實中，與主要來自外界的對抗力量進行抗爭，直到以一個絕對而不可逆轉的變化而結束的閉合式結局。”

影片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符合典型的“大情節劇本”模式，但不完全囿於程式。具體體現在，影片是具有“多重主人公”的群像電影，而在群像角色中又有所側重：建築師與消防隊長成為群像中串連整個故事、影響情節走向的關鍵性人物。

“災難片”中最為精彩的地方在於，在災難發生、眾人求生的緊迫時空內，<strong>人的社會屬性位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最根本的生存技能與自救能力。因此，來自不同地方、各個階層、不同性格、不同人生軌跡的人齊聚一堂，他們原本社會地位的高與低、財富力量的強與弱，在這個與世隔絕、相對孤立的災難空間內，在災禍的不可抗力面前，便顯得無關緊要。<strong>貪婪嗜利的資本家、逍遙法外的富人、明哲保身的民眾，在災難面前，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這種情節展開與編排模式在日後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號》中得到了更細緻入微的體現。

承建大樓的老闆鄧肯（威廉·霍爾登飾）無疑是影片刻畫得最為成功與完整立體的角色。作為商人，他奉行資本社會的利益之上，對事業的精打細算、對金錢錙銖必較，為了外表的華麗與保證樓層的高度，他姑息養奸、默許並暗示自己的女婿偷工減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是這場災難的始作俑者。面對建築師的警告，他妄圖虛掩事故、遮蔽真相；當紙包不住火、火災不可控制的時候，他第一時間將責任推卸給女婿；在最終倖存與女兒重逢後，仍舊毫無懺悔與自省，卻對女兒進行虛情假意的承諾。這種諷刺性，可謂是鞭辟入裡。

角色背後的隱喻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嗜利、貪婪的承包商正是無數道貌岸然的自私功利主義者的寫照；另一方面，<strong>他的盲目、短視、胸無主見，正是他作為現代社會巨型機器下的個體視野的侷限性。相比之下，女婿作為一個野心勃勃、自私自利、缺乏責任心的負面形象，略顯單一。當然，這種性格決定行為的邏輯關係還是得到了很好的體現。緊要關頭，他扮演著背信棄義、貪生怕死、拋棄秩序的“小人”角色。

而騙子克萊本（由歌舞片傳奇人物“舞王”弗雷德·阿斯泰爾飾演）則代表著那類在主流社會中的邊緣人與失意者，但在危急關頭他敢於衝上前去用外套撲滅火焰，在一群怯懦的達官顯貴、社會名流面前，展現出了不凡的勇氣與氣度。

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同樣特色鮮明，憑藉《雌雄大盜》、《唐人街》廣為人知的費·唐納薇飾演的雜誌編輯是個現代都市的獨立女性，對待火災她表現出不同於一般人的勇敢氣魄與穩定心理；貴婦穆勒太太則是一種傳統的溫文爾雅，是母性的象徵。介於篇幅所限，所引發的<strong>現代女性與傳統女性的精神性格對比，現代人的婚戀觀、事業愛情觀，僅僅作為一種延伸思考，沒有納入影片的主要探索方向。

生命關懷與自我反思

“災難片”最震撼人的地方莫過於其中的生命意識與關懷，在“自我拯救”、“拯救他人”與“被拯救”之中，喚起對生命的敬畏。任何“災難片”都會出現一位或幾位英雄形象，當然這並不能簡單的歸結為“個人英雄主義”模式的傳統，而是該引發對這種現象的叩問：而單靠幾個英雄便可以拯救世人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影片沒過分誇大英雄的作用。《火燒摩天樓》中，兩位“救火英雄”他們的能力是有限的，仍舊有大量的人於無法預知的意外、不可控的災勢中死亡，但兩位正面角色所傳達出的一種值得思索的價值取向。

影片中的兩位男主角，飾演消防隊長的史蒂夫·麥奎因與建築師的保羅·紐曼分別以《巴比龍》與《騙中騙》在前一年取得了非常出色的票房成績，而縱觀他們演藝生涯的銀幕形象，無不是主流商業類型片的男主角典範。儘管兩位演員本身氣質類型不盡相同，但他們強壯的外形、矯健的身姿、敏捷的身手，都使得他們深受大眾的喜愛。他們

與工程師的羸弱怯懦、商人權貴的膽小無能貪生怕死形成對比的是，他們身上都有一種張揚的陽剛之氣、強大的搏鬥技能、熱衷於戶外探險。從動作冒險片（例如《奪寶奇兵系列》）於世界範圍內的長期流行可以看出，<strong>崇尚陽剛與力量之美並不是一種故步自封的復古主義，而是一種對人類文明發展中那種最原始生命力與生存意志的讚美

影片的另一重思考是<strong>對自我生存境況的反思。當災難來臨，影片中試圖自救的角色無疑都是“飛蛾撲火”般的徒勞無功，這反映的是普遍性的自救知識匱乏。這又更深刻地解釋了群眾的“僥倖心理”，日常生活中總是對災難演練抱以無所謂的態度，而當災難降臨，卻無力掙脫解救自己的命運。

而更深刻的一層在於，意識到生命可能即將終結，人類才會真正直視反思自己的人生。當騙子對心愛的人坦誠相見，懺悔了自己因自卑而掩飾的身份，他換來了對方的理解與鼓勵；名流貴婦瀕臨死亡才意識到自己對女兒的關愛太少；平日裡光鮮亮麗的中產夫婦揭破了彼此冷漠疏離、缺乏真正的愛慕的事實。每一個人面對死亡的態度，正是對反思中對自我認知的重塑。

反諷主義的主題思想

因為類型片的受眾需要面對不同知識層次、審美需求的全體觀眾，因此也會時常採取一種介於“上揚結局”（積極樂觀、理想化）與“低落結局”（悲觀批判、犬儒主義）之間的故事模式。此類影片的調性通常具有更<strong>接近現實生活的複雜性與多義性，在讚美與批判人性的同時，既不盲目宣揚一種浮誇的樂觀情緒，也不淪入一種病態的消極與頹喪，予以觀眾更多思考空間，《火燒摩天樓》即是此種類型的代表。

一方面，影片的結局無疑是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的，<strong>人類憑藉堅強的意志力與不屈不撓的精神，在危難之際互勵互助，終於消滅了“不可控”的大火；另一方面，影片同時帶有一種對人性的質疑與反思、批判與鞭撻，這使得影片又不乏悲觀主義情緒。儘管沒有過分渲染那種憤世嫉俗的失落心理與絕望感，但<strong>對現代科技與當代文明還是抱有著十足的審慎態度，人性的善惡交織、詭譎莫測，文明的墮落與陰暗面

70年代尚且還沒達到日後炫目的CG特效技術，本片中採取了微縮模型的方式展現摩天大樓的全景，近景的火災場面都是由特技替身親自上陣。而影片之所以耗費巨資、不遺餘力地展示火災場面的殘酷與人們的凌亂、嘶喊、吼叫、掙扎、生離死別，在用驚悚的場面給人帶來恐懼心理與心靈震撼的同時，仍舊是引發觀眾在關懷生命的同時反思自己的人生。

科技的發展使得人類在對抗自然災害的過程中有了更強的力量，但人性的弱點卻造就著這些瞠目結舌慘案。<strong>作為身份職業、背景文化各不相同的個體，堅守著責任與底線、秉持著仁愛與良善，是影片給予觀眾的啟發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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