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評論員王攀】方方的武漢日記為何會走紅？因為有溫度，有悲憫；有內容，有親歷；有分寸，有信任。
方方的文字是暖的。因為她是一個作家，原本就是駕馭文字的高手；那麼結合眼前的一切，寫景狀物，身邊瑣碎，入文成篇，就會親切自然。比如她寫武漢的陽光，寫眼裡的綠植、屋外的明亮，還有拿到巧克力時的驚喜，想到分給同事孩子的那種美好等等。在武漢這個特殊的時期，這些就顯得特別的溫暖而且明快，像一串透明珠子在陽光下。日記中的她，已經不是一個作家，而是一個城市的文字素描家，寥寥數筆，把武漢的人間煙火，特殊時期的武漢城市形象，那裡的人，那裡的所思所想，所見所聞，通過明亮而溫暖的筆觸呈現出來，而讀者又能在這份平靜和溫暖中感受到一種向上的力量。要知道，對於外界來講，會充滿很多好奇；尤其是一些好的不好的消息，那麼怎麼來審視，顯然方方日記就是一個出口。而且會讓你流淚，但不氣餒；屬於帶淚前行的那種。這就是文字的力量。
文字是暖的，內容是乾的。作為一個作家，對社會有著深刻的思考，那麼她看到的武漢，就是一個思考之後的武漢，本身就會顯得有力量。這時候又有著各界朋友，比如醫生等，又對方方充滿信任。這是對作家的信任。作家是一個社會的良心。作家是觀察者，是遊離者，有獨立的精神和思考。所以她被人信任，然後別人把第一手的資料給她。那麼每一次的日記，就會有料，有內容。方方的武漢日記，就像一個新聞，因為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而日記，也是明天的歷史。它們是一致的。日記是私人的，但事兒是公共的；尤其是這個事兒有足夠大的時候，那麼這個日記，就具有了史料的價值。而因為是日記，而不是新聞，又是私人的，就顯得可貴的真實。
方方的表達是有分寸的。它不激烈，但仍舊讓人感到力量；它溫暖，但不軟弱；它沉鬱，但不沉悶；它有感情，但不氾濫。在一種剋制的表達範圍內。這當然是作家的技巧。作家是通過冷靜的筆觸，把所要表達的呈現給讀者，但它是一種默默的引導，是蘊而不露。然後給受眾留下思考的空間，回味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受眾可以去填補；而因為有了填補，讀者就有了參與其中的在場感。這原本就是文學創作的魅力。而這種魅力，用在疫情這樣的事情上又恰到好處。因為它又變成了一種安全的分寸感。所以，方方的文字每篇都引起了足夠大的反響，就連方方也說看到那些閱讀數據，都感覺特別嚇人。但方方的文字，仍舊在網絡上流傳，沒有受到影響。就歸功於這種分寸感。
而親歷現，身在其中，這顯然又是方方的獨特優勢。要是換成別的地方的作家，那就寫不出來；因為不在現場，而且不是土生土長在現場。這事兒，哪怕一個優秀的作家現在去武漢，如果不是本地人，那麼對於武漢的市井人生，風土人情，城市性格，也是無法揣摩透的。也就寫不出來那種特有的味道。像那個武漢大姐的抱怨，網絡刷屏，也就方方解讀起來得心應手。這顯然是根植於武漢，才能寫出來的。親歷現場，而且又有著深刻的體會，所以才能恰到好處的表達。我不太認同，因此說別的作家怎麼著。方方日記的走紅，有著其獨特的優勢。這些是無法比擬的。
當然，還歸於一個作家的悲憫。悲憫心，是一種最可貴的情懷。因為悲天憫人，那麼作家的文字就有打動的力量。就知道應該寫什麼，不應該寫什麼；應該寫給誰聽，不應該寫給誰聽，或者說哪怕寫給誰聽，她該怎麼去表達，以誰的視角，誰的立場，什麼是第一位的、是任何時候都應該恪守的。所以當看到那個“歪歪扭扭七字遺書”的報道，她立馬點到不是七個字，而是十一個字，除了“我的遺體捐國家”，還有後面“我老婆呢”。這就是立場，這就是悲憫。而當有了這樣的悲憫之後，那麼她的表達，她的文字，就自然獲得了廣泛的號召力。悲憫，應該是所有文字工作者都應該有的。否則那就失去了作為文字工作者基本的底線和道德良知，那麼也就失去了讀者。方方停下小說創作，寫封城日記。沒有把自己停留在書齋了，也沒有覺得看不上日記這種文題，相反是堅持；這千把字不是容易寫的，耗神耗力，但仍舊堅持，這就是悲憫。是一個作家面對社會，面對社會重大事件，該有的態度和行動。只有悲天憫人的人，才會勇敢的去做，才不會為身份，為光環，為其他而考慮太多。
而當有了這些之後，方方也就獲得了信任。方方在日記裡，寫了很多，也呼籲了很多。對於市民，對於政府，對於防控，對於輿論等，她都是沒有迴避。比如她呼籲大家配合，她說措施不能太激進，否則下面官員完不成，她給防控寫建議等等。但你會發現，大家都是一種信任的狀態。為什麼？就是因為方方擁有了前面的那一切。有溫度，有分寸；有內容，有親歷；有悲憫，那當然就有了來自各方的信任。而這種信任，不只是讀者的支持，大家每天都在期待方方的日記，半夜更新，然後閱讀瞬間爆棚，就是一種期待、一種信任；而且她的那些朋友，各行各業，國內國外，也都願意把看到的知道的告訴她，然後讓她寫出來，也是一種信任。其實，這都不是毫無來由的。這就是方方日記走紅的原因。
一個方方武漢日記，幹倒了多少正能量宣傳——儘管這不是方方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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