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笨(綜合選錄)
一場突如其來的國家災難，在帶給國人痛苦的同時，也像一面照妖鏡，照出了其中人性的善與惡。常言說人性的善，像是太陽的光，它可以融化人們心中的冰點。而人性的惡卻像是六月的雪，它可以製造人間的千古奇冤。讓人更可怕的是在災難面前那些披著詩歌外衣的虛偽的善，徹底暴露了某些人的淺薄與無知。
一個非常淺顯的問題，背後暴露出很大差距。災難面前，文藝何為？為什麼會出現“相比‘風月同天’，我更想聽到‘武漢加油’”這樣的觀點？我們當然要高喊“武漢加油”，同時，類似“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的吶喊，同樣極具力量。
我們需要鼓舞，也需要反思;需要奮不顧身，也需要以人為本。災難面前，我們高昂起不怕犧牲的頭顱，也為一次次流血傷心痛哭。我們記得那些偉大的詩詞，也記得一些獨立思考的個體，《鼠疫》引發的思索，至今仍在叩問人們。
文藝是現實的鏡子，有正面，也有反面。鏡子，正面照亮世界，反面收集世界的黑暗。鏡子的兩面，與人類共存。
杜甫以及他的同道們所創造的大量詩篇，早已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
這些天，文藝時不時被提起。
2月12日的《長江日報》，刊發了一篇評論員文章《相比“風月同天”，我更想聽到“武漢加油”》，一看標題就知內容，作為本次疫情最危重的武漢的市委機關報，這樣的評論員文章，簡直丟人現眼，也讓人寒心。
這樣的文章，既寒了捐贈者的心，也是對傳統詩詞的侮辱。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是日本馳援武漢的物資上寫的話。據《東征傳》記載，公元八世紀，日本長屋親王曾在贈送大唐的千件袈裟上，繡上十六字偈語：“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不僅如此，日本舞鶴馳援大連的物資上同樣有兩句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出自王昌齡的《送柴侍御》：“沅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在日本馳援湖北的物資上，還提到了《詩經》裡的名句：“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這些詩句，有的我們熟悉，有的似曾相識，但都源自綿延不絕的傳統文化。在援華物資上寫上這樣的詩句，其目的不就是溫暖身處抗擊疫情中的中國人嗎？當你有困難，別人雪中送炭，你說對方說話不好聽，太有文化了，不如直白一點好。
照這個邏輯，遭逢安史之亂的杜甫，是不是不應該寫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應該振臂高呼“大唐加油”？岳飛“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何不直接喊一句“大宋雄起”？
歷次災難所產生的優秀文藝作品，並非簡單的“有病呻吟”，那種痛徹心扉的悲天憫人，無法被時間丟棄，時至今日，杜甫以及他的同道們所創造的大量詩篇，早已融入到我們的血液裡，成為生命的一部分。
不僅痛徹心扉的詩句具有持續的生命力，那些溫暖人心的作品，同樣美好，如“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有些期待是人類共有的，有些文化是自我修養與傳統的結合。“眾志成城，萬眾一心”另一種說法是“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
唐朝元和六年的一個夜晚，40歲的白居易佇立窗前，外面下起了雨，他想起一個姑娘，寫下一首《夜雨》，前八句如下：
我有所念人，隔在遠遠鄉。
我有所感事，結在深深腸。
鄉遠去不得，無日不瞻望。
腸深解不得，無夕不思量。
疫情籠罩下的國人，有幾個不懷有這樣的情感？白居易寫於一千多年前的詩，我們早已不在乎這是不是一首情詩，它讓我們想起了遠方的親人，想起了無數和我們一樣的國人，想起了掛念並祝福的戰士、醫生。
價值判斷、責任與人性的底線
當然，毋庸置疑，與那些優秀的詩篇不同，災難來臨之時，大量所謂的“災難文藝”，確實拉低了所謂“文藝”的下線。
自稱“中國煙槍體散打詩人”的陳衍強，以一首《仰望天空》“名冠全國”。
2月2日，這首詩發佈於網絡。由於該詩涉嫌侮辱正在遭受疫情折磨的湖北同胞，引發猛烈批評。這首帶有明顯地域歧視的詩，是作者自以為狡黠的“小淘氣”，自得其樂而又無知。當然，再讀幾首這位詩人的其他作品，也不難發現，這是他一貫的風格，若上綱上線到人性低劣的程度，也不一定恰當。其實，類似這樣的作品，在疫情蔓延的當下，是普遍存在且“藝術水準還說得過去”的。
這些天，鋪天蓋地的所謂“新冠體”詩歌讓人措手不及，就提振士氣而言，它們連口號也不如，缺乏情感和藝術的加持，很難想象能對當下有任何裨益。陳衍強背後，有一批藝術庸才，他們或以表面的“歌功頌德”為藝術標準，或以偏狹的人生觀起家，實則是背道而馳，讓一篇篇所謂的作品成為笑柄。
當然，作品質量有優劣，這本無可厚非。但基本的價值判斷需要守護，文學所承擔的責任需要釐清，甚至，需要對人性的底線進行藝術的判斷。
災難來臨，詩歌往往以其短小、富有感召力等原因，能迅速成為撫慰靈魂的藝術形式。也有很多人寫出了非常優秀的作品，比如十二年前的汶川地震，朵漁一首《今夜，寫詩是輕浮的……》，精準地把握了地震帶來的恐慌，以及我們面對地震時的各種情緒，至今仍能持續帶給我們震撼。在那場浩大的詩歌運動中，這首詩使大量庸詩成為笑話，並提升了詩歌的品質，使一個文體不至於徹底淪落為笑柄。
詩最好寫，也最難寫。藝術的各個門類是相互制衡的，面對災難，輕輕寫下的作品，來源於感動或悲傷，來源於作者的藝術修養，也是人性的集中展現。
荷爾德林在《麵包和葡萄酒》中問道：“在貧困時代裡詩人何為？”海德格爾由此寫下《詩人何為》，他說：“也許世界黑夜現在正趨向其夜半。也許世界時代現在正成為完全的貧困時代。”諸神退出之後，詩人作為酒神的神聖祭司，在黑夜裡走遍大地，傳播光明、自由、愛與信仰，“在世界黑夜的時代裡道說神聖”。
神聖從何而來？就像朵漁所說，災難來臨，寫詩當然是“輕浮的”。詩人們發現，一首詩的作用，抵不上一棵青菜，一副口罩，不如短視頻裡那些感動的瞬間。文藝措手不及，有點被邊緣化的徵兆。但藝術有藝術的位置，它指向一種救贖，對自我靈魂和時代的反思，它提供一種精神力量，挖掘普遍情感背後的價值取向。
霍俊明在《“要有光”：非常時期的抒情詩人——關於“抗疫思潮”的思慮和提醒》中說：“今天回過頭去看，當年高達幾十萬首的‘抗震詩歌’能留下來的有幾首呢？ 無論是日常生活流還是巨大事件的歷史時刻，無論是奧斯維辛之時還是奧斯維辛之後，任何一個時間都給詩人設置了難題。這一難題或挑戰，既是社會學層面的又是詩學層面的。”
加繆小說《鼠疫》。
每個人所呈現的人性光輝，就是一部部《史記》
關鍵時刻，有些人讓自己以及自己的職業蒙羞。有些人本想只做普通人，卻活成了英雄，比如李文亮醫生。
比如作家方方。
武漢封城，方方開始寫封城日記：
我相信，口罩並不缺貨，缺的是怎麼才能到市民手上。
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李文亮在我們的淚水中離開了。
封城的第二十一天。有點恍惚感。我們居然被封這麼久了？我們還能在群裡說笑？還能相互調侃？還能從容地盤點自己吃了些什麼？我們真是很厲害。
……
方方筆下零散的文字，比太多長篇大論的文章，比轟轟烈烈的詩歌運動，來得更直接，更直抵人心。
災難面前，可以看到人心，看到力量。
武漢另一位作家池莉，1997年寫過一部中篇小說《霍亂之亂》。小說開頭寫道：
“霍亂髮生的那一天沒有一點預兆。天氣非常悶熱，閃電在遙遠的雲層裡跳動，有走暴的跡象。在我們這個城市，夏天走暴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23年後，武漢真的發生了疫情。
回憶當初創作《霍亂之亂》，池莉表示，這部小說是寫於1997年5月21日，發表於1997年第6期《大家》雜誌。“這是來自於我個人專業、工作經歷的小說，我曾經做了三年的流行病防治醫生。當我不得不離開衛生防疫專業的時候，我覺得我應該把自己的擔憂寫成一部小說。人類可以忽視流行病，但是流行病不會忽視人類。我們欺騙自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同樣身處武漢的詩人張執浩說：“每一位寫作者面對時代的反應方式是不一樣的，譬如海明威是顯性的，而卡夫卡是隱匿的，你不能用一種偉大反對另外一種偉大。一句‘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把好多當代詩人都嚇傻了，蠻搞笑的。寫不寫詩什麼時候變成問題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內心的怯懦在作祟，真正的困境是你有沒有能力擺脫合唱腔，歸根結底，還是我們個人的精神侷限在起作用，你是選擇做一個嗜毒食屍者，還是選擇做一個與病毒抗爭、共存，最後贏回人之為人的尊嚴的人。”
湖北作協主席李修文在一篇口述文章中說：“災難文學的唯一倫理，就是反思災難。……在這樣一場災難中，如何保障人的尊嚴、人之為人的根本，已經成為每一個作家必須面對的問題。”
文字會產生愛，看你如何去組合這些碎片。
一座城可以封閉，用什麼方式去記錄，去啟迪，決定權在作家手中，對作品判斷的決定權在讀者手中。
每個人所呈現的人性光輝，就是一部部《史記》。篩選、記錄、反思、昇華，正是當下時代的《史記》的產生過程。
偉大的災難文藝也可站到人類思想與藝術的巔峰。
濟南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竇洪濤說：“文學、繪畫、網絡、影視，無數的文藝作品在我們身邊不停地活躍著，我想好的文藝作品，除了一種美的呈現，更可貴的是能給人帶來更深的愛、更深的思考、更能震撼人的心靈，並且從而悟道。”
二十年前，時任《人民文學》雜誌編輯部主任韓作榮向竇洪濤約稿：互聯網，足球，癌症。他選擇了癌症。研究採訪了半年，寫成了近六萬字的報告文學《人類：傾聽癌症》，並以“特別推薦”發表在《人民文學》1998年第9期。
他記得韓作榮語重心長地說：任何一個作家都必須站在時代的潮頭，不能以一己之私見非此即彼，藝術家不論以任何藝術形式反映生活現實不是重點，重點是現實背後的文化意義，現實的源頭、邏輯以及這個邏輯之下的未來。要以共鳴化民成俗，這是一個作家的良心也是良知。
竇洪濤那時27歲，過去了二十多年，這部作品，現在還有人拿著給諸多的人分享。他們說，原因只有一點：數字過時了，但是邏輯永遠都是警世的振聾發聵。
類似的還有作家阿來。
2019年，作家阿來出版了長篇小說《雲中記》。
有人說，地震帶來的創傷，永遠不能治癒。《雲中記》就是寫汶川地震的，小說講述了 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後 4年，村民們都遷移到安全地帶安居樂業，生活也開始走上軌道，但阿巴祭司卻要回到雲中村，祭祀村裡當時蒙難埋在地下的亡靈，他要超渡這些亡靈。在他幾乎完成所有的祭祀儀式時，雲中村遭遇地震餘震引發的劇烈滑坡，整個村莊從此消逝。
地震之後的短時間內，出現了大量詩歌，堪稱一場運動。阿來也想寫，但無從下筆。他又寫了幾本書，和地震無關，卻一直帶著地震給他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暫，不能用短暫的生命無休止炮製速朽的文字。
直到2018年5月12日下午2時28分。阿來坐在書桌前，開始創作新的長篇小說。“此時，城裡響起致哀的號笛，在長長的嘶鳴中，阿來突然淚流滿面，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十年間，經歷過的一切，看見的一切，一幕幕重現。他關閉了寫了一半的文稿，新建立一個文檔，開始書寫，一個註定要消失的人和村莊。他要用頌詩的方式書寫一個殞滅的故事，讓文字放射出人性溫暖的光芒。”
《雲中記》所呈現的災難，早已不是現實的地震災難，但又無處不現實，彰顯生命的脆弱和力量的長久。
時間，多麼好的苦藥。但過去的教訓不意味著成功吸取，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沒有從歷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訓。”
這些天，許多人在看加繆的《鼠疫》。
小說開頭寫道：四月十六日早晨，貝爾納·裡厄醫生從他的診所裡走出來時，在樓梯口中間踢著一隻死老鼠。當時他只是踢開了這隻小動物，並沒有把它當一回事就下樓了。但是當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起這隻老鼠死得不是地方，於是再走回來把這事告訴了看門人。
小說中的諸多細節，和現實中的這次疫情非常吻合。從不屑到懷疑、緊張、恐懼，直至憤怒，最後暴發，再歸於平靜，心理的變化能夠從小說當中一步步感受到。
小說中有一句話：“鼠疫期間的恐怖日子並不顯得像無休無止的殘酷火焰，卻像是沒完沒了的重重的踩踏，將它所經之處的一切都踩得粉碎。”
災難來臨，我們期待英雄;但最終，我們並不需要英雄，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個普通的個體，在現實中活著，在人性的善惡間建立體系，各司其職，各得其所。
加繆說：“唯一的英雄主義是誠實。”
然而，誠實又是多麼艱難。多少人在真話和假話之間無法取捨，最終無奈選擇：說真話，不說假話，不意味著所有的真話都說，但起碼不說假話。
《鼠疫》中的一個個主人公陷入不同程度的沉默。一個記者辭去了工作;一個官員一生都在重寫小說的第一行;一個神父只在日記中吐露心聲;裡厄醫生無法向上級說真話。
再回到文藝本身。
還是那個問題，我們需要怎樣的抗疫文藝？
評論家汪政對世界文藝史上優秀的災難文藝進行考察，得出了三個特點，可以作為此次抗疫文藝創作的參照：首先是強烈的現場意識;其次是自覺的超越意識，在發現與反思中建構人文精神;最後，優秀的災難文藝總是能對災難文藝本身的發展做出貢獻。
汪政說：“唯有堅持藝術良心與藝術理想，椎心泣血，精益求精，才會創作出感天動地的優秀之作。正因為志存高遠，偉大的災難文藝常常因為其無可比擬的獨特性超越其自身，站到了人類思想與藝術的巔峰。”
現在，或者將來，關於此次疫情的優秀作品一定會出現。關於教訓和經驗，一定會有新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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