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來臨時，我們想起的那個人是誰？
不再信任時，我們信任的那個人是誰？
恐懼迷茫時，幫我們走出黑暗的那個人是誰？
走出黑暗時，我們漸漸忘記的那個人是誰？
文|誰最中國
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當84歲高齡的鐘南山再度掛帥出征時，許多人感慨道：他，是這個時代的無雙國士。國士一詞，再度映入人們的視野。
當今時代，何為國士？
不畏強權，敢為真相發言者，是為國士；不懼災難，捨身取義，救國民於水火者，是為國士；質疑權威，具有獨立精神者，是為國士；學術苦研，以科研為人類貢獻者，是為國士；理想崇高，引領與改革時代者，是為國士。
國士，是災難來臨時，人們第一個想到的人。是不再信任時，人們願意信任的人。國士，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脊樑。
沒有國士的國家是可悲的，沒有讓國士得到尊崇與記憶的時代亦是可悲的。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士”就相當於西方所談的“社會的良心”。在這個看似簡單的字眼中，有著一種“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肅穆之氣。古人素來尊崇國士，認為他們是國之精神的造就者，是一國之魂。古有管仲、商鞅、范蠡……今有鍾南山、屠呦呦、施一公……
《大醫精誠》中說：“精者，醫術精湛；誠者，醫德高尚。所謂大醫者，集精誠於一身。“凡大醫者，必當安神定志，無慾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普救眾靈之苦，來求救者，不問貧賤，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一心赴救，如此可為蒼生大醫。”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歷過幾場大型瘟疫的威脅。麻風病，東北鼠疫，非典以及今日的新冠狀病毒。慶幸的是，每一場的瘟疫，都有人頂起了這座大山，救萬千民眾於水火。麻風病有馬海德博士引領，東北鼠疫有伍連德帶領，而非典及新冠狀病毒，有鍾南山帶隊。
武漢疫情發生後，高齡84歲的他，警告著別人不要去武漢的同時，自己卻獨自踏上了前往武漢的列車。有人說：17年前他就站在那裡，17年後他還站在那裡。花甲到耄耋，他對國家對人民的義無反顧，卻從來沒有改變過。
他的再度出現，就像陰霾中的一道光，從上空打下來。人們由不知所措的惶恐突然就變成了安心與信任。美國曾做過一次國民調查，在中國國民心中，誰的信任度最高，得票數最高的是鍾南山與袁隆平。
年輕一些的人或許不會記得他。可經歷過非典的人，都不會忘記，他就是那個2003年抗擊“非典”的第一功臣。當醫學界錯誤的以為，非典是支原體感染所造成的，並且這個認知造成了疾病的快速蔓延及大批醫護人員的犧牲時，是鍾南山，站了出來，講出了病情是由一種傳染性極強的新型病毒所造成的真相，由此，讓疫情得到了正確的重視。
在醫生不敢和病患直接接觸，連送餐和送藥都是從窗戶遞進去時，也是他第一個喊：“我們不衝上去，誰衝上去，把所有的重病人都送到我這裡。”
在抗擊“非典”最嚴峻的時刻，他38個小時沒有合過眼。後來病了，他以為自己是非典，便將自己隔離一週，在家裡輸液、吃抗生素，並且堅持工作。一週病情康復，確認不是非典後，他便再次撲到了戰場上。最終，這場戰役用了半年的時間，終於打贏了。
17年後，就像一場輪迴，新冠狀病毒襲擊了武漢。再一次，他站在鏡頭前，認真的告訴全國人民：我有信心不會讓非典重演，所以不要怕。
鍾南山，早已超出了一般醫者的力量，他是當之無愧的國士。在百姓的心裡，他就像一座山，高高的穩穩地佇立在那，只要有他在，我們就有底氣打贏任何一場瘟疫之戰。
青蒿素，是屠呦呦給這個世界的最好禮物，它拯救了全球數百萬人的生命。
2020年，國慶七十週年，國家以最高禮遇為中國當代國士頒發共和國勳章，共有八人，其中一位就是屠呦呦。她以專業的科研建樹，堅持不懈的學問精神，傾盡人生四十年，研究青蒿素，除了拯救百萬瘧疾症患者的性命外，也成為了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項的中國本土科學家。
諾貝爾科學獎之前，沒有人認識她，諾貝爾科學獎之後，她的名字家喻戶曉。
上世紀60年代，全世界都面臨著一個重大課題，就是要有新的抗瘧藥物來解決奎寧類老藥物的抗藥性問題。為此，國內外許多專家做了大量試驗，都沒有進展。當時，我國動員了全國500名科研人員，來尋找新的抗瘧疾藥物。39歲的屠呦呦，便被任命為這次課題攻關的組長。
她翻閱中醫古籍，和團隊研究了超過2000種中藥，最終發現了青蒿葉可能有抗瘧效果。但當時，青蒿素的提取是一個世界公認的難題。屠呦呦反覆摸索，和同事們熬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體會過無數次碰壁挫折。最終，在古書籍中找到了線索，葛洪《肘後備急方》中記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於是，她便在一處小平房裡和團隊每天進行試驗，因為長期浸泡在提取青蒿素的化學物質中，她也得了肝炎。
反反覆覆地試驗後，她找到了用較低溫來提取青蒿素的方法，並最終發現青蒿提取物確實可以很好地抑制寄生蟲的生長。取得突破後，她將青蒿素提取物做成了藥物。不過，新藥需要臨床試驗。文革期間，是沒有辦法做的。她便和同事以身試藥，最終，確認了青蒿素提取物對人體是安全的。而這項藥物，後來拯救了全球數百萬瘧疾患者。
面對接踵而來的榮譽，屠呦呦卻毫不在乎，她總說：青蒿素研究獲獎是中國科學家集體的榮譽，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不要採訪我，我還想去做更多的事情。”她的生命，早已同國家連接在了一起。好像在她心中，她從不以為自己是國士，而僅僅是，做了一名中國科研人員該做的本分之事。
他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他的歸來被看作是中國新一代海歸科學家的傑出典範。回國後，他為改善中國教育風氣與科研環境做出了巨大努力。他解析的超高分辨率的剪接體三維結構，被業界稱為近30年來中國在基礎生命科學領域對世界科學做出的最大貢獻。
他，就是施一公，是一名科學家，是一名院士，是一名教授，是一位校長。但在他自己看來，所有的頭銜都比不過一個“師者”的身份。
2008年前，施一公是普林斯頓大學捧在手心上的明星，世界各個頂級大學爭相競聘的對象。2008年後，施一公是清華大學全職任教的教授。面對拋棄瞭如此多光環，突然回國的他，全世界掀起軒然大波。面對眾人的質問，他說：
“科學無國界，但是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我回來，就是要改變大環境。”作為學術界的領軍人物，因著施一公回國舉動的帶領，在短短5年間，全球就有70多名優秀的人才也回到了祖國。《紐約時報》驚呼：“因為施一公，中國對美國的智力流失開始反轉！”
回國後，他倡議並實施了迄今為止中國最高級別的大規模人才引進計劃——“千人計劃”，致力於為中國引進更多的科研人才。實施過程中，當看到科研界腐敗現象，他感到焦急與痛心，不畏強權，與饒毅實名發表文章，痛述中國科研文化中，做好的研究卻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係重要的弊端，希望中國科技界能夠居安思危，改進體制和機制。
在一次因為內部問題而落選院士時，社會上各界人士都為施一公鳴不平，可他卻毫不在意，時隔很久後才說：“在我回國的目標中，從來沒有當院士一條。我覺得一個學者如果把當院士作為終極目標，未免太狹隘了。”
他一生的使命就是科研與教育。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他常常教育學生要清醒：雖身處浮華時代，但要讓價值觀迴歸理性，不能用金錢作為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標。他鼓勵每位青年學子以天下為己任，義無反顧地追求最前沿的科學、創造最先進的技術，為中華崛起和人類文明做出自己的貢獻。
他時常因國內教育痛心疾首，中國作為一個泱泱大國，如果沒有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不可能全方位成為世界強國。他希望在中國，能有一所真正的人才大學。
他後來辭去清華的任教，通過慈善捐贈創建一所新型大學——西湖大學。有43位創始捐贈人和將近1萬位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為這座大學捐款。
施一公說：“創辦西湖大學之前，我對諾貝爾獎從來沒有上過心，但是自從創辦西湖大學以後，我對它特別關注。因為我意識到如果我早一點得到諾貝爾獎，會對大學創辦創造一個非常好的輿論環境，會讓西湖大學得到社會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但是對我而言，十個諾貝爾獎也換不來一個西湖大學。”
在西湖大學成立儀式上，他說：大學之大，不在大樓之大，而在大師之大。西湖大學有近百位世界一流的科學家，致力於培養的是第一對有社會責任感，第二是拔尖創新的人才。西湖大學的誕生不僅是應時勢之變，更是應教育之需。
施一公的生命，正應了他父親為他取的名字，希望他長大以後能一心為公。施一公說：父親賦予我這個名字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關頭，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的選擇，他希望自己能有像父親一樣的大愛和情懷。
自古以來，都是由一個個偉大的人，撐起了一個偉大的國家。他們的理想，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魯迅先生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取法的人，這些人構成了中國的脊樑。”
在中國，還有一個國士家族，這個家族誕生國士有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錢鍾書，還有歷史學家錢穆、外交家錢其琛、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這個家族有條家風古訓一直流傳：“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必謀之；利在一時固謀也，利在萬世者更謀之”，這條錢氏的家訓也被民間稱為國士家訓。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謀私利者謀一時，謀公利者謀一世。在現在這個許多人為私利而奔忙的時代，真正謀公利者才有可能像錢氏家族綿延千年而不衰，誕生出一代代為國而肩負者。而那些謀私利者，一時風光，如同黃粱美夢，曇花一現禍害家族。
國士者，從不以自己利益為先，也從不需要光鮮靚麗的包裝，而是一心以國家社會利益為先。浮華功利，精緻的利己主義盛行的時代，他們就像一道光，引領著青年學子該當如何立身。一個國家若沒有國士，便如黑暗籠罩，所有人可能都被捲進了浮華功利的洪流之中。
這個時代，慶幸，有他們。
有使命，乃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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