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初的中國，除了核物理和急性傳染病研究，其他科研都已基本停頓。為了繼續開展自己熱愛的科研工作，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的孫儒泳懇求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研究所的領導批准他加入對抗鼠疫的工作。
從1973年起，孫儒泳在祖國的邊疆地區開展鼠疫的疫源地調查和滅鼠拔源工作。艱苦奮鬥了4年，他卻對“滅鼠拔源”產生了懷疑：“物種種群的動態和物種的死亡或新生，有其自身的規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如果採取正面進攻、人工殺滅的方法，往往會使種群繁殖更多和恢復更快。防治鼠疫最緊要最好的辦法是進行鼠疫疫源地調查，進行鼠間鼠疫流行病預報，以及切斷疫菌與人接觸的渠道和加強人間鼠疫的防治工作。”
在那個年代，他的思想和言論都是超前的。而在當下，一場大疫迫使人們重新反思人與自然關係的時刻，孫儒泳的這番話仍然發人深省。
新中國的第一門動物生態學課
2020年2月14日，93歲的孫儒泳在廣州溘然長逝。這天北京的大雪紛紛揚揚。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王德華站在窗前，看著鵝毛般的雪花落地而融，淚水也禁不住潸潸而下。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時節，他無法南下送別。
1990年，王德華考上了孫儒泳的博士，研究小型齧齒類動物的生理生態學。“那時，全中國能招哺乳動物生態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的只有孫先生一人——他是中國動物生態學的開拓者之一，也是中國動物生理生態學的奠基人。”
1953年，孫儒泳赴蘇聯莫斯科大學留學，師從前蘇聯著名的動物生態學家尼古拉·巴夫洛維奇·納烏莫夫教授。1958年，他學成歸國，回到對自己有栽培之恩的北京師範大學。
1961年，北師大通知孫儒泳開授動物生態學這門課。這不僅是孫儒泳在前蘇聯留學時的術業專攻，也是新中國前所未有的一門課程。得到這個機會，孫儒泳驚喜之餘，也意識到了其中的挑戰——當時全國都沒有合用的教材。
“更重要的問題在於，生態學儘管原理全球相通，但各國動物區系不同，環境也大有差異，甚至有天壤之別，作為研究生物與環境相互作用規律的生態學教科書，也應該各具特點。”
反覆思考後，孫儒泳決定從頭開始，利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編寫講義、編寫實驗指導，並籌建相關實驗室。當時系裡給孫儒泳配備了一名助教並撥了少量啟動經費，也分給他一間十五六平方米的單人宿舍。他就在這一方斗室裡，翻閱文獻，記錄筆記，為每週兩小時的課程做足二三十個小時的準備。
偶爾有同事到訪，看到桌上、凳上、床上到處都是翻開的書，幾無立足之地，都目瞪口呆、歎為觀止。
經過兩年教學，生態學講義初步完成。孫儒泳將講義發往國內其他生物系，再進行新一輪的交流修訂，最終讓國內第一本動物生態學教材得到了生物學界的一致認可。
70年代後，生態學從宏觀統計向微觀機理深入發展，在世界上已漸成風氣。孫儒泳敏銳把握住這個趨勢，帶領他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團隊率先向微觀生態學進軍。微觀的機理研究往往需要先進的儀器設備，學校沒有，他就帶著學生去其他科研機構借用，甚至還指導學生設計製作替代設備。
與此同時，他也在不斷地拓展著生態學的疆域，打開了水生動物生理生態學、動物行為學、保護生物學等諸多領域的大門。
直到步入古稀之年，孫儒泳還進一步開拓出了生態系統管理、生態系統服務等新興領域。
“孫先生的年歲不斷增長，但學習和探索的熱情從未消退，始終走在學科發展的最前面，為中國的生態學研究開闢著道路。”孫儒泳的學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牛翠娟說。
中國動物生態學的“聖經”
年輕時為備課和編寫講義積累的大量素材，成了孫儒泳後來著書立作的寶貴財富。
1977年，全國科教界百廢待興，成都召開了高等院校生物教材會議。會後，孫儒泳便投入了多所高校合編《動物生態學》教材的工作。此後，孫儒泳繼續總結教學經驗，參考各國生態學教材，也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編寫出煌煌90萬言的《動物生態學原理》。
孫儒泳曾回憶，這本書刊行前，他積累的活頁紙筆記就厚達一尺多高，卡片盒也用滿了三四個，“一筆一劃硬是用手寫出來的”。
《動物生態學原理》於1987年出版，被臺灣《中國時報》組織的專家評選推薦為大陸十本重要著作書之一，後來又分別獲第二屆全國高校教材全國優秀獎和全國教學圖書展一等獎。這本書後來幾經再版，幾乎成為國內所有動物生態學學子的入門必讀書籍，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的生態學人。
“這本書可謂是中國動物生態學的‘聖經’。”王德華說，“90萬字鉅著，數十年積累，一人獨立完成——這在當今看來，幾乎無法想象。”
而這樣一本厚重的大書，讀來卻完全不顯艱澀：“有限的環境處於不斷惡化的困境之中，這是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應該關心的問題。但是對待環境問題卻不能持宿命論的觀點……我們應該相信人類的智慧和力量，依靠科學和技術。”
娓娓道來的筆法，明白如話的風格，就像先生仍站在七尺講臺上，把畢生所學講給莘莘學子聽。
孫儒泳對我國生態學教學的推動作用，還遠不止於此。他參與主編的《基礎生態學》、《普通生態學》都被國內高校普遍採用；他負責的北京師範大學生態學課程被評為國家精品課程。他撰寫和參與撰寫的專著、譯著、高校教材等有16部。即使在近80歲高齡時，他還主持翻譯了國外的先進教材《生態學》。
2012年，孫儒泳不慎摔倒，腦部受傷。學生們紛紛去探望，但他已經很難辨認誰是誰了。有一次，牛翠娟帶著再版的生態學教材，連同一些水果補品去看他。孫儒泳看到其他禮物都沒什麼反應，直到牛翠娟拿出那本教材時，老先生眼睛一亮，拿過來就不再放手，來來回回地翻看。
這一幕讓牛翠娟深受觸動：“他實在是我平生見過最愛生態學的人。”
把生態理念播撒向中國大地
生態學在中國是一個起步較晚的學科。80年代孫儒泳撰寫《動物生態學原理》時，還笑稱“生態學”是一個很“時髦”的詞彙。
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初啟，國內處處生機萌動、朝氣蓬勃。然而此時，全球環境惡化的危機也在逐漸凸顯，“糧食、人口、資源、能量、環境”五大問題迷霧重重、困擾不斷。“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明天”已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
在這種光明與危機交織的時刻，中國生態學會在昆明成立，馬世駿教授被推選為生態學會首任理事長，孫儒泳則當選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後任中國生態學會第三屆理事長），主要負責生態學的教育和科普工作。
“孫先生不僅在把生態學引入中國、引入課堂的過程中，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他對生態學走向中國社會，深入國民人心，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孫儒泳的學生、重慶師範大學教授曹振東說。
擔任中國生態學會理事長期間，孫儒泳在黨政幹部間開展了生態學基礎知識的普及教育，還主持撰寫了一本《生態學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幹部學習課本，這本書後來獲得了第三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三等獎。
“這次科普活動的意義絕非一個獎項所可涵蓋。”孫儒泳後來回顧道，“事實證明，一旦我們的各級黨政領導幹部認識和掌握了生態學基本理論知識，並在決策和管理中加以實踐貫徹，就必然會減少許多短視和失誤，也將會給社會帶來福祉。我們的天空將會更加蔚藍，我們的大地將會更加花紅木翠、水清山碧。”
2007年，孫儒泳捐出自己50多萬元的積蓄設立了一個助學基金，資助對生態學有重要貢獻的年輕師生。
“有人可能會覺得，50萬元對一位院士來說並不很多。但孫先生一生清正節儉，收入的確不高。”牛翠娟說。
如今，“生態學”、“生態環境”、“生態文明”等詞彙早已膾炙人口。“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建設美麗中國”等觀念和表述也逐漸深入人心。這離不開一代代中國生態學家的研究教育和科普推廣，也斷然離不開孫儒泳等老一輩生態學人的開拓進取和播散火種。
一生丹心寄綠野，如今白首歸青山——斯人已逝，春天還在路上。在這個特殊的時節，我們懷念先賢的最好方式，或許就是再次認識生態文明的價值，全力贏回一個海晏河清的生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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