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霄
最近，全球經濟學家都在關注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這次疫情顯然是2020年中國經濟的“黑天鵝”，短期之內，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較大的不確定性。
回想新年伊始，我們還在關注各地GPD的增長趨勢，如今卻不得不面對疫情之下，尋找更加有效的生產恢復和經濟運行方案。
疫情防控不容鬆懈，但發展經濟、恢復經濟增長的決心也不容動搖。2月14日，山東省提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的實施方案》，明確支持濟南、青島市建設成為國家中心城市，培育發展濟南都市圈和青島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山東半島城市群。這真是別具一格的“情節人禮物”。
疫情當前，山東為何以省委、省政府的名義印發此方案，支持濟南、青島“雙國家中心城市”的建設方案？或許，想法由來已久，因為“區域協調發展”對山東省而言，真的很重要。
地方GDP冠亞季軍的野心
在2020年地方兩會中，我們就已經能夠感受到山東省的緊張，因為這場經濟賽事關乎地方經濟“跑的速度”、“跑的長度”和“跑的質量”。
但毫無懸念，連續30年領跑全國的廣東省，依然是C位出道。
2019年，廣東省GDP總值預計突破10.5萬億元。這意味著，廣東省不但跑出了自己的調性，“一不小心”還跑出了亞洲。
一方面，廣東省帶領全國首創“十萬億俱樂部”，對全國經濟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
另一方面，通過橫向對比世界銀行2018年全球各國GDP數據，可以發現，廣東省GDP按匯率折算後，可達到約為1.52萬億美元的經濟體量。這已經超越澳大利亞、緊追韓國，堪比全球第十三大經濟體，真可謂“富可敵國”。
中國廣東省與世界各國GDP的對比（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隨後，江蘇省透露其2019年全省GDP接近10萬億元，年度經濟增長率預計達6.4%左右。這似乎向外界傳遞出江蘇要與廣東一爭高低的決心。
相形之下，山東省的GDP就多少有些讓外界“擔心”了。
雖然，山東省預計2019年實現GDP增長5.5%，按照2018年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修正經濟總產值6.6億元計算，山東省2019年很有可能會進入7萬億俱樂部。但這對於山東省而言，並非優異的成績，同時還面臨著不小的挑戰。
2019年若干中國省市的GDP及增速（注：表中山東、四川、湖北、遼寧、黑龍江2018年GDP數據採用“四經普”調查結果數據）
根據歷史數據，自改革開放以來，山東在1982年-1985年連續四年衛冕冠軍。隨後在1986年-1992年與江蘇省展開競逐，拉開了“中國經濟老二”輪流做的序幕。而自1993年起（僅2006年除外），面對逐漸與廣東、江蘇拉大的數字差距，山東從 “被別人追著跑”變成“追著別人跑”的窘境。
雖然大家都是經濟強省，但是冠軍只有一個。
通過分析1978年到2018年的地方GDP數據，我們發現，山東與粵蘇兩省的差距變化一目瞭然。
山東與廣東的差距由1978年領先廣東39.6億元到2018年被反超3.06萬億元；與江蘇的差距由23.79億元擴大到2.59萬億元，41年竟然產生了1090倍的距離。
那麼此刻，山東推出的經濟發展新政策，能否助力其經濟重新進入快軌車道？為何山東省篤定“區域協調發展”是本省經濟復甦的關鍵？又為何要支持濟南、青島市建設成為國家中心城市呢？這一切都要從山東省城市“頂層設計”的缺失來講。
城市“頂層設計”缺失
目前，在區域城市群建設方面，山東省還沒有形成國家級城市群，也沒有國家中心城市。換言之，缺少了城市“頂層設計”，就缺少了國家級的政策支持。資源調動和區域發展都會受到影響，高端人才和企業資本難聚焦，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山東省經濟的增長。
因此，實現山東省經濟的快速增長，首先要從內部實現區域協同發展，以城市群的力量解決“內憂外患”。
一方面，山東省在全國經濟地理版圖中，是個有點尷尬的“存在”。北面的京津冀城市群、南面的長三角城市群和西面的中原城市群，使得山東經濟發展面臨較強的競爭壓力。加上如今橫空出世的雄安新區、新發布的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設計等，再次凸顯了山東在國家區域發展戰略上的空白。
另一方面，在城市“頂層設計”上，山東省並沒有讓大家眼前一亮的標杆城市。相反，在不遠處的鄭州、武漢相繼被確定為國家中心城市，將意味著更多政策、資金和技術等資源的傾斜。特別是諸如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鄭洛新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等的成立，更是加劇了山東省地方城市突圍“三面”的難度。
山東省濟南都市圈和青島都市圈
顯然，山東省“三面”突圍的任務十分緊迫，這也就解釋了山東“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要打破這一現狀，山東省只能舉全省之力，賦予青島和濟南經濟活力，再加上國家中心城市這一自帶城市經濟增長功能的“頂層設計”，或許就能助力山東省突出重圍。
當然，打造青島和濟南成為“雙國家中心城市”只是山東經濟振興的第一步。接下來，還需要通過以兩“點”帶兩“圈”（濟南-省會經濟圈，青島-膠東經濟圈），以“兩圈”形成山東半島城市群“輻射帶”，實現“點-圈-帶”的經濟突破，最終發揮山東省經濟集聚效應，這才是改善山東省經濟發展的關鍵。可見，山東省這一舉措可謂是用心良苦。
綜上，支持濟南、青島建設成為國家中心城市，改變山東省區域格局，也僅僅是揭開了經濟復甦下的一層面紗。山東省若要實現區域經濟質的飛躍，還需要更進一步，解決民營經濟培育不足的難題。
民營經濟培育不足
通過與粵蘇兩省民營企業表現進行對比，我們發現在民營經濟發展方面，山東省經濟復甦的第二步應是縮小民營企業數量的省域差距。
在2019中國民營企業100強中，廣東省和浙江省企業各計17家，並列排名第一，江蘇省民營企業14家位居第二，而山東100強企業未過雙數，僅有9家。
具體到營業總收入方面，廣東民營企業總營收共計37810.58億元位居第一，佔24.15%；江蘇緊隨其後排名第二，總營收24780.61億元，佔比15.83%；山東位列第五，總營收11145.20億元，只佔100強總收入的7.12%。
2019年百強企業在中國部分省份中的數量分佈
所以，與其說山東經濟不景氣，不如說山東經濟增長相較放緩。廣東、江蘇等省經濟發展增速依舊強勁，二者民營經濟發達也是有目共睹的。
一方面，廣東依傍粵港澳大灣區頂層設計，江蘇則佔據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的優勢，這些都為各自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新平臺和新增長極。
另一方面，高新科技企業的突起，也是民營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能。這裡就更不用強調廣東的華為、騰訊，江蘇的蘇寧、恆通等，已經發展成為體量龐大的頭部企業，對地方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規模效應和示範效應。
相較之下，山東經濟結構整體上仍然以發展傳統產業為主，新興產業發展相對遲緩，在科技企業領域也相對落後，民營企業數量不多。在如今以科技引領新經濟的時代中，山東需要“頂層設計”來賦予區域新的經濟“增長極”，從而實現進一步縮小省際間差距的目標。
總的來說，山東省要實現經濟復甦、保持較高增長速度，並非僅僅關注GDP數值上的對比和追趕，更重要的是要關注隱藏於GDP之下，在城市頂層設計、產業結構調整和營商環境等方面的差距與不同，通過縮小省際間在資本、技術和人才上的差距，讓自己一直處於領先的地位。
□王霄（新京報智慧城市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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