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就是兇手》
在各類藝術形式中，電影是表現手法最為多樣的，從娛樂大眾的爆米花大片，到表達自我的先鋒派電影，再到開闊視野的紀錄片，電影可以用不同的手法實現不同的效果，不過電影最擅長做的是探討哲學思想和展現多方的觀點。
正因如此，著名德國導演弗裡茨·朗於1931年拍攝的首部有聲電影《M就是兇手》成為了一代經典。
《M就是兇手》
《M就是兇手》是最早一批探索用聲音來服務劇情的電影，它奠定了現代驚悚片的基石，其對光影的創新運用，啟發了德國黑色電影。
除此之外，它還代表著電影向著更為複雜、細膩形態的進化，影片開創了一種模式，如果在電影中精心設計道德和哲學問題，觀眾可以得出自己的答案，並對自身道德信仰進行檢視。
但導演弗裡茨·郎是如何通過電影提出這種問題的呢？
弗裡茨·郎
儘管早期的一些電影也探討過哲學主題，但《M就是兇手》是第一部用精心設計的架構來向觀眾提問的電影。
如果你觀察一篇議論文的結構，就會通常發現如下的內容，開頭是對主題進行概述的引言，中間是支撐論點的論據以及推理過程，最後得出結論性的假說。
議論文也是中國高考語文作文中常見的結構
電影中的話題討論也遵循著這個形式，但電影語言不是由語句組成，而是通過鏡頭、場景、表演、剪輯、蒙太奇來表達觀點。
我們可以從弗裡茨·郎的早期傑作《大都會》（1927）中看到這種基礎架構，影片在開頭質疑了未來世界中兩個階級之間的極端分化，接著通過對世界和人物生活的觀察形成論據，最後我們得出結論，兩個階級之間需要加強溝通與協作。
《大都會》講述了在2000年，人類被分為兩個階層，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故事
而《M就是兇手》與傳統的議論文結構有所不同，它雖然提出了論點和論據，卻沒有得出結論，反之，觀眾需要自己去探索得出結論。由此，弗裡茨·郎讓觀眾去思考一個哲學式的問題。
《M就是兇手》在開篇幾分鐘便交代了幾乎所有的背景，向觀眾拋出議題。一個孩童殺手給城市蒙上了恐怖的陰影，孩子們傳唱著關於他的順口溜，驚恐的家長憂慮自己孩子的安全。
鏡頭中是即將被殺害的女孩兒艾爾西，她在警察的幫助下穿過馬路。
《M就是兇手》中的女孩艾爾西
這一幕告訴我們，這是一個關愛弱小的社會環境，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兇手路過寫滿自己駭人罪行的通緝令時映出陰影。
《M就是兇手》中的兇手陰影
問題來了，面對逍遙法外的殺手，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做？
《M就是兇手》的長處在於賦予了觀眾幾乎全知全能的體驗，使我們能從各種角度進行分析。
導演弗裡茨·郎展示了連環殺人案給這座小城帶來的影響，猜疑和緊張的氣氛使無辜的人們互相攻擊，我們看到了它如何影響家長、公眾、警方以及犯罪團伙。
《M就是兇手》中人心惶惶的人們
影片中一名心理學家在分析貝克特的筆記，以此來判斷他精神失常，而與此同時，貝克特對著鏡頭調皮的拉伸自己的嘴角來愉悅自己。這個動作的再次出現，是他瞥見了小孩並嘗試平復犯罪衝動的時候。
《M就是兇手》中兇手貝克特無法控制自己
《M就是兇手》中的貝克特
除此之外，我們在《M就是兇手》中能夠聽到《在妖王宮中》 * 的旋律反覆出現，這是貝克特用口哨吹出的殺人前奏，輕快童趣的曲調，與即將發生的悲劇形成強烈對比，為兇案增添一層殘忍的意味。
*《在妖王宮中》是格里格為易卜生的詩句《培爾·金特》所寫的配樂，甯浩在《黃金大劫案》中也使用了此配樂。
《M就是兇手》
如果我們多聽幾次這個曲調後就會發現，它代表的不只是歡愉和衝動，而是內在慾望無法壓抑的外在表現。
弗裡茨·郎沒有讓貝克特這個角色變得討喜，而是通過展示他的生活環境來幫助我們理解他，我們看到他掙扎著剋制自己，也看到他的恐懼和孤獨，但並不因此同情他，因為我們同時也看到他罪惡的影響，那些心碎的父母，還有被恐懼和猜疑擊垮的城市。
《M就是兇手》中心碎的父母
在影片的最後一幕中，黑幫抓住了貝克特，並將他帶到了一個地下法庭中，我們聽到市民和檢察官的控訴，以及被告和他的辯解，“法庭”維持對貝克特死刑的判決，如果放他生路，則可能帶來更多的殺戮。
貝克特堅稱自己犯罪時不受控制，不應該為此受到審判，正當人們要殺了貝克特時，警察闖入把他帶回了真正的法庭，但就在法官即將判決之際，影片戛然而止，只留下觀眾化身最後的法官，憑藉貫穿全片的證據來得出自己的判決。
觀眾可以獲取這樣的證據：貝克特是一個兒童殺手，但是貝克特沒有行為自控能力，如果留他活命，他可能從操舊業繼續殺人。
這時就需要我們問自己一句：殺人是否正當，就算對象是一個沒有自控能力的兒童殺手。
這個問題源於功利主義的概念，即那些能夠滿足最大多數人利益的決策往往是最好的。
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英國的法理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者。
上述這個功利主義的觀點最先由哲學家傑里米·邊沁在19世紀初提出，但理論基礎可以追溯到更久，如果考慮到影片創作的時代背景，1931年的德國，你就會發現這個問題有更深的意義。
當時的納粹黨是德國國會中的第二政黨，他們危險的極右意識形態主張對少數民族進行鎮壓和種族滅絕，以擴大雅利安種族的利益，導演弗裡茨·郎和主演彼得·洛都是猶太人，最終於1934年逃出德國。
彼得·洛和導演弗裡茨·郎都是德國籍猶太人
考慮到這段歷史背景，影片之前的問題則代表了更宏大的問題，我們願意犧牲多少來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幸福，當然如果最終選擇以血還血並不會使人變成納粹，卻能引發觀眾思考：如何來治理社會？
這部電影的價值在於它提出的問題就算放在當下依然適用，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觀眾心中的答案決定了他們的政治觀、人生觀以及每天的日常決策。
《M就是兇手》
當哲學家傑里米首次提出功利主義時，沒有人知道確切答案，那是在19世紀初期。而在1931年弗裡茨·郎通過《M就是兇手》拋出問題時，觀眾依然沒有答案，90多年後的今天依舊如此。
這就是《M就是兇手》提出的深度思考，以及電影在探討哲學思想方面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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