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滿78歲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顯然比嬰兒潮一代年紀還大。不可思議的是，這位佛蒙特州參議員竟成了年輕人的代言人。昆尼皮亞克大學（Quinnipiac）在1月中旬公佈的一項民調顯示，在民主黨人中，39%的34歲以下人群支持桑德斯，而65歲及以上人群中僅有7%支持他。
至少20世紀50年代以來，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的差異塑造了美國人的生活，正是嬰兒潮一代讓“叛逆”成為了“年輕”的代名詞。這種差異也是當今衝突的核心，它也許會改變未來幾代人的政治局面：千禧一代拒絕美國的資本主義共識，接受社會主義的人數創下了有史以來的新紀錄。去年，50%的38歲以下成年人在哈里斯民意調查（Harris Poll）中表示，他們“更願意在社會主義國家生活”。這樣的觀點在許多調查中反覆出現，數量之多，甚至遠超激進主義盛行的六、七十年代。1974年，民意調查專家揚科洛維奇（Daniel Yankelovich）發現，在25至34歲的美國人中，有四分之三認為美國“已危險地向社會主義靠攏”。
批評家常把當今的社會主義浪潮歸咎於千禧一代的懶惰。有些人則比較寬容，稱原因在於左翼教授主宰大學校園。而一位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卻有不同的解釋。哈佛大學教授、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格萊澤（Edward Glaeser）認為，問題更多地出在經濟上，而非文化或教育上。
52歲的格萊澤認為，年輕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變得激進，是因為“現代美國經濟在許多方面對他們不利。”許多公共政策使得找工作、存錢和找到負擔得起的房子變難了，於是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會想：“為什麼不試試社會主義呢？”不過這種藥方只會讓情況惡化。
格萊澤譴責那些限制就業市場、提高生活成本的政策，並對比了如果沒有這些政策，經濟會是什麼表現。“在許多情況下，”他說，“我們似乎有一種感覺：內部人士在給外來者使絆子。”業已立足的人，無論是通過哪種方式（有房一族、工會工人、退休人員），都擁護讓移民和年輕人等“後來者”更難出頭的政策。
看看房地產市場。“20世紀60年代以及那之前，”格萊澤說，“美國基本上實行財產權制度，也就是說，只要你擁有一塊土地，就可以在上面建造任何合理的東西。”但從那以後，城市和鄉鎮開始限制房屋的建造區域，限制單元數量，並對開發商提出嚴格要求——這一切都導致房價上漲。“於是就出現了由於限制住房供應而導致的代際間的再分配。”
那些在政策寬鬆期買房的人，或者是近來買房的有錢人，都已坐享房價飆升的紅利。但與此同時，“年輕人就是沒有房屋財富。”截至2013年，在35至44歲的人群中，一個排名第75百分位的人與30年前同一排位的人相比，擁有的房屋淨值（經通貨膨脹調整後）還不到後者的一半。
紐約和舊金山灣區等高收入大都市的房價飆升得尤其嚴重。因此，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千禧一代放棄了未來的收入，定居在鹽湖城、博伊西、愛達荷州和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等房價較低的地方。“人們搬到這些地方，主要是因為房子便宜，而不是這裡的生產力高。”格萊澤說。大城市裡，沒有大學文憑的人根本無力居住在有高薪服務業工作的區域。“1980年以前，窮人還會搬到高薪地區，”他說，而如今，“這種地方的窮人稀稀拉拉，看不到幾個。”
收入向格萊澤所說的“樹大根深”人群轉移，這一現象在福利項目中最為明顯。“最初的醫療保險設計相對溫和，”他說。年齡分佈相對年輕，治療範圍也有限，因此這項計劃在1966年開始實施時是可行的。“但現在這個體系基本上變成了無論採取哪種治療方式，都基本可以報銷。”該項目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現已超過3% 。年輕人“發現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許多這類福利”都“流向了年長的富人”。這些福利支出主要來自工資稅，而工資稅在低收入者的工資中佔據了過高的比例。
納稅人還要為政府僱員的退休金繳納更多資金。“在城市層面，最令人震驚的事情是公共退休金計劃。”格萊澤說，“這是一個可以為晚年大幅積累薪酬的系統，到時則可以長期領取大筆退休金。”1960年以來，由於政府僱用人數超過人口增長速度，公共債務不斷膨脹，現在每年州和地方的退休金支出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5%。每一筆付給退休公交司機或教師的錢，可能都是犧牲年輕家庭的儲蓄換來的，或是犧牲小企業主對新就業崗位的投資換來的。
這片充滿機遇的土地是如何被阻止後來者上升的政策所淹沒的？格萊澤引用《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1982）一書作者、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提出的理論，“奧爾森對經濟的興衰有這樣的看法，”格萊澤說，“一個成功的、穩定的經濟會催生出這樣的利益集團，它們本質上阻礙變革，保護自己的利益，斷絕一切創新的可能。”
奧爾森通過對不同地區和時代的先進社會做案例研究，展示了這一趨勢。例如，“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所有的地方行會都合謀減少貿易。再譬如20世紀70年代，撒切爾夫人還未上臺時的英國，整個國家難以管制，工會的運作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出改變。”
美國不是這樣的——格萊澤以前也是這麼想的：“我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讀奧爾森的書時，我的想法是，‘嗯，這很有趣，不過聽起來不像美國。我們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開放的社會。’”但格萊澤後來的研究改變了他的想法：“30年後，當我回過頭來思考這個問題時，奧爾森就顯得很有遠見了。”隨著美國社會的演進，人口也日漸老齡化，選民們開始逐漸支持有利於相對富裕群體但同時損害整體增長的政策。
年輕人沒錢也沒經歷，總比年長者更喜歡公開的再分配。但對於在冷戰時期成長起來的嬰兒潮一代來說，“社會主義不在討論之列，因為它與我們反對的邪惡帝國聯繫在一起。”蘇聯的貧窮和殘暴也證明了這個制度並不可行。“對於那些沒有冷戰記憶的人來說，”格萊澤說，“這種汙名是不存在的。”現在所有30歲以下的人都在這一人群之列。
然而，格萊澤引用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年輕人對社會主義的願景用“過度再分配”一詞描述也許更為恰當。他們不尋求國家對生產資料的控制，而是希望通過對富人徵收懲罰性稅款來為免費上大學這類項目提供資金。“他們會說，‘嗯，現在有一大堆項目——有大量政府支出幫助老年人。我也想要。如果我們要在醫療保險上花很多錢，為什麼不為我在教育上多花點錢呢？’”
顯而易見的答案是，再分配會將資金從生產性經濟中抽走，隨著時間的推移，集體財富將減少。年輕的社會主義者無視這一點，並將資本主義等同於貪婪。格萊澤反駁道：“資本主義是一種制度，貪婪是一種罪惡。但貪婪也是現代社會運轉的主要動力。而良好的制度能讓貪婪產生效益。”
舉個例子：“得克薩斯州的建築商們（當地的房價比沿海地區便宜）並不是出於好心才建造人們負擔得起的房子。”“而是當地的監管體系使得他們能輕鬆為普通美國人大規模建造良好的住房。”
為了給後來者機會，格萊澤想要削弱“樹大根深”團體的影響力，同時恢復對“包容性強的、能為更多人提供機會的資本主義”的激勵。他承認，這與其說是一個計劃，不如說是一個願望。“整體看美國，我們很難想象會遭受到足以促使社會做出改變的打擊。”他說，“但城市崩潰是有可能的。”他回憶起自己的家鄉紐約也只有在20世紀70年代面臨崩潰時才實施了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改革。
不將全國性危機考慮在內的話，“各州和各城市之間的競爭將帶來最大希望。”他支持“新法規的自動日落條款。我還認為，如果更多的州出臺規定，要求制定法規之前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這會是很有價值的。”
這將有助於為成長中的企業開闢空間，這些企業往往受到過度監管的阻礙。以優步（Uber）和Lyft開創的共乘行業為例，格萊澤稱“這是極少數有科技獨角獸公司僱用較低技能美國人的領域。當然，這些公司無法為這些普通員工支付高薪，”他說，“重點是他們能有這樣一個地方，人們願意拿著這樣的工資工作，顧客也願意購買。”
儘管如此，各州和各城市還是制定了限制兼職工作的法規。這些共享出行巨頭和“零工經濟”的其他參與者正在挑戰要求提高工資和福利的加州議會第5號法案。這項法規雖然會使全職僱員受益，卻可能會導致兼職行業損失成千上萬個工作崗位。
格萊澤還建議讓現行規則更容易遵守。他說，在有的地方，“想在市中心開一家銷售奶製品的雜貨店，你得拿到15張許可證。如果有專人能幫助他們通過審批程序，那就太好了。”
他希望國會向各州施加壓力：“不妨討論一下，將允許高需求地區的建設作為獲得州交通資金的前提條件。”
雖然他不同意諷刺千禧一代懶惰的說法，但他也承認，資本主義的未來取決於人們恢復信念，相信工作本身有價值，而不僅僅是一種賺錢以供消費的手段。“一箇中等收入的人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能照顧好自己的家庭，這就有很多值得欽佩的地方。”他說。年輕的咖啡師、學生、銷售員和司機逐漸失去自己能夠供養家人的信心，“我們需要不斷強調，這些品質實際上是英雄品質。”
不過，格萊澤堅持認為，如果政策改革能使工作更有成效，這種觀點將更有可能被理解。如果能實行一個計劃，創造出充足的就業機會，提供足夠廉價的住房，並通過削減福利來促成減稅，那麼可能就是朝著取代桑德斯年輕支持者心目中的社會主義邁出了重要一步。
Boomer Socialism Led to Bernie Sanders
https://www.wsj.com/articles/boomer-socialism-led-to-bernie-sanders-11579304307
作者：Mene Ukueberuwa，原載：華爾街日報，本文版權歸屬作者/原載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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