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国际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国际组织法学开拓者和奠基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梁西先生，于2020年2月26日22时30分在武汉逝世，享年96岁。
武汉大学珞珈山北三区的家属楼，是梁西人生最后三十年生活的地方。进入晚年，他不带学生、不讲学、不宣传，就在这里读书、看报、修订著作，清清淡淡的。
学习国际法的人对梁西的名字并不陌生，他创设了国际组织法这门全新的课程，《国际法》《梁著国际组织法》等著作是不少高校的教材。但对于大多数人，这是一个鲜见于公众视野的名字。
后辈们说他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可敬不可学”。“他的为人大家都特别敬佩，但学不到、学不来。”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黄志雄说，尤其放在当下这个时代，在年轻的人看来，或许觉得有些格格不入。
二月末，武大校园已有早樱盛开，梁西在早春的夜晚，于家中安详地走完自己一生。
“一个浪漫的人”
早些年讲课时，梁西总是笑盈盈的样子，经常伴着手势。“思想像流水一样，能够形成一股洪流，有一种什么？”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势头”二字，“一泻千里～”，操着湖南口音，手从右到左划一道，挥洒自如。
与教学的热情形成反差的是，日常生活中，梁西更愿“躲进”自己的世界。
打小和梁西先生一家住在北京大学蔚秀园106院的粟牧回忆道，“梁伯伯是那种特别淡雅的人，跟别人交往都是淡淡的，但内在里有一种和蔼感。我父母和梁伯伯家都是两湖地区的，所以两家走得近些，也似乎有更多于邻居的招呼和交往。”
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粟牧回想起来，一个个镜头还在眼前。 “印象中他会有时喊我去吃点家酿的小菜，在那个年代的滋味无以言表。”尤其记忆深刻的是，“小时候美好的天文知识和神话传说似乎都来自于梁伯伯的讲述。”当时的蔚秀园，抬头能看到天上的星星，孩子们常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梁伯伯就会教大家认识牛郎织女星。”
上世纪70年代，北大周边算是近郊，现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周边那时候是一片一片的麦田，夏天傍晚，暑气刚散，“梁伯伯、刘阿姨（梁西夫人刘文敏）、梁云（梁西女儿）还有我，沿着细细长长的土路，去麦田边玩。”“有时候吃完饭还下着雨，我们四个人撑着伞去未名湖走一走。”
“一个浪漫的人”，这是粟牧眼里梁老的形象，她总觉得这种浪漫主义也对自己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很清贫，梁伯伯家这种清清淡淡的生活特别舒服，我当时还是小孩，但喜欢跟他们在一起。”
在高校里连最小的官都没做过
1983年，梁西应母校邀请离开北大重回武大任教，和106院的人没了联系。长大后，粟牧才知道，原来梁伯伯学问做得那么好，那么有名。
但即便是学问做得出色，梁西连“高校里最小的官都没做过”。
“高校里最小的官就是院系教研室的主任，之前在北大、武大都希望他承担一些行政的工作，他都拒绝了。”黄志雄说，“他不是不愿意去做行政工作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只是他的性格使然，更愿意以其他的方式来发挥作用。”
后辈眼中，他是一位纯粹的书生，“为自己的心而活”。“他的学生有时开玩笑称他‘可敬不可学’。他的为人大家都特别敬佩，但学不到、学不来。”黄志雄说。
尤其是放在现在这个时代，倒是有些格格不入了。
2019年3月，梁西去武大的中南医院看病，医生要求必须住院，但医院床位紧张，他就在走廊上住了一个星期。
黄志雄告诉记者，其实他跟院里说一声，是完全可以也应该帮他解决的，但他不愿意去麻烦别人。
在高校耕耘近70年，他直接指导的硕博士研究生中，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联合国首席军事观察员、中国驻外国大使、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但梁西从不会以此为自己寻找便利。
201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中午，粟牧和母亲在北大未名湖散步，意外地又见到了梁西夫妇。“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们，觉得天上的星星还是他教我的。那天特别偶然，看到梁伯伯刘阿姨在湖边坐着。”
耄耋之年的夫妇，依旧是多年前朴素的样子，颤颤巍巍地相互搀扶着。“我妈妈说请两位吃饭，梁伯伯拒绝了。后来梁伯伯说，我的学生太多了，要来这车接车送都无所谓的，但我们就想享受自己的平静。”
“他总是不愿去惊扰别人。”
“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
一生只做教书先生，在梁西眼中，教师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要把课讲好，不能“误人子弟”。
生前接受采访谈到当老师，“我特别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引起学生们对我讲课的兴趣，以及对我的信任与尊重。教师如果得不到学生的尊重，讲课的效果肯定好不了。”
他愿意在讲课上下大功夫。备课上，他有套时间准则。一般地说，老教师或讲老课：备课与讲课的最低比例应为5:1，上一个小时的课，要用5个小时去准备；新教师或讲新课：备课与讲课的最低比例则是10:1。
“他常说没有充分准备就绝对不上讲台。”黄志雄说。在北大创设“国际组织法”这门新课程时，梁西先后准备了七年，查阅、翻译和整理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
“要给别人一碗水的话，你至少要有一桶水。”梁西的学生、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杨泽伟如此形容。
为了获得最好的讲课效果，上课的内容梁西都是反复地修改，“自己再三推敲，他夫人和学生提意见，改完以后还会反复演练，在家里对着镜子去讲，用录音机把自己讲的内容录下来再回放。”
早些年，梁西还会去空教室演练，为了增强现场感，还把夫人请去做学生。讲课过程中哪一点没有说清楚？从学生的角度来听哪个地方还不过瘾？请夫人提意见。
黄志雄2002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梁西去他的课堂听课。“他不告诉我什么时候听，有一天就随机地、悄悄地坐在我的课堂里，讲课结束后，他从讲课的语速、板书、与学生的互动，提出意见来，但以鼓励为主。”
对后辈的求教“来者不拒”
上世纪90年代末，自己的学生开始带博士研究生，梁西便主动退出教学一线，为后来人让路。
“当时研究生院还想请他继续带学生，安排了名额，梁老给研究生院写了信，退出招生。”杨泽伟向记者回忆。
进入晚年，经历的人生风雨横跨了世纪，为中美关系史上意义重大的“L. W. Cameron驾驶美机侵入中国领空”案担任被告律师也好，为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的初期工作做了大量工作也好……都存进了历史的盒子。
法学院想要给他拍纪录片，他摆摆手拒绝掉。学院解释说，拍纪录片是保存学院历史、是给学院做贡献时，他才同意。
从教学岗位退下来后，梁西完全变成了珞珈山一个普通的老头，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打打门球，散散步，更多的时候在北三区家属楼4层80平米的房子里，看书、读报、修订著作。
“他的学生，还有我们这些年轻老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也会去找他，他还帮我们指点迷津、修改论文。”黄志雄还记得，很多年前拿着自己的文章向梁西请教时，他会用方格信纸写下一版又一版的修改意见。
晚年的时候，因为年轻时的损耗，梁西的视力每况愈下，阅读要靠放大镜。“但对于我们的求教，他都是来者不拒的。”
治学的严谨习惯也一直保留着。2010年，杨泽伟受梁西委托，协助修订《国际组织法》，梁西特地把自己搜集的有关国际组织法的资料，文章，报纸上零碎的报道，放在档案袋，整理了几个大袋子专门给了杨泽伟。
去年，《梁西论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五讲》出版，杨泽伟告诉记者，梁西自己反复看了四遍，从头到尾字斟句酌地看，反反复复地修改。编辑提出问题，他还会私下跟杨泽伟讲，“这个编辑提的意见很好，我们之前都没发现。”这本书也成了梁西的封笔之作。
96岁，梁西生前已经“随时做好了走的准备”。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学生们还是觉得突然。
梁西去世后，法学院党委副书记谢雅维在教师微信群里说了一句话，“当晚辈学到前辈们的精神并努力传承下去的时候，先生们就永生了。”
新京报记者 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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