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敢說出名字的愛”、彩虹旗和時代洪流之間，這些商業產品與同志群體，是彼此的慰藉和最重要的支持。
作者 | 黃雲騰
羅麥在目的地（Destination）酒吧被趙捷帶走是電影《尋找羅麥》裡第一個明示男主角羅麥性向的情節，導演王超最終在審查過程中刪掉了裡面一個看起來比較“刻意”的鏡頭，“本來有一個男的在那跳鋼管舞，把那個剪掉了”。
《尋找羅麥》是王超的第7部電影長片，他試圖在兩個男人的關係中探討救贖、信仰以及同性間的特殊情感。
《尋找羅麥》
位於工體西路的目的地是北京最大的同志酒吧。5年前，這裡成為電影裡羅麥和趙捷兩個主人公故事的轉折點。相比多年前的原著小說，被宣傳為第一部過審的內地同性電影，《尋找羅麥》本身被寄予了更多使命。“怎麼去打撈這些輕易的，被無意識、或者是有意識的，被拒絕掉的敏感的東西。”王超說。
《尋找羅麥》最終成為一個尋找與被尋找的故事。影片最後的完整呈現是，這個故事指涉發現、救贖和心靈平靜，同性戀與異性戀之間“共同的救贖之路”、和“共同的心靈歸宿”。
從千禧年開始，過去10餘年是中國同志活躍的高峰期。2006年前後成為同志群體在社交媒體上活躍的分水嶺。《同性婚姻法案》在那一年通過媒體再次遞交給政協委員。2012年，同志社交軟件Blued推出，6年後宣佈拿到D輪1億美元融資。隨後，在粉紅經濟的號召下，一大批同志社交、娛樂消費項目成長起來。
這些存在於3000億粉紅經濟消費市場的項目，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和改變著這個時代。“我們想滿足一些同志人群的娛樂生活，這塊內容太少了。”提供視頻直播、網絡綜藝節目、網絡劇、網絡大電影等同志類娛樂服務的方糖娛樂創始人郭陽說。始自於同志群體增長的消費需求，成為多數同志項目的創業起點。
從社交產品、影視作品再到圖書，與20多年前相比，今天的同志群體擁有了更多娛樂上的商業選擇，他們不必再向樹洞傾訴身份認同或情感困惑，也有了在一定範圍內更大的選擇自由，“不管你是人，猴，是否愛吃香蕉”。
在“不敢說出名字的愛”、彩虹旗和時代洪流之間，這些商業產品與同志群體，是彼此的慰藉和最重要的支持。
3000億和7000萬的大風口
《尋找羅麥》的票房最終沒有達到預期。王超對此並不意外。“前幾天我看了票房，剛剛過400萬。”王超說。他事先已經有過心理準備，一個藝術片，又是絕大多數國人難以接受的同性題材，“能這樣也還行。”
《尋找羅麥》是一部相較王超過去走得更遠的電影。這位代表作為《安陽嬰兒》、《日日夜夜》的第六代導演，此前的作品一直帶有強烈的人文色彩。《尋找羅麥》是王超第一部啟用明星擔任主演的作品。同時，在武漢傳奇人和春秋時代兩家出品方的操盤下，這部電影成為王超第一部登陸全國院線的長片。
相比過去電影作品中對在場感的實踐和認同，《尋找羅麥》成為王超在多個命題闡發下的試驗品。改編自多年前王超發表的小說的《尋找羅麥》，在原著《去了西藏》“見天地見眾生”的基礎上，增添了對贖罪、信仰和同性情感的探討，“這是一個非常緊密的電影，無論是結構還是心理，還是心靈的指向，或者宗教的歸屬感”。
《尋找羅麥》
在被剔除出流氓罪的第21年，中國同志群體獲得了更多表達和選擇上的自主。這種變化歸類於社會氣候的放寬，也得益於越來越多關注同志群體情感、物質需求產品的出現。
這裡面有王超這樣試圖尋求某種普世價值觀的文藝創作者和他背後的文娛玩家。《尋找羅麥》的出品方是曾出品過《戰狼》系列、《空天獵》的春秋時代。影片拍攝於2013年，到2018年4月上映，歷時5年。對春秋時代董事長、製片人呂建民來說，持續5年的審查戰爭成為對某種堅持或樂觀的表達，“每一個電影人心裡其實都想做一些比較純粹的事情”。
王超希望這部電影能夠給予同志群體慰藉。“這是一個包容和層次比較多的電影，我是對很多的這種人性的被禁忌，被某一些地方禁忌、被某一些時代禁忌，以及人性更幽暗地方的探索。”王超說，“同性是外在的束縛，我在講內在的東西。”
資本對同性內容的樂觀起始於近10年。在這10年裡，通過3000億美元和7000萬同志群體的數據估算，中國LGBT的市場規模被勾勒為具體數字。Blued在2014年分別獲得過清流資本和DCM的兩輪融資，數值超過3000萬美元。2018年，通過累計2.45億美元的投資，崑崙萬維宣佈獲得同性戀社交平臺Grindr的全部股權。
資本眼中的同志大生意，歸結於同志沒有婚姻或子女的束縛，從而具備更高的消費需求和經濟實力。“同性戀群體的消費大概是異性戀消費能力的三倍以上。”同時，在Blued創始人耿樂看來，因為更容易被歧視和被邊緣化，同志群體往往需要用更優秀的事業、和更好的收入，來證明自己。
供需間的巨大缺口、加上同性題材本身具備的指涉性，造成了粉紅經濟的市場風口。“做方糖娛樂，引流的主要方式之所以是娛樂，一個是同志這塊內容特別空缺，二是娛樂內容比較好引流。”抱著想要成立一個同志泛娛樂平臺的想法，郭陽在2016年成立了方糖娛樂。方糖娛樂成為帶有同性元素與同性偏好題材的網絡大電影、網劇和網綜的聚集平臺。僅在去年一年，方糖就製作了將近十幾部網大和上百集的網絡綜藝。
這已經是郭陽的二次創業。曾在完美世界和騰訊工作的郭陽，上一個創業項目是主打LGBT群體直播的傲嬌網。“目前我們更注重於直播、社區這幾個板塊，給同志提供一些便利的服務，包括同志的新聞資訊、泛娛樂的一些東西，做一些比較深度的服務。”郭陽說。在他的計劃中，方糖的最終目的是成為服務於同志人群的“泛娛樂產品”，後者的未來形態將會囊括不止視頻、文學、音樂等多個板塊。
對小眾人群的高粘性判斷成為方糖等玩家繼續的動力。特別是應對日漸高漲的用戶需求，內容缺口遠沒有更好的產品可以替代。“有段時間特別尷尬，沒有劇上了，但後來幾個網友還是一直在買會員。”郭陽說，這也使得大部分用戶願意為這些產品提供足夠的耐心。“我本來想退一部分，他們說無所謂，一個月20塊錢，我們就當支持一下。”
“提供更高的標準”
3000億的市場規模成為很多商業項目起始的原點。但在這些項目身上，商業也許從來都不是唯一的考慮。
根據《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瞭解，一家同性社交平臺在創業中期，接受了用戶提議，即以會員業務代替捐贈計劃。最終會員數達到“月活的將近10%”，“非常高”。會員業務啟動一年後，這家平臺來自付費會員的收入達到總收入佔比的20%，聯合廣告收入已經可以覆蓋掉平常的運營成本。
在粉紅經濟逐漸為中國互聯網熟知與運用的當下，一部分同志產品的商業模式仍然以這種簡單的邏輯存續。絕大多數同志類產品的標籤屬性大於其用戶體驗。2014年，同性社交軟件Zank創始人凌絕頂坦言自己不願意讓Zank變成一個工具化產品，否則大多數用戶在解決完找到同類的需求後，最後還是會迴流回微信、微博等大眾社交平臺。
某種程度上，要做小眾族群的生意，就意味著與小眾族群深度綁定。在族群和市場固定的情況下，這種存量市場的脆弱性和風險性會更加凸顯。
不同於大眾級別的商業項目，以同志為主體的創業項目試錯成本更高，死亡更加頻繁。Zank死於2017年的直播監管。絕大多數產品沒有逃出二八定律。在Blued依靠“全球領先的興趣社交APP和健康教育平臺”獲得D輪融資時，直播平臺Peepla因提供男同色情服務被監管叫停，包括主播和工作人員在內的17人因此被捕。
移動互聯網促成了慾望的滋生和擴張，很多公司需要因此表明決心。根據《中國企業家》報道，Blued在直播平臺審核中的審核規則一直在增加，包括不允許發白襪、不允許出現“約炮”和不允許裸露上身，也不能在衛生間直播。創始人耿樂之前就是警察，“他的職業敏感度甚至高過網監部門，我們制定標準他也會參與，不允許有任何觸犯邊界的內容。”
Blued創始人耿樂在世界艾滋病日上致辭
在單一市場進行的競爭行為，決定了稀缺資源與對市場敏銳度的重要性。從2016年起，Blued的定位變為“全球的同性戀生態型公司”。“我們在很多地區的覆蓋是不夠的，大部分的用戶都在中國。”到2017年，Blued的全球註冊用戶超過了4000萬。耿樂曾在2016年提到，“我們希望今年把亞洲的國家和地區全部吃掉，成為當地的NO.1。”
“我們避免原教旨主義，就是認為你是同性戀，所以你只能做同性戀的事情。”在《中國企業家》的報道中，Blued也在開發更多異性戀產品。至少在當下的語境中，這成為某種商業和安全上的考慮。
由於不被主流價值體系承認，同志群體的相關內容始終遊離於監管紅線。2018年4月，新浪微博宣佈清查同性戀題材的漫畫及圖文短視頻。微博認證為“中國首本公益性質同志資訊微雜誌《同志之聲》”的同志之聲官微隨即宣佈無限期關停。在接近3萬的微博轉發中，一部分同志項目的創業者默契地保持了沉默。
這種沉默源自於某種自覺。在上一輪《上癮》等同性題材影視劇被下架時，方糖及時轉換了賽道。“其實我們這塊不是說全部做同志片。”郭陽強調，“我們都是做同志喜歡看的東西，比如《甄嬛傳》、《小時代》，同志都喜歡看，但同志的情節又不太多。”
另一位不願具名的同志社交創業者則提到了快手的被整治。“整體的行業環境，大家都需要給自己樹立更高的標準。”這位創業者說，“整個互聯網環境是要在能夠提倡的價值觀方面，內容的健康程度、積極向上的程度上來說，都要比之前提供更高的標準。”
期望的結果
目的地是同志們的目的地。這座酒吧坐落在北京工體西路。每到夜幕降臨，長長的隊伍有時甚至需要排到馬路開外。
目的地酒吧是北京最大的gay吧，這座酒吧已經走過了14年曆史
如果要評選中國同志的文化地標，目的地應該是其中之一。成立14年、和北京最大的gay吧稱號，讓這座酒吧一直在同志群體心中保留著重要位置。“大家提到Destination，都會想到是一個北京特別大的夜店。”目的地的市場部負責人陳浩說。他向《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表示，不久前剛剛完成重新裝修的目的地，正在往綜合型的線下實體轉型。
擁有四層小樓和附屬小院的目的地，除了一樓是吧檯和舞池，二樓、三樓、四樓會依照藝術展覽、沙龍分享和HIV檢測中心等功能進行分佈。陳浩直言這是為了讓目的地“白天也可以來”。在公共場合，仍被與性變態、艾滋傳播源相提並論的同志群體，用陳浩的說法是，需要讓大家知道“這個群體其實還是很正常的”。“沒有誰規定只有直男、直女可以去看畫展，或者說可以有桌遊、出去郊遊、打球這種運動。”
事實上，經歷過過去20年的束縛與壓抑，今天國內的同志群體在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中表現得要更加活躍。這種活躍既體現在同志群體對部分標籤式定義的強烈反彈，也體現在各個商業項目的持續努力之中。
中國社會以傳宗接代為核心的理念訴求和即將到來的老齡化危機，決定了同志會有更坎坷的路要走。更溫和地、用商業力量去改變偏見，是幾乎所有人的共同選擇。
這種主動或被動的選擇是社會形態與族群需求交織下的常態。一位已經出櫃的圖書編輯告訴《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社會的進程是很緩慢的，你是要說期待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改變，或者會有什麼的，這種期待本身就會讓你很累和很容易失望。”
改變本身會發生在更為隱秘或持續的商業動作中。今年，方糖計劃扶持一些公益組織，“我們也在跟一些艾滋病的協會在談，做一些小節目或小電影，找一些心理輔導師在這塊做一些節目。”
這種自發性的公益行為同樣在Aloha、Blued等同性社交平臺上反覆出現，為了響應《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動計劃》，Blued在去年推出了全新的艾滋病預約檢測系統。
不過，這種漸進式的、溫和式的變化，很難說是否會帶來所期望的結果。人們無法預估目的地的變化會給同志群體帶來什麼真正的、有作用的影響。有關《尋找羅麥》的討論，因為排片或豆瓣評分而止步於對影片完成度的求全責備，同屬於文化娛樂消費的藝術展覽或沙龍或許也是一樣，“它畢竟不是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的”。
不過，每到週末晚上，目的地仍然是同志們的目的地。這裡是羅麥和趙捷們真正認識自我的故鄉。在14年前，目的地的老闆、普華永道合夥人楊治中將自己的一部分事業重心轉移到這裡，用陳浩的話說，過去的14年裡，這家酒吧一直以線下商業實體的身份，為所有同志創造回家的感覺，“一個月或者兩個月不來一次，總感覺就跟少了點什麼一樣”。
週六晚上，到了12點的目的地酒吧，幾個男人跳出舞池，在鋼管旁起舞。震耳欲聾的音樂把目所能及定格成一幀幀畫面，人們肆意舞動。王超說，“在這個國家，這個時代，他們是更需要被擁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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