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
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
地点：首都博物馆一层B展厅
（本次特展须提前预约，详情可见首都博物馆官网）
到西藏去！这似乎是厌倦了都市庸碌生活的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向往。西藏，它是大地离天最近的地方，它有绵延起伏的洁白雪山，它有庄重雄伟的布达拉宫，它有神秘莫测的宗教，它有淳朴虔诚的人民……这一切，似乎都能唤起人们纯净、圣洁的感觉。似乎踏上西藏土地，灵魂在浊世中沾染的浮尘便会被尽数涤荡，回归最初的纯洁。
高原路漫漫，朝九晚五的我们大概很难说走就走。幸运的是，今年在首都博物馆，众多西藏文物沿天路款款而来。在精心布置的展厅中，世界屋脊之上的文明图卷徐徐展开。
天路初音
步入展厅，在头一个展柜中，便可见到造型独特的双体陶罐。它提示着人们，从文化源头开始，西藏文明便有独特的面貌。这件双体陶罐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生活在西藏昌都卡若居民的创造。在那遥远的时代，卡若居民不仅留下了双体陶罐，还留下了丰富的骨器、石器、动植物遗存和其他遗迹，为今天的考古学家们侦破他们的真实渊源提供了线索。实际上，卡若文化的遗存并不单纯，不少陶器的器形、纹饰和图案，乃至遗址中所见的房屋遗迹形态，均与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相似之处，而出土植物遗存中的粟米，也从生业经济的角度证明了藏区与黄河流域的联系。卡若遗址呈现的物质文化面貌，既充满当地特色，又透露着外来文化的影子，证明着这片雪原虽然道途艰险，却自古通达。
卡若遗址并非史前藏区寂寞的存在，拉萨北郊的曲贡遗址与之并肩闪耀，构成了藏区另一支内涵丰富的史前文化。展览中来自曲贡遗址的猴面陶塑形象简洁而乖萌，自然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在藏族众多的神话传说之中，猕猴是藏人的祖先，它与罗刹女结合，子孙繁衍而成藏族。实际上，猕猴传说并非仅仅存在于藏区，横断山区的众多民族均存在类似传说。在这一语境下，曲贡遗址猴面陶塑的形象恐怕并非偶然为之，在它身上，不仅可能寄托着早期西藏居民的精神与信仰，还可能隐藏着史前人群跋山涉水的相逢与交融。静立于陶塑的猴面宛如历史的面具，在灯光之下，它似乎欲说还休。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物上所能见到的天路便不止一个方向。曲贡遗址的晚期墓葬中出土有一件带柄铜镜，据推测年代约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颇为特殊。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自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以来，铜镜数量甚多、类型丰富、分布广泛，然而带柄者却要到唐宋时期才流行开来，此前极为少见。从世界范围来看，古代铜镜实际分为两大系统，一类为东亚圆板具钮镜系统，一类为流行于西亚、近东和中亚带柄镜系统。曲贡墓地的这件带柄铜镜当属后者。带柄铜镜究竟是“藏产货”还是进口货，尚有争议，但它的发现至少意味着，早在公元前7-2世纪，便有那么一条可能曲折可能坎坷可能迂回的路，足以让拉萨眺望“西天”的云彩。
天路通达
史前时代之后，吐蕃诞生之前，西藏地区部落并起，其中，阿里地区的象雄部落一度风骚独领。苯教、藏文、转神山、拜神湖，这些今日藏民标志性的文化要素，都能从象雄部落找到源头。越古老的历史，便留给人们越模糊的想象。而展柜中的黄金面具、众多黄金制品、最早的“天珠”和“王侯”汉字织锦，则揭开了象雄面纱的一角，让散乱的想象定焦于奢华的光亮，而这抹光亮里隐约透露着复合的色彩。
文献中青藏高原诸部落以黄金为贵，阿里地区出土黄金制品的制作技法与形态，却与同时期匈奴、鲜卑系统的金银制品异曲同工。不止如此，类似的黄金面具，在新疆、尼泊尔等地亦有同款。被藏民视作从天而降的神物“天珠”，却出现在格萨尔王战败大食国后的战利品名单中，暗示着它在西亚、中亚的老家。至于书写着“王侯”的织锦，它最著名的亲戚，大概是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汉字本身就昭示了它们的故乡。种种物证串联起来，象雄部落的开放、“国际化”与高原天路的畅通跃然眼前。
象雄部落势力强大，但笑到最后的却是缘起于藏南河谷的雅砻部落。这支部落以“蕃”为自称，在近千年的时间里逐渐壮大。至7世纪时，一位杰出的领袖松赞干布横空出世，率领部落征服了象雄和苏毗等部落，统一了青藏高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吐蕃王朝。对象雄的征服，让吐蕃获得了由西面、西南通向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一带）、天竺的通道。高原的统一，也让松赞干布成为了亚洲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这些战果为西藏带来了美丽的意外——佛教。
天路佛光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之时，佛教徒在自己的老家印度正日益受到印度教的排挤。不少僧侣不堪其苦，便翻越雪山，一路向东，来到藏区传教。吐蕃宫廷对佛教颇为欢迎，在松赞干布迎娶邻国公主之后尤甚。
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之后，风头正健。他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极为重视，以和亲的方式与多个邻邦建立友好关系，先是与泥婆罗（今尼泊尔）联姻，娶尺尊公主。尺尊公主信奉佛教，因此从泥婆罗带来了不动佛像和弥勒菩萨像。此后，松赞干布又与大唐往来，向唐太宗求亲，以七十三岁之高龄迎娶十八岁的大唐文成公主。文成公主虽非唐太宗亲生，是宗室女，但入藏之后，千百年来，却被藏族视为非同一般的英雄人物，深受尊崇。一来，和亲来之不易，松赞干布多次求亲，屡遭拒绝，一怒之下，接连击败“据传”从中作梗的吐谷浑，又与唐军干了几仗，方才获允和亲。为娶亲付出的代价甚高，自然令人倍加珍视。二来，唐蕃之路难行，文成公主入藏历时三年，而文成公主本身亦信佛教，她为吐蕃带来了释迦牟尼佛像和汉地佛教经典，这后来也成为了藏传佛教发展的一大基石。三来，文成公主入藏后9年，松赞干布便去世了，文成公主又在青藏生活了22年，为唐蕃交流和佛教传播付出甚多。这样一位年轻的女子，长途跋涉于艰险的天路，承担起国家的使命，这番功绩，历经千年，仍能让人衷心感佩。
松赞干布在两位贤妻的辅助下，于佛教藏传有奠基之功。据说大昭寺、小昭寺和拉萨周围的众多小寺，便为松赞干布夫妇所建，而众多佛典也是在松赞干布统治期间开始被翻译为藏文。正因如此，松赞干布被后世视作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两位公主被视为度母转生。所谓度母，是观音菩萨的女性化身，藏语亦称之为“卓玛”。
不过，青藏高原一带原本信奉苯教，佛教就算获得了最高统治者赞普的支持，其传播也绝非一帆风顺。传说在修建大昭寺时，白天筑造，晚上建筑就会被苯教人士破坏。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政权仍多掌握于信奉苯教的贵族之手，在8世纪初，甚至一度爆发了禁佛运动。755年，赤德祖赞与唐金城公主之子赤松德赞即位，在他成年掌握政权之后，为摆脱贵族控制，寻求支持，转向佛教，废除禁佛令，开始在整个藏区推行佛教。同时，他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弘法，建立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齐全的寺庙桑耶寺。面对藏区佛教与苯教的严峻冲突，莲花生大师四两拨千斤，将大量苯教神祇、仪式吸纳入佛教系统，实现了佛教的本土化、通俗化，化解了众多矛盾，减少了佛教传播的阻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赤松德赞之后，佛教在高原迅速传播，直至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上台，再次因瘟疫和政治宗教斗争，采取灭佛政策。至此，西藏佛教的“前弘期”结束。而青藏高原也因为842年朗达玛的遇刺陷入混乱内战之中。一百多年的混乱，让民众不堪其苦，社会稍有安定，各地便出现了恢复佛教的呼声。于是，拉萨地区的贵族前往今青海一带求法，阿里地区一带的王室前往印度地区求法。1042年印度名僧阿底峡大师受邀入藏，先后在阿里、拉萨一带传法，这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标志性事件。
阿底峡原为王子，入藏前曾在唐僧取经的那烂陀寺担任主持，佛法精深。在其入藏之前，佛教虽已有所复兴，但佛教徒内部争论不休，对经典颇有误解。阿底峡在阿里地区时，撰写藏传佛教名著《菩提道灯论》，强调修持佛法当有次第，当以经典为规范。在阿底峡看来，藏区既不缺乏饱学之士，亦不乏经典，所缺者，唯戒律而已。阿底峡入藏的最大贡献，便是将当时的佛教教理系统化，并使得佛教徒的修持规范化。而他本人也因在藏区的弘法贡献被人称为“第二佛陀”。
阿底峡在阿里传教三年后，原想返回印度，不过禁不住来自拉萨地区的佛教徒们仲敦巴等人的诚心恳求，于是便又赴拉萨一带弘法，直至逝世。此后，仲敦巴于1057年建立热振寺，形成了藏传佛教中的噶当派。噶当派继承阿底峡衣钵，以尊崇经典、严奉戒律而著称。
实际上，由于吐蕃衰亡之后，各地分裂，不同地区互不统属。而佛教复兴之后与各地领主合作，形成了众多各自为营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一基础之上，滋生出众多的佛教派别。先后崛起的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与噶当派合称藏传佛教的五大支派。而各支派下，又有分派，如噶举派一派便有“四大八小”支派。教派竞立之势愈演愈烈，至12世纪达到高潮。直到13世纪时，蒙古大军沿天路而来，为高原带来了新的变化。
天路精英
13世纪，成吉思汗的子孙在欧亚大陆纵横驰骋，雄心勃勃的黄金家族并未忘记吐蕃故地。窝阔台汗在位期间，命其次子阔端着手经营西藏地区。阔端领兵驻扎凉州，派遣部将多达率兵直抵拉萨东北一带。多达入藏后随即北撤，向阔端报告西藏各教派的情况，并建议阔端选择当地的宗教领袖合作，共同管理西藏地区。在具体的合作人选方面，多达认为，噶当派寺庙最多，噶举派占地最广，但是萨迦派的班智达学富五明。
所谓“五明”，是指藏族佛教中的学问，“明”即学问、知识之意。五明有大五明、小五明之分。大五明包括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分别指文学、工艺、医学、逻辑、佛学等学问。小五明则是指修辞、辞藻、韵律、戏剧和历算。展览中所见的医学唐卡，既是对“医方明”所达深度的说明，亦是分管绘画的“工巧明”水平的体现。“唐卡”一词源于藏语，意为平面画，是藏传佛教中最为常见的艺术品。
精通五明之人，方能被称为“班智达”——这个词来自于梵文，意即“博学的”“智慧的”。萨迦派的这位班智达，是西藏第一位“班智达”，精通佛法。阔端最终便决定与他合作。1244年，时年63岁的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还带上了自己的两个侄儿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经过两年跋涉，面见阔端会谈之后，萨迦班智达撰写了著名的《致蕃人书》，信中详述了归顺与否的利害关系，号召西藏各派归顺朝廷。西藏自此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
班智达带去的两个孩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后来成为了西藏僧俗两界的顶梁柱石。八思巴奉召随侍忽必烈，因才华出众，先被封为国师，后又加封“帝师”，领衔宣政院，成为掌管西藏行政事务的地方领袖，更成为整个元帝国佛教的首脑。八思巴上任后为西藏的发展、乃至帝国的稳定殚精竭虑。他按当时的实际势力将西藏划分为十三万户，并调查人口，加强了对西藏的行政管理；主持大修驿道，方便了西藏与朝廷的沟通，此外，他还为元帝国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文”。恰那多吉则深受阔端宠爱，受命修习蒙古语言习俗。忽必烈即位后，将阔端之女许配给恰那多吉，并封之为白兰王，任“藏地三区法官”。萨迦派由此成为西藏居于领导地位的教派，帝师辈出，显赫一时。当初一老二小在西藏内忧外困之际毅然上路、踽踽独行，而当初路上的这番落寞，结束了西藏几百年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让西藏融入了蒙元帝国，也让内地重新认识了西藏。
元末明初，萨迦派在政治上日渐失势，西藏出现了另一位佛教大师宗喀巴。他创立的格鲁派，成为现在西藏人数最多、影响最深、规模最大的教派。明初永乐帝邀请西藏佛教领袖人物进京，宗喀巴派自己的大弟子释迦也失前往，释迦也失获封“西天佛子”，后又获封“大慈法王”。格鲁派由此获得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影响力大大增强。元明清三代，从屡封帝师、法王到金瓶掣签，中原之风频拂西藏，从掌理释教到藏传佛教东传，西藏的僧俗领袖直达元明清三代首脑，藏传佛教寺庙遍布京畿，声闻神州。雪域之路，自古艰险，然而既然已“和同为一家”，高原上下两端的杰出人物们，便不避险阻，一再踏上这条天路。
掣签金瓶展板
展厅核心堆砌出雪白的建筑模型，意在模仿西藏的标志布达拉宫，似乎又是在呼应人们对于雪域气质的想象。在被模型分割的空间中，一件件文物透露着西藏的一张张侧脸，一重重光彩讲述着西藏的一件件往事。那片看似与世隔绝的纯净之所，从不曾孤僻地存在过。从远古第一抔土的塑造开始，创造着这片净土文明的人们便从未停下往来奔忙的步伐。一条条前人踏出的天路，指引着它粗壮根系、蜿蜒源流的方向。沿着天路，千百年源源不断的奔流与积累，荟萃成今日净土的光芒；沿着天路，千百年生生不息的穿行与成长，让这片净土的光芒散发出阵阵檀香。
文并摄影/丁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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