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導演行列中，顧長衛和張藝謀同為攝影師出身，但近些年老謀子已經對藝術電影基本喪失了興趣，這方面最有力的佐證不是他賺得越來越高的票房，而是逐漸喪失的敘事慾望。顧長衛恰恰相反，從2005年的處女作《孔雀》，到2007年的《立春》，再到2011年執導的最新長片《最愛》，這些精心打磨出來的影片全都以飽滿圓潤的敘事取勝，尤其以影片中展現出的一種執拗與隱忍的理想主義情懷為人稱道。
據說，《最愛》的早期並不是一部如我們現在看到的單純展現艾滋病人的愛情影片。在最早的兩個半小時的版本里，它是一以雙敘事互相穿插，齊頭並進的形式展開：除了趙得意（郭富城）與商琴琴（章子怡）之間的傷情絕戀，另外一條主線是濮存昕飾演的趙齊全，一名血頭，鼓動組織村民賣血。這個過程中因為沒有安全的彷彿措施，致使村民染上艾滋病（“熱病”），而自己一夜暴富，在親情與私利，利益與良知之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可以說，在影片中，論角色的複雜程度，最為出彩的就是趙齊全這個人物，他代表了現時代中那些敢於打破常規，喊出自己慾望的小人物。他渴望走出窮山溝，渴望掙大錢，敢於袒露自己的慾望。他的悲劇在於他把自己的慾望置於了一個背叛一切的困境之中，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親人，致使全村人染上了艾滋病，還導致自己的兒子被人毒死。他揹負了沉重的負疚感，擺脫的方式只有用更大的慾望來填補。濮存昕此次出演確實是顛覆性的，一副二流子形象剛出場恍若王小波筆下的王二。可惜，因為中國電影中某種不言自明的原因，這個本來十分豐滿的角色本閹割得成為了一個有些僵硬和突兀的配角。
對《最愛》中變成單一主線敘事的趙得意與商琴琴的愛情故事，說起來更為複雜。在中國電影中，有一種固定的傳統模式一直延續不變，那就是謳歌小人物，對中國式的苦難進行抒情。從張藝謀的《活著》，到王全安《圖雅的婚事》，甚至賈樟柯的一些電影中都存有這樣一種敘事的痕跡。彷彿苦難成為了我們面對外界能夠訴說的唯一的題材，彷彿面對苦難，除了隱忍，你只能兩手空空，無能為力，彷彿偉大的中國人民小人物只配這樣笑著哭，註定被人踐踏，被人忽略。這樣一種敘事模式長期佔據了中國電影的市場，麻木了觀眾的神經。在看《最愛》之前，我很是擔憂顧長衛仍是無法突破這樣的一種電影套路。不過，在他的前兩部長片中一直都有一種高昂而執拗的理想主義情懷，彷彿那個高高揚起的降落傘，在自行車的飛奔中也能像風箏一樣飛上高空。在《最愛》最陰冷的段落中，商琴琴和趙得意打算一起上吊，赴死殉情，商琴琴面對死亡義無反顧，那是一種看透了塵世，對死亡無所畏懼的顫慄；而趙得意最終還是退縮了“多活一天是一天”。這兩種態度一種是蒼白的理想主義的死法，一種是隱忍的現實主義活法。面對疾病，死亡是必然的結局，而活著彷彿成為了一種苦苦掙扎和鬥爭的方式，他們無視流言蜚語，他們無所畏懼，他們在死亡之前領了結婚證。趙得意和商琴琴的身上的熱病成為了聯繫他們之間的共同身份和象徵，成為了他們共同擁有的文化背景，在這個疾病的掩蓋中是人性對生的渴望，苦苦掙扎的渴望。
桑塔格曾經在《艾滋病及其隱喻》中說，我們這個時代的大部分善意的公共話語都表達出了一種願望，即直言不諱地談論那些有可能導致全面災難的種種危險，“艾滋病正在拓展人們的習性，使其對核武器的儲存或炫耀中展現出來的全球毀滅遠景變得習以為常。伴隨大災難修辭的膨脹而來的，是大災難的與日俱增的現實性”。這個觀點與顧長衛的那個說法不謀而合，即他想在影片中傳遞出這種時代的戰慄，“非典、豬流感、地震、霍亂……我們在不停的遇到這些困境，整個時代都在過山車上面，很刺激，夢想奇蹟都可能會實現，但在輾轉的過程中，可能會因為太刺激了而有不安感，放大了說，那就是一種末世感。”可以說顧長衛想在影片中抓住人生中的那一瞬間，該怎樣去善待生命，該怎樣毫無隔閡地走進他們的內心，感受他們的心跳，感受他們的脈搏，感受生命的最為美好的東西。在大災難來臨之前，在疾病來臨之前，在死亡之前，讓我們感受到那種“現代大災難的陣痛”。明白了這點，我們才能明白《最愛》背景中敘事的那個兒童的聲音，那是個已經死亡的生命，彷彿告訴我們，從死亡開始，我們才能置之死地而後生，才能頑強地活下去。
最後想補充的是，《最愛》最初的篇幅是150分鐘，上映時不到100分鐘，原本章子怡和郭富城的戲份不過佔據影片的三分之一，最終上映時成了一個兩人的“獨角戲”。不過，就是這樣一個剪輯的版本，眾多配角短短出場的表演十分精彩，陶澤如、蔣雯麗、王寶強，蔡國慶、孫海英、李建華……沒有他們的出現，這部影片的精彩程度將大打折扣。向這些偉大的配角致敬，他們才真正代表了那些被閹割的中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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