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打造的世界”，解散了親密的人類關係，讓經濟邏輯支配了社會，改造了政治和社會的構建機制，最終，也塑造出了全新的人性樣式。（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7月26日《南方週末》）
在一個“貿易打造的世界”，最深刻的改變，是人性樣式和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人成為“交易人”、生活則成為不同價值之間的商品化交換。由此，也帶來“社會”本身的改變。人與自身、社會和自然的關係，全都被觀想為一種純粹的交易關係。
馮達文教授最近在《南方週末》發表《為何要從自由主義迴歸古典儒家？》，提出一項很重要的論題：振興儒學，將為現代世界帶來不一樣的改變。這裡所謂的“不一樣”，是相對自由主義思想的智識供給能力而言的。
我們依然記得，許多年前，以一些港臺新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學人，曾努力使自由主義吸收儒家思想的要素，從而形成“儒家自由主義”或“儒學自由主義”。這一努力在今天看來是值得商榷的。它預設了一種整全學說和生活方式的西方中心論，將自由主義的學理和西方現代性所構造的社會生活形式視為儒學思想應該通過調適自身而加以迎合的東西。
馮先生的文章，彰顯著一種新時代的文化自覺。儒家作為一種屬於“我們”的思想資源，試圖給曾經被自由主義整全學說裝扮成普遍歷史經驗的現代性注入一些全新的東西。這就是對人、社會和自然的儒式觀想之道。
我對此完全贊同，同時也想推進這個論題，來加深我們的思考。我關切的問題是：現代社會究竟病在何處？儒學該如何面對？
現代性：商人與商業社會
劇烈的變遷大概是百餘年來中國文化的一個獨特景觀。且不說各種異域思想你方唱罷我登場，光是那些“只是被介紹、從未受理解”的西洋理論，就不計其數。時至今日，大量譯得或好或不好的異域作品，仍為圖書市場的碼洋做著重要貢獻。
到了近些年，畢竟看起來頗有些“風景這邊獨好”，所以異域思想的好光景開始受到質疑。這質疑，從知識界個別領域傳出的些微雜聲開始，漸次增強放大開來。伴隨著中國力量，開始要發出中國聲音了。
一點兒也不奇怪！任何一種思想，都是對某種心智壓力的回應。百餘年來，中華民族的處境地位，可謂“大落大起”。從處處不如人，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猛然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過須彌之間的事。以思想和觀念為生的人文學知識人，面對這樣變化異常的景觀，必然有極強的心智衝動，去找尋可靠的思想工具，來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預測什麼即將發生。
以賽亞·伯林說，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蝟只知道一件事。雖然同為知識人，但不同於各行各業的技術專家，以沉思人類命運為己任的人文學者所關切是一件大事。這大事，就是我們稱為“現代性”的那個東西。
“現代性”的概念在漢語世界存在已久。四十年來，作為思想談資的熱浪，早已襲過幾波。不過，那些思想和學術討論，未見得都富有啟發價值。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並沒有真正獲得機會，將自己的日常生活放置於“現代世界”之中。對於中國人來說，現代世界的門檻，才剛剛跨進去沒多久。
終於來到現代社會，“現代性”就成為一種現實風景，而不再只是一個舶來概念了。我們開始遭遇許多未曾思考過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只在紙上停留，更在知識人的生活周邊湧現。“問題”和“答案”是心智生活的孿生子。“問題”給心智帶來壓力。有了“問題”，就要尋求“答案”。所以，知識人樂於討論“現代社會的一些基本思潮”，以便理解那些真切而現實的歷史變遷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又要走到哪裡去。
所有的人文學問題，沉思的都是人的問題。沒有比人性樣式和人類生活方式的深刻改變，更令知識人震驚的了。好在，我們並不是“現代性”大船上的第一批乘客。早我們數百年，西方人就已經在這艘船上沉浮掙扎很久了。所以，認識西方，曾經在很長時間裡，就是認識“現代世界”的一把鑰匙。
彭慕蘭說，現代世界是“貿易打造的世界”。赫希曼則對此津津樂道，認為“悶聲發大財”顯然是世界歷史的一項巨大成就。因為，貿易馴化了瀰漫於前現代世界人性之中的狂暴激情，代之以利己主義精緻算計基礎上的言語溫和與舉止平靜。試想，一個整天想著發大財的人，怎麼可能整天跑出去跟人一言不合拔刀相向？貿易帶來財富，財富催生繁榮，繁榮導致和平。所以，在苦苦沉思發財致富之法的年代，現代世界的貿易性特徵在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眼裡，簡直就是繁榮和崛起的靈丹妙藥。亞當·斯密甚至為此發明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概念來刻畫現代世界：商業社會。
發明這個概念，斯密並不僅是為了表明商業行為在現代世界的合法和常見，他的意圖更為深遠。他是想說，一旦貿易活動達到了某種程度，那麼，社會的基本運作機制就會發生根本性變化。在一個“商業社會”，人人都終將會像商人那樣觀想世界並開展行動。
商人怎麼行動？個體化、圖利、算計、投機、流動。一個人人都像商人那樣觀想和生活的社會世界，政治的運作機理和道德的動機圖式，必將根本不同於以往。早在現代世界剛剛露出自己商業本性冰山一角時，疾世憤俗的曼德維爾醫生就在《蜜蜂的寓言》中為新社會世界縱情謳歌：榮譽、地位、名望，一切在前現代世界被珍視的崇高價值，在現代世界，都只不過是各種私利和逐利動機的點綴裝飾。誰不能理解這一點，誰就要在新社會世界碰得頭破血流。想想《權力的遊戲》，閃爍著古典美德的臨冬城主奈德，根本活不過第一季。“小惡魔”提利昂卻恐怕永遠不會死，除非現代性本身死了。因為他身上的樣子，就是現代人的樣子。
現代社會：交易人的聯合體
所以，在一個“貿易打造的世界”，最深刻的改變，是人性樣式和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人成為“交易人”（許多經濟學家不太準確地將其稱為“經濟人”）、生活則成為不同價值之間的商品化交換。由此，也帶來“社會”本身的改變。
前現代世界中，“社會”有著我們今天不熟悉的樣子。亞里士多德說，人天生是政治或者說社會的動物。“社會”，在那個時候，是一個由城邦公民之間以愛慾和友誼的方式聯接而成的共同體。在這樣一個共同體中，生活的共識和一致性是整個“社會”存在的基礎和前提。失去共識和一致性，就意味著政治、社會乃至生活本身的喪失。
現代世界中，“社會”的構造方式變了。站在現代世界的門檻上，霍布斯就已經洞見到，像前現代世界那樣的友愛、共識和一致性，對於即將到來的新社會世界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論公民》中，霍布斯關鍵性地區分了構建政治和社會的兩種方式：聯合（union）和諧和（concord）。在霍布斯看來，作為一種前現代理想，諧和在現代世界不可能復現。因此，現代人只能降低訴求，轉而尋求構建一種基於聯合的政治和社會。
聯合當然是一種品質比較低的政治和社會理想。它所要求的全部東西，不過是通過某種聚合性機制，來形成通見（consensus），而不再追求前現代，特別是古典共和主義意義上的那種團結和友愛。換句話說，聯合所要求的，不過是利己主義的個人之間通過某種聚合機制，來達成利益訴求和意見看法的收斂，形成類似於康德所講的“客觀觀點”、斯密所講的“理想旁觀者”、現象學家所講的“主體間性”或者二十世紀政治哲學家所講的“公共理由”那樣的東西。用一句話概括：諧和尋求的是“生活在一起”，而聯合只要求大家能“湊在一起過”。
現代世界不僅沒有諧和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經濟邏輯開始塑造人性和社會本身。卡爾·波蘭尼在《鉅變》中，以罕見的人文主義腔調控訴道，在“交易人”組成的現代世界中，經濟生活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衝破了人性和社會傳統的韁繩，將自己裝扮成一個獨立存在的東西，並且反過來對人性和社會本身展開了一種涓滴到毛孔之中的改造。在這樣一個社會世界，一個人只有對他人“有用”，才能對自己“有用”；只有在交易中使自己處於有利位置，才能在交易中獲利。
“貿易打造的世界”，解散了親密的人類關係，讓經濟邏輯支配了社會，改造了政治和社會的構建機制，最終，也塑造出了全新的人性樣式。1786年，約瑟夫·湯森在《論濟貧法》中用殘酷的語言刻畫了現代世界的人性真相：“交易人”必將以飢渴野獸一般的心理動機來觀想世界和他人。
嘗試：對現代性的改良之艱難
展望即將到來的現代世界時，霍布斯曾打過一個精彩的比喻。他說，現代社會中的人，就像突然從泥土裡鑽出的蘑菇一樣，充滿戒備地彼此凝望。在這個原子化的圖利的新社會世界中，蘑菇們彼此之間不受任何先於個人的社會紐帶綁定，彼此不虧欠任何義務、毫不關心。人與自身、社會和自然的關係，全都被觀想為一種純粹的交易關係。只有利益能夠將“交易人”聯合在一起，也只有利益能夠維繫這種聯合。形形色色的公共生活形式，不過是集體自私的代名詞。
現代性異化了人性和人類生活。它使得一切依靠涂爾幹所說的機械團結才能得以維繫的前現代人類價值，比如真正的友愛、真正的親密關係，都失去了根基。那些在中西文明史上曾散發過人性光芒的充滿真情、坦誠和情誼的共同生活方式，對於現代社會而言，變得越來越陌生。對陌生化的他人和世界的恐懼成了情感生活的日常體驗，焦慮和漂泊無依的孤獨感瀰漫全人類，而愛、溫暖和感動變得遙不可及。世界失去了諧和的契機，人類關係被異化，人喪失了存在的甜蜜感。
不是現代社會病了，而是現代性自打出生就攜帶著病毒！洞察到此，不止一位思想家試圖給出醫治方案。
樂觀如亞當·斯密的人相信，雖然社會只能以聯合的方式構建，但即使是對“交易人”來說，也可以依靠同情心的培養和發作，來建立起一種內在的心理糾正和審查機制，抑制人性中反聯合的因素。換言之，儘管“交易人”的行動邏輯是經濟化的，但依靠一種長時段演化機制，也能構建出一種穩定、和平而富裕（這才是關鍵）的社會秩序來。
悲觀者則否認現代社會的進步性，不認為依靠“交易人”的集體行動邏輯，能夠最終演化出一種良善秩序。最重要的是，對於他們來說，一段使人成為“交易人”、使社會成為“湊在一起過”的陌生人聚合體的歷史，本身就是朽敗和墮落的。他們要求將現代人重新帶回諧和的政治-社會生活狀態，並給出了許許多多的方案。有的要帶著現代人回到前現代世界的鄉村生活；有的則要衝破現代性的負面後果，重建人性和社會。
但二十世紀全球史的最大教益，莫過於向我們表明，各個民族和文明終將進入商業社會。大規模、大尺度、商業化的社會世界必將來臨。城市必將崛起，鄉村難免衰落。這就意味著，當商業社會在世界尺度上節節勝利時，那些試圖從前現代的諧和生活形式中尋找現代性病症良藥的“還鄉夢”，比如說十七世紀的英格蘭“鄉村派”、十八世紀反聯邦黨人的“小共和國”主張、二十世紀的“社群主義”方案，都不可能獲得成功。
商業社會終將成為現代世界秩序的支配形態。無論你喜歡不喜歡。
儒學定位：重建親密關係與社會紐帶
那麼，知識人該怎麼辦？任何企圖讓歷史停下自己腳步的籲求，只會是一種心智迷亂。但，難道在宏大的歷史邏輯之下，每一個個體只能放任自己被商業邏輯洗刷、從而將人性的塑造力拱手交出去？難道我們只能像《千與千尋》中的錢婆婆那樣，避開現代世界創造的一切物質基礎，躲在充滿前現代趣味的鄉野，去抗拒那個把湯婆婆折騰得無時不在顛簸焦慮的金錢勢力？
這當然是一種辦法。豈不見終南山上常年居住著這樣的隱士？但這不是所有人都能採用的辦法。絕大部分人，包括在現代學院體制中日益專業化、技術化的人文學知識人，都不可能採取這樣的辦法。這不僅是因為生活所迫，更是因為現代社會的確創造了驚人的富裕和繁榮。也正因此，作為人文學知識人，我們需要去探索，尋找某種方案，幫助沉溺在現代世界之中盡情享受其好，又不知不覺落入其壞的人們，過得好一點、病得輕一點。
正因此，中國文化的崛起就具有了世界意義。就像馮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論述的那樣，儒家對人、社會和自然的觀想之道，並不像自由主義那樣，將個人看作原子式的、權利先於義務的、像孤立無援的蘑菇一樣戳在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之中的。相反，儒式觀想之道，依靠承認個人的有限性，來尋求個人與時間、空間的融合，強調拓展個體生命的體驗限度，來為個體帶來生命的滿足和快樂。這種靈性修養般的觀想之道，當然是緩釋現代性病症的一種良方。畢竟，就像哈佛教授普鳴在去年那本一時洛陽紙貴的書裡談到的，探尋一種無依無靠、無牽無絆、笛卡爾式的自識性自我，並在此基礎上將世界和生活的意義組織起來，這種思想方式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古怪而陌生。
那麼，中國文化應當怎樣為緩釋現代性病症做貢獻呢？對此，我們要保持一點警惕。一種常見於思想界，但卻值得警惕的方案，是試圖以作為整全學說的儒學來替代作為整全學說的自由主義。
現代世界之成為它所是的這個樣子，不是自由主義導致的，而是貿易及其帶來的技術、心態、制度、文化改變所造成的。自由主義從學理上準確復刻了現代世界的許多特徵，因此成為歷久彌新仍不失吸引力的思潮。但倘若現代世界的物質基礎發生根本變化，比如說貿易不再成為人類社會的基礎性交往手段，那麼，世界當然就擺脫了它的現代樣式，自由主義也將因喪失對世界的解釋力而成為一種思想古物。舉個例子，大衛·哈維就曾設想，一旦全世界都採用一種會定期清零作廢的比特幣來作為唯一貨幣，那麼現代性和它的自由主義整全學說也就不得不終結了。
儒學與自由主義之爭，其實是一場不值得存在的紛爭。儒學不應當將自己定位為自由主義整全學說的競爭者，不能以回應自由主義所設定的思想問題為證成自身合法性的前提。在早已熟悉“現代世界”真面貌的當代中國，儒學真正要面對的，是現實世界本身；真正要回應的，是異域智慧無法合理解決，但卻真切困擾世人的現實問題；而真正能夠辯護儒學復興合法性的，也只能是儒學思想資源所能供給的獨具中國智慧的觀想之道。只有當儒式觀想之道顛覆異域智慧提供的世界觀，並對飽受折磨而不易感知的現代式痛苦釋放出不可替代的救贖力量時，儒學才能在現代世界真正復興光大。
這就意味著，儒學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中國智慧，要從醫治每一顆具體人心入手，從細緻而微觀的現代社會生活景觀入手，為尋求出路的現代人提供全新的觀想之道，改變他們看待人、社會和自然的心態與眼光。於點滴細微處，做點滴細微事。
所以，儒學的前景，在於它能否幫助現代人重建親密關係、重建社會紐帶、重建人性，而不在於能否在言辭和概念上挫敗其它競爭者。儒學的出路，並不在重入觀念王國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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