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碼頭文化“三件套”：酒局、紅包、段子
重慶市監委發出首份監察建議
推動懲治同步標本兼治
近日，重慶市監委向渝北區委發出“監察建議書”，針對該區政治生態中存在的“袍哥”文化、碼頭文化，收送紅包禮金等現象，提出監察建議。
這份編號為渝監建〔2018〕1號的監察建議，在渝北區引發強烈反響，召開警示教育會、清理紅包禮金、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等一攬子舉措相應實施。
“拔除‘爛樹’的同時，通過監察建議，健全法規制度、扎牢制度的籠子，一手懲一手治，推動紀檢監察工作向標本兼治轉變，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同步推進，同向發力。”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陳雍表示。
這份監察建議，源於該區區委原常委吳德華案的查處。市紀委監委審查調查發現，吳德華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喪失政治立場，與黨中央離心離德；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長期收受下屬禮金，經常出入私人會所，帶壞當地政治生態；違反廉潔紀律，搞權錢、錢色交易等等。
深究其變質的原因，渝北區的政治生態是重要的“大氣候”。吳德華在其懺悔錄中談到：渝北區受“袍哥”文化、碼頭文化影響，紅包、酒局、段子是形成碼頭文化的“三件套”，結“乾親家”、拜“乾爹”是形成“袍哥”文化的“兩扳手”。“紅包，大事小事靠它開道，一回生二回熟，十回把你拉下河；酒局，流行‘能喝半斤喝八兩，這種幹部要培養’；段子，是酒局的重要部分，在酒桌上插科打諢，談笑風生，全靠段子提人氣結人緣……紅包、酒局、段子，組合使用對政治生態的破壞性很大。”
吳德華本人就是不良政治生態的“產物”：因為“酒品”好、酒量大、口才好，他成為一些領導幹部桌上的常客，融入了當地“圈子”，為仕途“鋪平”了道路。黨的十八大後，酒局失去生存空間，該區部分黨員幹部把酒局轉入地下，吳德華又成了私人會所、農家樂的“座上賓”。段子是下酒“佐料”，紅包則在潛移默化中突破了個人的廉潔底線，以吳德華的話來說，“一開始，我認為紅包是小事，夠不上標準，組織上也不會認真管這件事，就有了僥倖心理。對紅包心存僥倖，對其他事也會如此，紅包就是那讓千里大堤垮塌的蟻穴。”後來，吳德華不滿足於紅包這點小錢，主動出擊利用職權索要賄賂，成為腐化墮落的典型。
辦理此案的紀檢監察干部表示，政治生態是一個地方政治生活現狀和政治發展環境的集中反映，是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的綜合體現。過去十年，重慶相繼發生薄熙來、王立軍案件和孫政才案件，對政治生態和幹部隊伍傷害極大。渝北區深受其害，吳德華既是受害者，也是汙染因子，概莫能外。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推動懲治同步標本兼治，重慶市監委對此案反映的政治生態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從政治高度、思想認識、社會成因等方面提出了5項建議，包括牢牢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個綱和魂，切實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堅決全面乾淨徹底肅清孫政才惡劣影響和薄熙來、王立軍流毒；堅決破除“袍哥”文化、碼頭文化，發展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堅決遏制“四風”問題，以永遠在路上的恆心和韌勁深入抓好作風建設；著力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等。
其中，對於區內存在的“袍哥”文化、碼頭文化，建議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提高幹部政德建設水平，下大力氣整治黨員幹部講“葷段子”、結“乾親家”、拜“乾爹”等不良習氣，自覺抵制商品交換原則對黨內生活的侵蝕，用新風正氣滌盪歪風邪氣，清除“潛規則”；對該區黨員幹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特別是收送紅包禮金慣性仍然很大的現象，進一步加大查處力度，用高壓壓住“四風”，形成壓倒性態勢。
目前，根據監察建議，渝北區已形成整改方案，整肅不良風氣。與此同時，在市紀委監委的督促下，渝北區委將以吳德華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為反面教材，深入開展“以案說紀、以案說法、以案說德、以案說責”警示教育活動，力爭通過查處一人，警示一批，教育一片，挽救幹部。
“袍哥”文化、碼頭文化、江湖習氣的流變及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既講法治又講德治，重視發揮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緊密結合起來，把自律和他律緊密結合起來，引導全社會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樹立良好道德風尚，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對重慶來說，“袍哥”文化、碼頭文化、江湖習氣給政治生態帶來了負面影響。認清它們對肅清不良文化、營造黨內政治生態具有重要意義。
“袍哥”文化、碼頭文化、江湖習氣的形成與流變
重慶文化是由巴渝文化、碼頭文化、開埠文化、抗戰文化等多種文化系統構成的複合體。重慶文化的主流、本質是符合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積極向上的文化；但辯證地看，重慶文化中，也有消極、腐朽、有害的東西。
碼頭文化即是重慶文化中的糟粕，它與“袍哥”文化、江湖習氣相互影響，並未隨產生它們的時代的消失而消失，在文革時期曾經死灰復燃，又在薄熙來、孫政才執政重慶期間沉渣泛起，造成了敗壞政治生態的嚴重惡果。
“袍哥”文化、碼頭文化、江湖習氣相互聯繫又相互影響。“袍哥”文化是“袍哥”組織及其成員因其遊民化的生活狀況和行為方式而形成的“反主流”的意識形態。碼頭文化中的“碼頭”並非實指港口區域，而是特指舊中國的幫會及其控制區域。舊時重慶佔統治地位的幫會是“袍哥”，所以，一定意義上講，重慶的碼頭文化，就是“袍哥”文化。“袍哥”文化、碼頭文化基本屬於同一關係，江湖習氣則是它們派生出的行為習慣與作風。
“袍哥”組織的源流及發展。“袍哥”又名漢留（流）、哥老會，與洪門、青幫一起構成舊中國三大幫會。“袍哥”組織最早可溯源至1661年鄭成功創立的洪門與清代雍正、乾隆時期的“嘓嚕”遊匪，其發展可分為三大時期。第一時期是清初至辛亥革命，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積極作用。第二時期是民國初至解放前夕，國共兩黨都曾不同程度地利用或運用其力量進行政治、軍事活動，“袍哥”在這一時期有功有過，但過大於功。第三時期是1949年以後，“袍哥”組織被取締，但“袍哥”文化仍在社會中潛存並有較為深廣的影響。
“袍哥”文化、碼頭文化、江湖習氣影響較深的原因及其表現特徵
從形成原因分析，一是有深厚的歷史和社會土壤。“袍哥”文化是遊民生活的產物。遊民是“人類中生活最不安定者”。明清以後結成幫會組織的遊民，對社會深具影響力。民國時期重慶是“袍哥”第一重鎮，“袍哥”及其文化強力滲透於社會各界、各階層。二是有久遠的傳統承襲。“袍哥”文化傳承的是背離正統、主流文化的“小傳統”，其核心理念是無原則的義氣至上。在壓迫深重、動盪不安的舊中國，這種“小傳統”有其反抗壓迫和自我保護的一定的合理性，也因此而在歷史上長期延續。三是有大眾化的傳播形式。“袍哥”文化憑藉多種大眾文化形式尤其是傳播力、傳播面最大的通俗文藝形式進行傳播，彌散性地影響全社會和各階層。
從表現特徵看，一是強烈的反社會性。為了團伙利益，可以破壞一切社會規範，“唯恐天下不亂”以便於亂中求勝是其突出特徵。二是謀私的團伙性。拉幫結派，義氣至上，表面上似乎是“利他”，究其實，團伙內的相互維護最終仍是為了確保一己私利。三是黑暗的宗法性。崇尚無法無天的自由，卻又自訂苛酷的團伙規則；標榜“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實則推行效忠“龍頭老大”的家長制。它將流氓精神與帝王意識這兩種最黑暗的因素揉成了一體。四是野蠻的破壞性。在政治與社會鬥爭中，它最具主動的攻擊性和破壞性，而且極其殘暴和野蠻。
如何清除“袍哥”文化、碼頭文化、江湖習氣等不良影響
“袍哥”文化、碼頭文化和江湖習氣毋庸置疑地是一種破壞黨風、危害社會的逆流，必須予以堅決清除。
一是堅持法治和德治並舉。總書記在講話中明確提出“要重視發揮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緊密結合起來，把自律和他律結合起來”的要求，為清除這種不良文化的影響指明瞭方向和方法。
二是移風易俗，激濁揚清。“袍哥”文化造成的最大惡果是不良的社會風習。社會風習是社會面貌、民族性格的最大形塑機制，而社會歪風的盛行也必對政黨、政權產生腐蝕作用。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健康向上的社會生活，必須清除重慶民風民俗中遺存的這種不良文化因子，倡導和樹立契合新時代的新風尚。
三是切斷不良文化的傳播路徑。應當運用文藝體制反不良文化傳播：一是管理部門的宣傳引導，二是業界權威的扶正糾偏，三是大眾媒體的導向把關。由此而切斷不良文化的傳播路徑，並使通俗文藝這一傳播利器成為弘揚重慶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
四是從語言層面摒除“袍哥”文化、碼頭文化、江湖習氣。重慶的“言子”極富表現力而又詼諧親切，但也遺存了不少“袍哥”黑話，對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有著深層次的不良影響，必須堅決摒棄這類話語表達。
“袍哥”文化、碼頭文化、江湖習氣是落後、腐朽的文化，與法治精神水火不容、與德治要求勢若冰炭，必須予以高度警惕和堅決清除。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著力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推動形成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
來源 | 風正巴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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