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受到欺凌的少年像溺於深海，而他的社會系統裡的所有人，都將持續活在痛苦與懺悔中。
文 | 綠城
前不久，電影《少年的你》與一系列社會新聞一起，再次把校園欺凌案推到人們的眼前。
可以說，比電影更可怕的是，這樣校園欺凌事件在真實的校園中並不鮮見，而升級為暴力、自殺等惡性事件的案例更是層出不窮。
許多人開始反思，我們如何對欺凌說“不”？在我們的社會系統中，又有哪些角色需要對這樣的惡性事件負責？
前幾年，日本NHK的一部紀錄片《欺凌最後的影響》，便真實記錄了一件校園欺凌導致的自殺案。
在抽離憤怒的情緒後，這個2016年的校園欺凌案或許能給當下一些啟示。
“我不再恨你了”
“我不是受害者也不是施害者，我只是旁觀者。”
發聲的人叫小島修治，一位日本高三學生。而他的朋友，筱原真矢，人生止步於初三。
幾年前，在真矢自殺的前夕，給身邊的朋友發去了一封郵件，“謝謝你所做的一切，我在學校組織的郊遊中很開心，我不再恨你了。”
這封郵件的收件者包括小島修治。是的，在學校裡修治並非欺凌真矢的施暴者，甚至還在他自殺前的社交活動中，給予了朋友有限的關心與支持。
但年輕、脆弱、飽受欺凌的真矢，毅然選擇了自殺，離開這個他並不太滿意的世界。
在片中，真矢遭受的校園欺凌，似乎比常見新聞中的欺凌稍顯輕微，施暴者把真矢按在地上，扭打成一團，看起來像一般的遊戲、爭鬥。少年間嬉笑打鬧的表象，粉飾了“欺凌”的實質。而欺凌，容易受到社會輿論寬容的癥結便是在這裡，對於很多人而言，欺凌是難以被準確界定的，少年間，哪種程度的惡作劇可以被稱為欺凌？
但施暴者受害者心底都清楚，這並不是開玩笑或是惡作劇。
欺凌，這是施暴者在小群體發號施令、建立權威、享受權力的社會化暴力行為。在發展心理學中，許多研究發現，在兒童和青少年的受歡迎性和攻擊傾向之間存在正相關，特別是關係性攻擊。也就是說，受歡迎兒童對其他兒童，往往會才去忽視、排斥、威脅或散佈謠言的方式，從而提高自己的受歡迎性。施暴者以此獲得社交中的主導地位，是獲利的一方，也是需要嚴厲譴責、依法追責的一方。在真矢的案件中，便是被這樣一個幾人小團體欺負，施暴者對其拳打腳踢、呼來喝去、打壓自尊，讓其逐漸對世界絕望。
而在把受害者人格化後，我們不禁為真矢發出質疑與吶喊：那其他人呢？他們為什麼選擇沉默？
沉默的大多數
在這場讓人悲痛的校園欺凌自殺案中，“沉默”是大多數人的選擇。真矢的朋友們，眼見他受到欺凌，他們以旁觀者的姿態提醒自己不要招惹是非；真矢的父母，對兒子在校園中的遭遇毫不知情；真矢自己，以“沉默”的離去對抗來自同學的凌辱。
在由同伴、學校、家庭所構成的社會系統中，助長“惡”的便是身邊的人。自殺的少年像溺在深海中，周邊是無盡的黑。
這一問題，在社會心理學的理論中，似乎能找到一些相關的解釋。
一個人服從群體是會受到規範影響：想被群體接納和免遭拒絕。可以說，當你選擇站在群體的對立面，你會遭受到規範壓力的猛烈報復。而有時偏離的高昂代價會迫使人們支持不相信的東西，或至少壓抑自己的反對性意見。
在真矢的案件中，沉默的大多數即使是知道施暴者的欺凌行為是在作惡，也會在社會壓力面前選擇順從，他們害怕被校園中的小團體拋棄或報復，有的人甚至成為了幫兇。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服從，若是放在更廣闊的歷史中，便能找到更多“平庸之惡”的真實案例。
同時，該紀錄片也說到一個現象，在日本的學校中，年級越大的孩子面對欺凌反抗越少。這不得讓人反思，學校教育是否有需要調整的地方：在經過學校教育後，為什麼日漸“懂事”的少年越不會反抗呢？利他主義能否讓更多少年站出來發聲呢？
平和懺悔錄
《欺凌最後的影響》的語態十分溫和、理性，彷彿在避免情緒對判定欺凌與自殺關係的影響。片中沒有把鏡頭過多對準那些少年施暴者；痛失愛子的父母也並沒有歇斯底里的指責他人；真矢的朋友，如修治等人，在自殺事件發生後，選擇時常去真矢家以歡笑陪伴其父母。
但所有身陷案件的人都知道，真矢的自殺，都讓他們活在需要懺悔的陰影下。在一種看似平和的時間推進中，片中每個人心底都在為他的死惴惴不安。
在倒敘的故事中，真矢的自殺、修治的悔恨是已知信息，但其實真矢的真實死因，則是在抽絲剝繭的追尋中才慢慢顯現，或者說，這樣的敘事結構也在營造一種懸疑感。同時，紀錄片以一種調查新聞的紀實風格，在平靜的假設、求證、現場探訪中，真矢生前痛苦的遭遇才一一展露於人前。
在片中，修治與朋友們頻繁跑到真矢的家裡去陪伴他失獨的父母，真矢的父母十分錯愕，不知道這群少年為什麼要來自己家住，同時也在內心也埋下了懷疑的種子，兒子的自殺是否與他們有關？終於有天，真矢父母忍不住與修治懇談，希望知道兒子自殺的真相。開始，修治並沒有吱聲。而當他回到真矢生前的小臥室時，道德感、愧疚感、友誼情等複雜的情緒讓他逐漸崩潰，跑出去與真矢父母坦誠布公，原來，在真矢自殺前曾發短信給他訴說過欺凌的苦惱，而他並沒有引起重視。
在好友慘痛離世後，他終日活在愧疚中，認為自己需要給真矢的死負很大責任，無法得到內心的平靜。真矢的父母是善良的，他們不忍看到兒子的好朋友飽受精神折磨，最終選擇了原諒他，並安慰他放下這份愧疚與負擔。
而少年人的補救行為，對於失去兒子的真矢父母而言，何嘗不是一種時常譴責自己失職的提醒呢？這份和解是相互的，彼此折磨只能讓欺凌的影響越走越遠。
雖然，所有人都將持續活在痛苦與懺悔中。
整部紀錄片其實並沒有給出改良社會、教化暴徒、被欺凌自救的答案，而是將欺凌與其最後的影響真實地展現出來，像一本平和的懺悔錄，具有警世的現實意義。
而這一種平和，也讓人反思、警醒：欺凌的行為究竟能作多大的惡，才能讓這個年輕的少年選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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