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0 演員如何定義“表演”?我們請來了翟天臨解構他的“白孝文”

影視作品中每一個鮮活人物的背後都離不開演員的反覆推敲,從人物命運的變遷到內心的細微浮動,對一個角色的“吃透”“咬準”是演員“變身”前的必備功課。《廣電時評》關注演員對於影視文本的解構與塑造,推出特別策劃。此篇為《白鹿原》中白孝文的扮演者翟天臨談對這一角色的表演創作,其在實際創作中把白孝文的角色進行拆解,將人物變遷與內心演變相聯繫,呈現了一個角色靈魂深處的矛盾發展。

飾演電視劇《白鹿原》中的白孝文一角,對於我而言是一次頗為豐厚的創作體驗。在我看來,白孝文是一個具有“九重人格”的人物形象,甚至是陳忠實先生筆下最為具有靈魂深度的角色之一。我們無法用寥寥幾言來概括對他人性層面的讀解,甚至於在我剛剛讀完劇本後仍有無從下手的困惑。我選擇了從最簡單的方法逐步深入,本文將由此切入,簡要回顧對白孝文角色創作的思路。

追隨人物內心的流變

白孝文從宗族的樣板到投機革命的陰謀家的過程,即是他扭曲人性的具體透視。

對於白孝文這一人物,有人認為他是陰謀家,也有人認為他有著更復雜的靈魂深度。在我看來,這個人物在變遷過程中的內在心理是不斷流變的。當我們一路追隨下來,會不禁感慨:白孝文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而現在卻變成了“這個樣子”。於是,人性的扭曲便成了定義這個形象的一種註腳。

白孝文從宗族的樣板到投機革命的陰謀家的過程,即是他扭曲人性的具體透視。一出生便註定要做宗族的樣板,這造成他人性異化的開端。白孝文是白嘉軒的長子, 他的降生對白嘉軒而言,有著無論怎樣形容都不過分的喜悅,甚至為他未來的生活帶來了全部的信心和希望。白嘉軒特別“嚴厲地注視孝文的行為規範”,始終以白家長子——未來的族長標準對白孝文予以規約。

演員如何定義“表演”?我們請來了翟天臨解構他的“白孝文”

白嘉軒的一番苦心從表面上看無疑是成功的,他的言傳身教加上徐先生和朱先生的先後教導,造就了白孝文行止端莊、非禮不為,就連白嘉軒也覺得“孝文是好樣的”。這個白嘉軒眼裡的“好樣”,是傳統的成功,此時的白孝文一門心思都傾注在對未來族長位置的渴望上,這種心理期待決定了他的為人處世——他甚至沒有想過以後除了當族長還可以幹什麼。

然而,當所有人都認為白孝文是必然的“族長繼承人”時,卻迎來了重大轉折。在面對田小娥的誘惑時,作為“族長繼承人”的白孝文表現出了不端行為,並且明顯與“族長繼承人”的身份不符, 但他依然沒有由此及時止損。可以看到,此前的白孝文心理是被遮蔽的,而這一次“不端行為”將他矇蔽內心的黑紗揭開了。從此,他不再是人們眼中的“族長繼承人”,在感性的越軌與理性的制約之間的衝突,最終感性打敗了理性,他開始了自己的“滑落”。

演員如何定義“表演”?我們請來了翟天臨解構他的“白孝文”

族長繼承權的“剝奪”,以及接下來的分家,使得白孝文在傳統的倫理威權上變得一無所有。正是白嘉軒徹底的懲治,反倒使白孝文沒有任何迴轉的餘地,只能被動地接受一切, 同時也使他將原來奉行的一切拋得乾乾淨淨,或者說,是將原本父親寄予他的一切又還給了父親。這也側面說明,過往的這一整套傳統道德規範並沒有為他所內化,僅僅是停留在世俗實用的層面上被遵守。

至此,他才真正成為他自己了,一個對以前的自己有強烈內心叛逆和外在反差的人物。他不斷地墮落,以至於最後淪為乞丐幾近餓死,在人群中彷徨著,不要任何廉恥地說了一句,“誰能捨我個碗,我叫他聲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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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觀者的反應則說明了他的狀態:這不是個人, 這不是個東西。連鹿子霖都感嘆:“這個人完了!”

然而即便如此,白孝文卻也得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他把自己“行了”的原因,歸結為“而今不要臉了”,心裡不僅沒有悔過,甚至帶著幾分得意。白孝文發跡以後,雄心勃勃。他賣力地緝拿鹿兆鵬、竭力要贖回賣給鹿子霖的門樓,這些都反映著白鹿兩家的明爭暗鬥。

新的政權建立,白孝文搖身一變成為“革命身”,並且殘忍地、不由分說地朝著自己的上司張團長開了槍,原因只是因為後者在起義與否的問題上猶豫不定;當上團長之後他又毫不憐惜地“處理”了幼時的玩伴、譁變的同盟——已經學為好人的黑娃鹿兆謙。他歪曲事實、邀功請賞,這就不難理解他還會為此報復,是以“以革命名義”來剪除他“個人的敵人”。在此時,白孝文已經完全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個陰謀家,人性的扭曲與異化抵達至高處。

演員如何定義“表演”?我們請來了翟天臨解構他的“白孝文”

由此,我們便能理解白孝文之於《白鹿原》的特殊之處,他是虛偽、無恥、陰毒的,是作者在性格刻畫上具有深度闡釋的人物之一。作者抓住了他內在心理的演變,刻畫得栩栩如生。促使他心理變化的重要因素,是傳統倫理和個人情慾之間的衝突,人性的扭曲一步一步地形成。

將角色分階段“拆解 ”

在我的創作習慣中,將角色分階段、分層次“拆解”是常用的形塑角色的方法。這是在大學時期排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著作《捕鼠器》時養成的。

總體上,白孝文的人物軌跡是明朗的,即便簡單也很難從具體的某個節點切入。在我的創作習慣中,將角色分階段、分層次“拆解”是常用的形塑角色的方法。這是在大學時期排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著作《捕鼠器》時養成的,當時我把角色分為了偽裝期和真實期兩個部分,這個方法有利於讓角色在發展過程中的層次更明晰地區別開,不容易造成模稜兩可和不準確的情況。於是遵循這一方式,我也將劇中白孝文的人物軌跡分為兩大階段:“過去那個樣子”和“現在這個樣子”。

演員如何定義“表演”?我們請來了翟天臨解構他的“白孝文”

雖然劇本和小說中描寫的白孝文的不同“樣子”並不少見,但難得的是,原小說作者筆下的白孝文並不僅僅為人們展現了“樣子”的表象,而是將人物變遷與內心演變相聯繫,呈現了一個角色靈魂深處的矛盾發展以及必然結局,也讓他從此在世界觀和人性的構成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處理白孝文的前期角色形象時,他作為白家長子,是循規蹈矩的,在所有人面前都是優秀的——日常的言行舉止都是父親白嘉軒對其以族長的標準來要求的。他單純而善良,卻又極其壓抑。於是,我在與張嘉譯(白嘉軒飾演者)的前期對戲中,放大了對父親的恐懼和敬畏,且注重表現平日來自於父親的強壓式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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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孝文的心靈扭曲也有父親教育“雙標”的責任。小時候,白孝文告訴白嘉軒黑娃翻牆偷看祠堂時,白嘉軒一臉凶煞地批評白孝文告惡狀。後來,白興兒偷拿吹糖人的錢,白孝文卻拒不舉報白興兒,又被批評慫人一個,他一臉委屈,當父親的卻全然無知。在這種壓制、隱忍、順從中,白孝文慢慢表現出了扭曲的痕跡。在找到傳統的規訓和內心壓抑的平衡點後,我便融入了角色前期的狀態,慢慢積累了角色的隱忍,最終在田小娥的介入下,這一系列壓抑終於迫使白孝文邁出那一步,得到了族裡“對於道德的懲罰”。

白孝文和田小娥的首次交集是送糧食,可田小娥拒絕接受,兩人推讓下,糧食撒了一地,白孝文遭塵土糊了眼睛,田小娥去給他吹眼睛,撩得白孝文落荒而逃。

而後,為了和田小娥在一起,白孝文離開家庭,拒絕母親給的口糧,“我寧願像你們眼裡的畜生一樣活著,我也覺得比做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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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孝文與田小娥的“不端行為”對白嘉軒的打擊是毀滅性的,這從白嘉軒對白孝文的嚴厲處置中可見一斑。白嘉軒用刺刷抽打在白孝文的臉上,當著全族人讓白孝文在傳統的倫理威權上變得一無所有。由此,白孝文的自尊心完全被毀滅,白鹿原的禮法已經對他失去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這本身就是一種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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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白孝文進入了第二階段的“這個樣子”——完全的墮落。在角色處理上,遵循人物的心理軌跡,我認為這是這一形象在強壓之後的情感解放,長期的緊張得到了釋放,於是才有了他的“行了”。

在白嘉軒教訓白孝文不該賣掉他爺爺的兩塊水田,讓他把田買回來,他反駁道“那不行,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駟馬難追,你給我再多錢也收不回來。”這就是白孝文明目張膽地反抗父權,也蔑視家庭的表現。

田小娥死後,白孝文回到白鹿原,竟然看到身著白衣的鬼魂在飄,他大叫著“小娥,小娥,我來了。小娥,我知道你等我呢。”可見用情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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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田小娥的過世又構成這一階段人物的節點,再往後,他就變成了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具有城府的、內斂的甚至於麻木的人。

為區分上述兩個階段的人物形象,我還在節點的部分做了一些細節處理,也就是在被父親審判的部分為自己留下一個明顯的疤痕,這個疤痕在角色的身上留了一輩子,象徵著人性改變的烙印,也成為白孝文“滑落”的轉折點。在明確這兩部分的角色感覺後,對白孝文一角的形構也得以搭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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