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川博物馆公布了“五一”假期的开放服务人数，显示的数据很有意思：全省241家博物馆共计472个展览向公众开放，观众人数达159万人次，门票收入832万元。
可见，“闲来不逛街，改逛博物馆”已逐渐成为一种时下的热潮。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博物馆的待遇却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扬之水先生就曾如此形容当时的博物馆，“物品底下就是一个说明牌，甚至没有人经常去的地方上面落了一层土，显得死气沉沉的，好像多少年没有被光顾。”
当时的博物馆情况并没有阻挡扬之水研究的脚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扬之水辞去《读书》的编辑职务，随孙机先生进行名物研究，20年来，从国内到国外，从东南亚到欧洲、北美，扬之水跑了诸多博物馆，并逐渐把参观展览作为扩展见闻、搜集资料的直接方法。
“定名与相知”，是扬之水在名物研究中不断重复的词，“定名”针对“物”而言；“相知”，则须出入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系。扬之水的新书便取名于此，书中收录了十一篇文章，均为各地博物馆观展所得，或文房用具，或金银首饰，或花结绶带，或家居用器……七十余家博物馆，四百余幅器物照片，从定名到相知。物的美、时间的印迹、历史的片段、生活的诗意，翩然交织于纸上。
常州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出土器物丛考
文 | 扬之水
本文摘自《定名与相知》
武进村前乡蒋塘村南宋墓凡六座，分别发现于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八年，当时的行政区划是江苏省武进县，今已易作常州市武进区。墓葬出土器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件制作精好的温州漆器，即“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戗金细钩仕女游园图朱漆奁、“丁酉温州五马锺念二郎上牢”戗金朱漆长方盒、“庚申温州丁字桥巷解七叔上牢”戗金细钩填漆斑纹地长方盒。关于墓主人，发掘简报推测是官至副相的毗陵公薛极的亲属，因为“这座墓葬虽然按时间排比，与薛极的卒年接近，但按随葬品的服制还难以推断这一墓葬便是薛极之墓”。今细考墓葬出土器物，特别是与服制相关之物，尤可见等级并非一般。
金鱼袋，内家香
标明墓主人地位的随葬品，多出自一号墓和五号墓。一号墓的墓主人为男性，随葬品中有牙笏一件，只是出土时已经散裂。同出又有涂金银带扣一枚、鱼纹带数枚，拱形鱼纹金饰件两枚，带扣其表以及扣环的细窄之侧面均满錾毬路纹（图1-1）。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对拱形鱼纹饰件，因为它便是与绯、紫之服相副以为“章 服”的“佩鱼”。
腰金、佩鱼，即金带上面更悬垂一副金鱼袋。鱼袋原是从唐代的鱼符制度而来，高承《事物纪原》卷四“章服”条：“唐车服志曰：高祖初入长安，罢隋竹使符，班银菟符，后改铜鱼，贵贱 应召命，随身，盛以袋。三品已上饰以金，五品已上饰以银。开元时，中书令张嘉贞奏致仕官佩鱼终身，自是赏绯、紫者必以鱼，谓之章服。”同书卷三“鱼袋”条 ：“宋神宗熙宁末，亲王又赐玉鱼以副金带，金鱼以副玉带，以唐礼也。韩文公之诗曰‘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是也。”不过宋代虽仍沿袭唐制，却是只存其形，而无其实，即鱼袋已经没有袋子，自然也没有原是装在袋子里的鱼符。程大昌《演繁露》卷十六“鱼袋”条考唐鱼符及鱼袋制度始末之后说道，“今之鱼袋虽沿用唐制，但存形模，全无其用。今之用玉、金、银为鱼形附著其上者，特其饰耳。今用黑韦方直附身者，始是唐世所用以贮鱼符者”。而唐之鱼袋，袋中实有符契，乃用于合验以防诈伪，“本朝命令多用敕书，罕有用契，即所给鱼袋特存遗制以为品服之别耳。其饰鱼者，固为以文，而革韦之不复有契，但以木楦满充其中，人亦不复能明其何用何象也”。
以此检视宋墓出土器具，可知出自浙江兰溪市灵洞乡宋墓的一枚拱形鱼纹金饰件（图 1-2），便是鱼袋上面的“饰鱼”，亦即程大昌所云两宋鱼袋制度的“用玉、金、银为鱼形附著其上者，特其饰耳”。武进村前乡一号墓出土的两枚涂金银饰件与此形制相同，器表同样是水波中的一对游鱼，自然也是鱼袋上面的“饰鱼”。同出尚有“革带”，简报说它“长 19.2 厘米，革面列银质鲤鱼，革带背面衬长方木片为托，木片一侧也列有两件银质鲤鱼”。此“革带”，便是程大昌所言“今用黑韦方直附身”的鱼袋，恰是所谓“革韦之不复有契，但以木楦满充其中”。那么这一枚“革带”与鱼纹银饰两枚，正是完整的一副宋制鱼袋，或曰“佩鱼”。参照福州茶园山宋端平二年墓出土木仿真带 与鱼袋（图 1-3），其形制更可见得明白。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册页《春游晚归图》中的骑乘者，一腰排方金下隐隐露出红鞓，腰间侧后且有纵向悬垂的一节，却是红鞓上凸起两枚拱形金饰，与前举出土实物一般无二（图2），宋人词曰“宝带垂鱼金照地”（张先《偷声木兰花》），也正是这般情形。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五《官职仪制》“赐金带”条：“国朝，翰林学士得服金带，朱衣吏一人前导。两府则朱衣吏两人，金笏头带佩金鱼，谓之重金。” 武进村前乡一号墓出土的牙笏、毬路带扣与佩鱼正是所谓“重金”，适与薛极的地位相符，只是皆为银质。或是同于福州茶园山宋端平二年墓的以木仿真，此则以银代之。
饰品，梳妆用具
金银饰品出自五号墓者，为金指镯一枚，金钳镯一副，银鎏 金霞帔坠子三枚（图 3）；三十个花头的银桥梁钗一枝，一长一短的银折股钗两枝；又梳子三枚，其中珠梳一枚出土时插在发髻上，直径 9.3 厘米，高 4.1 厘米（图 4）。墓主人为女性。
金钏，金鋜，金帔坠，是南宋时期聘礼中的必备之物，时称“三金”，无金，银镀金可代之。五号墓所出金钳镯每只重 36.8 克，周环打作三道凹线分隔镯面，似为显出多重的效果。金指镯为缠钏式，后世或称此式样为缠指、缠子。帔坠形制完整的一件，系纹样相同的两枚银片扣合，顶端的穿孔内贯一个小环，银片錾刻折枝花：山茶、栀子和菊花。
两宋木梳讲究者多在梳背包金包银，或于梳脊镶珠，五号墓出土的黄杨木梳便属后者，南宋刻本《碎金》列出的名称“珠梳”，适可与之对应。宋人绘画中也多有插戴珠梳的女子形象，如故宫博物院藏《搜山图》（图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李嵩《货郎图》，等等。
出自五号墓的竹签、竹剔、竹柄抿子（图 6-1），原是与粉盒一起放在戗金朱漆奁中的梳妆用具。抿子用来掠发和刷鬓，主人梳洗打扮之际，常常由使女手奉此物随侍。且看南宋戏文《张协状元》中枢密使相王德用之女胜花唱的一支〔赏宫花序〕，道是：“胜花女，四时中，心下没事萦系。除非上苑随趁，度芳菲欢会。思之，论梳妆和针指，怎晓得，仗托云鬟粉面，使婢随侍。临鸾照时，那饰容都是它辈承直。”如此情景，也正是宋代墓葬艺术中常见的画面（图6-2）。
简报归入明器者，多数是含锡成分的合金制品，中有出自五号墓的唾盂、钵盂一副，钵盂且带一个花钮盖。唾盂高 5.5 厘米， 口沿直径 9.1 厘米（图 7）。宋墓中形制与尺寸大体相类的随葬品不止 一例，只是钵盂盖全者不多。江西德安桃源山南宋咸淳十年墓有发现于妆盒中的银唾盂、钵盂一副（图 8）。作为梳妆用具，这一组器物的功用，当是钵盂盛清水，唾盂收浊水。顺便提及，日常生活中完整的一套清洁用器，尚有“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盖全）”。厮锣，或作钞锣，即金属盆。江苏镇江五洲山宋墓随葬品中便有如此齐整的一副：铜唾盂，高 7.1 厘米，口径 15 厘米；铜钵盂带盖，高 6 厘米，口径 6.6 厘米（图 9）；铜盆，高 6 厘米，口径 23 厘米。这一组用器也是位高者出行时的仪仗法物。前引《春游晚归图》，末一个荷担者，担子的一端挑了食匮，另一端是燃着炭火的镣炉，炭火上坐着两个汤瓶，又一人手提编笼，编笼中物，正是“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图 10）。
文房器用
以书写用具随葬，在先秦墓葬中即已常见，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出现“文房”的习称，文房器具—笔墨纸砚之外，尚包括各种清玩—自然也还没有成为士人爱赏的雅物。“文房四宝”之说虽然宋代已经出现，不过两宋士人更喜欢的称谓还是“文房四士”或“文房四友”。广义的文房用具，由南宋刻本《碎金》中“士具”一项列出的诸般器物可见一斑，即如砚篮、笔墨、书筒、砚匣、笈笥、书架、笔架、糊筒、滴水、裁刀、书剪、书攀、牓子匣、镇纸、压尺、界方。考古发现中两宋士大夫墓葬出土器物的情况，也与此大体相合。
以“文房四士”而论，纸最不易保存，因此几乎不见于考古发掘。砚不易损，因此发现的数量最多。以形制言，唐代流行的风字砚两宋依然习用，此外常见的是圆砚，更有宋代特色的则是抄手砚。以质地言，宋砚以端、歙为主，而又有洮砚、红丝石砚、贺兰石砚、澄泥砚。如江西南丰县莱溪公社北宋曾巩墓抄手石砚（图 11-1），常州 武进郑陆寺墩遗址出土底有“熙宁八年”款的抄手石砚（图 11-2），安徽歙县小北门出土眉纹枣心歙砚。与砚合为一组的常常是砚盒，亦即《碎金·士具》列举的砚匣，这也正是它在生活中的情景。砚匣的质地或是金属，或为漆器。江苏无锡兴竹宋墓出土内置抄手歙砚的黑漆砚匣、安徽合肥五里冲村马绍庭夫妇墓出土内置歙砚的漆砚匣。武进村前乡四号墓出土内置歙砚的金属砚匣，匣底有一个手指大小的圆孔，开启砚匣的盖子，手指从这个圆孔向上一顶，石砚即可方便取出（图 11-4）。
两宋笔、墨、砚的制作，均有名家，作品甚为士大夫所珍， 每每见于题咏。不过笔之保存为难，出土实物很少。分别出土于合肥五里冲村北宋马绍庭夫妇墓、常州常宝钢管厂宋墓、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的毛笔，是难得的几个实例。武进村前乡一号墓出土毛笔一枝，芦秆制作笔管和笔套，虽笔毫主体已脱落，但尚存细丝缠绕（图 12）。当日即为人珍爱的名家制墨，也分别发现于马绍庭夫妇墓与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前者所出为“九华朱觐墨”、“歙州黄山张谷男处厚墨”各一锭。后者为出自四号墓的叶茂实制“寸玉”墨（图 13）。原为长条形的墨锭上半段已失，下半段正面模印贴金字，完整的一个字为“玉”，上方残存的字迹，可认出是“寸”。背面中间模印长方形边框，框内存“实制”二字，由上方依稀可辨的“茂”字残划，可以推知当为“叶茂实制”。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墨”条曰：“近世唯三衢叶茂实得制墨之法，清黑不凝滞，诚名下无虚 士也。”三衢，即衢州。元人陆友《墨史》卷下道叶茂实制墨工艺及特色曰：“叶茂实，太末人，善制墨。周公谨言其先君明叔佐郡日，尝令茂实造软帐烟，尤轻远。其法用暖阁幂之以纸帐，约高八九尺，其下用碗贮油炷，灯烟直至顶。其胶法甚奇，内紫矿、秦皮、贼草、当归、脑子之类，皆治胶之药。盖胶不治则滞而不清，故其墨虽经久或色差淡，而无胶滞之患。”太末是古称，即今衢州龙游，与前引顾文荐所云“三衢”一致。周公谨即周密。作为随葬品， 这一锭“寸玉”墨自然是主人生前所爱。
《碎金·士具》列举的镇纸、镇尺、笔山，虽然起源可以上溯，但都是至宋代而盛行，并且在此际形成特色。镇纸原是从席坐时代用作押席角的石镇、玉镇、铜镇变化而来，坐具改变之后，席镇也逐渐改换用途，苏轼诗“夜风摇动镇帷犀”，所云“镇帷犀”，则即 镇押帷幔的犀镇。若为文房用具，便是用来镇押纸或绢帛的两个角。镇纸又或取用颇见古意的造型，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出土一大一小两枚水晶镇纸，便为剑环式。又有一件出自五号墓的白玉轴头木卷轴，卷轴尺寸不大，连两端轴头通长不过 29 厘米（图 15）。书画装 裱之外，卷轴也或用于简纸的存置，南宋叶寘《爱日斋丛抄》卷二曰“王沂公以简纸数轴送人，皆他人书简后截下纸”。王沂公，王 曾也。出自五号墓的卷轴曾同何等书画抑或简纸结伴，今已无从知晓，但用于随葬，总有故事。柳永词曰“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锦囊收，犀轴卷。常珍重、小斋吟玩。更宝若珠玑，置之怀袖时时看”（《凤衔杯》），虽然南宋物与北宋词时空遥隔，不过卷轴用途应该是相通的。
其他：“带流提桶”
村前乡宋墓出土的锡明器中还有一件“带流提桶”。此器上部制如烹茶用的提梁铫子，下接一个高筒（图 16-1）。形制相类的金属器多见于南宋和元代墓葬，浙江诸暨桃花岭南宋墓，浙江东阳金交椅山宋墓，无锡市元钱裕墓，又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元代遗物中，均有式样相同的银器（图 16-2~5）。而同是出自新安沉船的还有一件高筒式足的铜注子（图 17）。这一类器物的用途，此前莫能明其所以，或有称它为温酒器者，然而究竟如何温酒，则未曾申说。
酒须热饮，此加热一事，宋人称作“煖盪”。盪，上古原指洗 涤，《说文·皿部 》：“盪，涤器也。”温酒令热，则为“湯”。《山海经·西山经》“湯其酒百樽”，郝懿行笺疏 ：“湯读去声，今人呼温酒为湯酒本此。”郝氏所谓“今人”，是清人，宋人却是在“湯”下加“皿”作“盪”以指温酒。两宋酒器中有“注子一副”，便是盛了热水的温碗里边坐酒注。为了保持热度，温碗中的水当随时更换，筵席间则要有人不断“换汤”。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一节道“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或献果子、香药之类， 客散得钱，谓之厮波”；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分茶酒店》中 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述。而《梦粱录》卷十九《四司六局筵会假赁》曰“煖盪、斟酒”，又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四司六局》曰“煖盪、 筛酒”，与“换汤、斟酒”，意思都是一样的。
酒肆如此，若郊游踏青，绿茵为席赏花饮酒，随行担子上不必说也是要有食有酒，那么盪酒的一个小小火炉自也少不得。不过盪酒通常不会把盛酒器直接放在炉火上加热，而是置于注了汤 亦即热水的容器，则与炉火直接接触的原是汤器，以是加热过程 中方才对酒毫无损伤。为着便捷，温酒之器中因有一种水火合为一器的“水火炉”。明陆嘘云《世事通考·酒器类》中列出一事曰“既济炉”，其下注云 ：“即水火炉也。”四川崇州万家镇明代瓷器窖藏 中有一副锡提梁壶，系一大一小两件合成一组。小者高 13.8 厘米，口径 5.6 厘米，底径 5.4 厘米，矮领，曲流，弯柄，直腹，腹部中 间一道凸沿，小壶坐在大壶的口上便正好扣合无间。大壶高 38.4 厘米，口径 9.2 厘米，足径 14 厘米，直口，丰肩，曲流，下为矮圈足，上有一个提梁。腹内用镂空片把空间三分，即注水室、燃料室和出灰管道（图 18）。显见得这一副锡提梁壶的下方之大者，便是有温酒功能的水火炉。
与出自新安沉船的高筒式足铜注子相对看，万家镇窖藏中的小锡壶，式样即与它几乎相同。可知出现在南宋至元代的这一类 高筒式足银器或铜器，当是温酒用的铫子，它与烹茶不同，即不是底部直接受火，而是把高筒式足放在热水即所谓“汤”中加温，使用方法即类如万家镇窖藏中的这一副锡提梁壶。出自村前乡南宋墓的锡制“带流提桶”，自然也是用于温酒的铫子，作为明器随葬， 正可见出它的日用性质。
锡明器中又有一件“捣臼”（图 19-1），它很有可能是茶臼，宋人用作破碎茶饼，然后再用茶碾碾细，日本大德寺藏周季常《五百罗汉图·备茶》一幅中，放在茶碾旁边的正是此器（图 19-2）。
从名物研究的角度考证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出土器物，可以看到随葬品着意表现的不是豪富与奢华，而是一方面用以昭示墓主人地位之隆— 如一号墓出土牙笏、毬路带扣与佩鱼即所谓“重 金”，如五号墓出土“内家香”；一方面用以显示墓主人生活之雅—如四号墓出土叶茂实制“寸玉”墨，如五号墓出土白玉轴头木卷轴，而不少器物为当日的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实证，此 中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尤其值得珍视。
补记
丁酉初冬往泸州博物馆，于改造提升后开馆的展厅里看到一件久被称作“麒麟温酒器”的明代铜器在独立柜中“隆重亮相”（泸州市区的通衢大道上也还有此器的一个巨型仿制品，大约意在把它 作为酒城的标志物）。铜器圆腹中空，背上开矩形口，腹下镂空做 成一个古禄钱，两侧各一个绣墩式样的容器。前有络头，后有鞦带，都垂着方胜璎珞。器重九公斤。细看来，铜器造型取象似乎不是 麒麟而是狮子，— 头披鬣毛，却是无角，络头与鞦带之间细浅 的网格纹或表示鞍鞯，因为并非如麒麟一般麟纹被体。腹下的镂 空古禄钱，自然是炉箅，炉子里加炭火，两侧绣墩式样的容器不 必说是用来热水，酒瓶便放在水里加温。那么这正是与崇州万家 镇窖藏锡水火炉功用相同的一件铜水火炉，以它肖形为狮子，青 铜为质地，当可名之为铜狮水火炉。当然，需要加温的酒是黄酒， 而非蒸馏酒如当今风行的“泸州老窖”。
《定名与相知》
“定名与相知”，是作者在名物研究中不断重复的词，“定名”针对“物”而言；“相知”，则须出入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系。
本书十一篇文章均为各地博物馆观展所得，或文房用具，或金银首饰，或花结绶带，或家居用器……七十余家博物馆，四百余幅器物照片，从定名到相知，一步步引领读者走进各馆文物的“繁华”世界，让物的美、时间的印迹、历史的片段、生活的诗意，翩然交织于纸上。
著者：扬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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