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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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遷徙之名
丁燕
一
東漢古詩云“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藉此形容南北之遙遠。而在過去的七年間，我不斷從廣東返回新疆，五千公里的距離飛機需六小時，火車則為四十八小時。這種變動不僅是橫穿大半個中國的地理移動，更是明顯的環境置換：從水鄉到荒漠，從墨綠到薑黃。
在西北，人們有很強的空間感。無論是我在新疆哈密的老屋，還是我在烏魯木齊的居所，窗外都能看到開闊的藍天及遠處隱約的天山——好像那山是鑲嵌在屋外的裝飾畫。目光所及的地平線並不遙遠——就在山腳下。有一種可以移動的房屋名曰“氈房”，是牧人為方便追逐水草而發明的。牧人不會紮根在某個固定的居住點，總是隨四季的變遷而轉場。
“祠堂”是另一種屋子，算得上東方漢文化的典型代表。我在東莞市區的居所背後有條酒吧街，呈現出古怪景象——燈紅酒綠、鱗次櫛比的小酒吧間，夾雜著一個肅穆祠堂，大門上的黑漆略有脫落，半米高的門檻，門板上的鎖子像一個句號。這是這條街唯一沒有被出租的聖地。某個偶然的機會，跟著村人進入這“紹廣詹公祠”，我愣怔其中：被圍牆包裹的院落是個封閉的圓環，雖然有高大的門樓，壯實的圓柱，三開間三進四連廊佈局（在最深的那間屋裡有供牌），但這個別緻寧靜之處卻讓我感到異常壓抑——除了頭頂的天空，我的視線無法探到更遠處。
奇怪極了：當我重返新疆，從火車窗玻璃看到落滿白雪的戈壁時，猶如穿越夢境薄膜般渾身震顫——我居然有找到家的感覺。為何對別人意味著可怕孤寂的戈壁，居然讓我感覺親近，像是看到了母親滄桑的面龐？為何我和大多數生活在內地的人有所不同？這種不同如何歷經神秘嬗變而形成？而在形成那不同的命定一刻時，究竟發生了什麼？
於是就有了寫作。
我試圖用文字讓那些重要的時刻凝凍下來，試圖反覆觀看，從貌似毫無頭緒的細節中找到線索，努力紡織出一匹屬於“我”的錦緞。我記錄下我的行動，更記錄下當時的環境，以及我所處的複雜心境，還有我的糾結和震撼，我的心痛。我看到“我”如何面對龐大悸動的世界，如何努力將微小自身鑲嵌在那個大塊頭上，如何確保在奔徙無定的過程中不被甩掉，甚爾在某個古怪時刻，我還找到了某種平衡。
我從未想要建構一部宏大的遷徙史，我的初衷只是記錄下歷史大幕中我的個人遭際，並期望通過個體的“我”投影出遷徙族群在某段時間的共同記憶。所以，我的文字描述的不僅僅是“鄉愁”，更多的是“觀察”。我不僅瞪大眼注目南北文化差異，更對裹挾在轉型大潮中小人物的生存狀態有所探究。
每一次從廣州火車站出發，看到黑壓壓人群蜿蜒形成的春運大軍時，我都充滿慨嘆——這就是我的時代！我正身處其中！這麼多人候鳥般反覆、反覆地回家，而我不知為何就被拋入這人潮夾縫，惶然間承受了各式各樣的記憶景象，所以，我不能不寫。
然，書寫的過程多麼艱澀！遷徙生活的真相其實是喪失了確定感和完整感的悲劇之旅，在顛簸中像一地飄落的花瓣，充滿瑣碎和細節，而我要通過召喚、復返、穿梭、黏合、烘焙等辦法，讓那些凍結的碎片消融、復活、飛翔，回到它們原本的位置。我試圖以最聚焦的長時間思考，進行最不依不饒的追尋，試圖將那些如鹽粒似珍珠的節點，進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偵查，以期消解動盪帶來的巨大膩煩感，抵抗失根後的渾噩感，努力敘述出一個個清晰事件，一種種精準情緒，一條條確切行蹤。老實說，這個過程實在是一場可怕的搏殺：殺敵一萬，自損八千。
二
也許，本世紀最常見的現象就是移位和錯位。那些根本難以用數字來統計的人們構成了一個稱謂——移民。無論他們有著怎樣不同的動機、背景和目的，無論他們對所拋棄和所奔赴的國家可能發生怎樣的影響——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的移動讓世界發生了改變。
和那些真正的移民不同，我的遷徙不僅是自主的選擇，而且是在同一個國家內的小範圍移動。然而沒想到，遷徙後的生活比原來的還要艱難。但是，冒險的歷程已經開始，已經無法恢復成最初模樣，只能咬牙前往。七年間，我不斷地返回新疆，有時甚至一年兩次，好像嶺南的溼氣必須要到西北戈壁才能晾乾般。重返故鄉，和我作為篤定新疆人時完全不同——身份變了，心態也變了。
雖然首先是從西北出發，然而對西北的確認，卻是在經過嶺南的淘洗後建立的——好像那些在田園裡長大的人，成年後入世博取功名，一番沉浮後又重返田園，才能寫下“採菊東籬下”。我寫下了散文《斷裂人》《我曾居住在亞洲中心》《在蘭之州》《返鄉的道路向西》《最低的窪地：吐哈盆地》《冬天掠過東疆小城》《盆地的輓歌》《最初的哈密，最後的女兒》等。在這個過程中，我更注重從私人經驗出發，寫出故鄉駁雜紛呈的當下現狀，更寫出它的尷尬與彷徨。
再次整理這些文字，我發現它們並非一把鬆散的珍珠，而是被一條內在的暗線緊緊勾連——我是誰？我為我的身份如此困惑。我試圖以自我經歷為切片，通過文化的方式進行考量，揣摩不同空間不同地域裡，人們呈現的不同生活。我驚詫地發現了自己的不確定性——置身粵語喧囂的嶺南，我感覺自己像東江上晃盪的水浮蓮；返回西北，我又近鄉情怯，因匱乏定居者的篤定，模樣居然墮落成遊客。在木魚歌（流傳在嶺南的民歌）和木卡姆（流傳在西北的民歌）之間我當然更喜後者，而在可園（嶺南著名園林）漫步時，我心心念唸的卻是浩蕩的塔克拉瑪干、圖爾班通古特沙漠。另一個驚詫的發現居然是——在我的內心，有兩個世界同時並存。
我在被沙漠包裹的綠洲中長大，汲取的文化養料是多元的。在嶺南的一次小型聚會上，當一個女孩伴隨著《阿拉伯之夜》的曲子起舞時，我驚詫地發現那曲子我如此熟稔。原來，我的整個成長時期就浸泡在這種音符中啊。那一刻，我感覺我和整個屋子裡所有人都不同——“阿拉伯”是他們的遠方，而我就是從遠方來的那個人。
事實上這種差異從我一到嶺南就出現了：面對漫山遍野的綠，四季不變的綠，我在內心中生造出一個詞：“綠災。”天哪，“綠災”。對“綠洲”這個詞而言，“綠”意味著稀少和珍惜、生命和希望，而這個意義在嶺南被徹底消解；另一個生造詞是“夏眠”——從三月開始至十月，大半年的苦夏時間人們渾身流汗，腦袋暈沉。對我，這個階段是無法集中精力寫作的噩夢時段。然而這就是命運——你不可魚與熊掌同時得兼。
這些種種的錯位和糾纏，都讓我時常陷入後悔——若當初我沒離開故鄉，是否會比現在更快樂？答案是：若讓我有第二次選擇，我依舊希望自己成為遊子。我知道，如果一直生活在故鄉，我在日常生活上可能會少受點苦，但卻沒有能力看清自己，看清故鄉，也就喪失了書寫故鄉的能力。
我是到了嶺南後才發現，原來“新疆”是一個被高度概括的詞；原來“新疆”出現在中國內地時，經常會被置換成“遠方”；原來大部分表現新疆的作品，都脫離不開民族風情、風俗之類的窠臼——長辮女子在舞蹈，花帽男子打手鼓，穿行沙漠的駱駝，大片大片的胡楊林，喀什恰薩古巷的民居，巴扎（集市）上的賣貨人，葡萄架下的麥西萊甫（聚會）……這些畫面雖然貌似異彩紛呈，但卻傳達著一種共同的信息：邊疆、異域、遼闊、荒涼、狂放……
我想說的是，也許新疆的風格不僅僅有蘇東坡式的浩蕩灑脫，它同時還具有李清照式的清冷溫婉；當太多的人目睹了新疆“大江東去”的這一面，也就忽視了它“綠肥紅瘦”的那一面。新疆是多元的、多義的，而目前大眾對它的定義是狹窄的、片面的。在新疆，一樣能找到人類共有的激情和感受，雖然這個地區因其獨特的藝術氣質和氣場，總顯得那樣與眾不同。
遊客是一個單純的信息收集者，雖然蒐集的資料和旅行手冊差不多，但他卻不會感情用事，而我經常會陷入糾纏、沮喪和憤懣中。我會深感自己在知識結構上的欠缺，以致在處理現場碎片時，因無法給出確定意義而自責。然而，我又無法讓自己真的變成被樂觀精神籠罩的遊客，因為我期待自己能看到更多，寫下更多。
我總是渴望返回新疆——無論是夏季或冬季。一想到穿越五千公里，內心就先怦怦地跳了起來。一路穿行，我終於來到天山腳下。迎接我的，是一片在嶺南無法想象的空曠荒野。而我需要的就是這荒野！我需要在前工業化的自然景象中尋找慰藉。在呆板擁擠的城市住久了，我需要從人造環境中逃離，逃進更為廣闊的空間，體驗更為簡單的生活——這種需求簡直像病人需要吸氧。
城市生活總讓我感覺不真實——人們習慣於超市裡擺滿各種水果和蔬菜，並認為理應如此。沒有人提出疑問：這種充足的供應鏈有一天是否會斷裂？迴歸自然是個深刻的命題，它不僅彰顯著重返淳樸生活的必要性，更暗喻了身處現代社會的人，總感覺自己被遺棄，毫無成就。為了讓自己作為人的感覺更加真實，我們需要藉助自然的力量來確認自身的存在。
2017年1月，當我在白茫茫的巴里坤雪野看到一匹黑馬如芝麻粒大，正用嘴唇掀開冰層找草吃時，驟感一股熱流湧遍全身；從柳樹泉農場的場部到沙棗泉村的半小時路途中，我一連目睹到路邊有三起宰羊事件：那被捆綁的羊只，那三四個壯實的黑大漢，那閃著銀光的彎刀。這裡的人們鎮定自若地進行著殺生，其表情宛如拔草鋤苗。而城市居民不僅看不到屠宰場面，就連死麻雀、死老鼠甚至枯乾的落葉，都會被迅速地清理掉——也許城市還清理掉了某些生活的真相？
如果你問我：在這個世界上，哪個地方最讓我向往？那就是新疆東部的小城哈密。對我，反覆地回到新疆，其實就是反覆地回到哈密。我驚詫地發現，我的逃亡像回力標——1993年我大學畢業後，從哈密逃至烏魯木齊，後來逃至深圳、東莞。然而，大城市並沒有完全滿足我對安全感的需求，於是乎，我又一次次逃回新疆，甚至還生出那個念頭：晚年不如定居在哈密？想到此不覺啞然失笑：既然如此，何必當初？難道每個遊子都是《一千零一夜》裡所描述的那個人——千里迢迢到達遠方，發現別人描述埋著珠寶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
我欣喜地發現，這場遷徙行動並非只我一人參加，自始至終，都有另一個身影相隨相伴——東天山。這座山為我提供了行動座標，讓我的擺盪有了確定感。這座山——東天山！我在童年時目睹到的景色——不過是東天山腳下的綠洲生活；我在青年時的漫遊經歷——不過是晃動在天山南北的轉場行動；我在中年時的返鄉——不過是一次次與東天山的劈面重逢。東天山，我的山！
面對故鄉，我變成了一個風景畫家——我要站在更高處更遠處觀察山峰和草原，我要關注到整體佈局是否和諧，我要努力彰顯出各種物體間的大小比例，於是我變得和生活其中的人完全不同——他們更關注直接需要，所以他們更留意的是整體中的一小部分，而非全局。也許風景畫家和景物之間有距離的關係，就是喪失了定居者的身份後，我與故鄉所建立起的關係：一種冷靜而富有情感的關係。
當我浸淫在懷舊情緒中時，記憶碎片從心海中浮了起來，我和過去的自己手牽手一同行走。這個時候的我擁有了兩種影像：一種是我返鄉時以旅行者的目光獲得的信息，另一種是在我腦海中不合時宜地存儲下來的過去景象。兩幅畫在重疊時，有偏差，有模糊，也有疏漏。我不僅在觀看，還在對比和甄別。我不斷感受到變化加諸在我身上的擠壓，試圖用文字進行梳理，於是，我的寫作便不僅僅只是敘述，而變成了一場自我救贖的運動。
三
遷徙意味著將自己像樹一樣連根拔起，而根鬚全裸，毫無保護層。你誇張地敏感著，又悲又欣，而你的悲你的欣只有你自己能懂。當嶺南生活開始展現時，西北在我的瞳孔中逐漸隱沒消失。這種消失以一個強烈的信號為標記：豬腳飯。記得第一次在南方街道目睹到這三個字時我驚呆了——文化差異來了！我在那一刻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曾生活在一個多民族聚居區，那裡對某些詞語有著深深的禁忌。
在中國，“珠三角”絕不僅僅是“珠江三角洲”的縮寫，它早已超越了地理意義而具有象徵意義。從東天山來到珠三角，意味著從窮地方來到富地方。那麼，我在這個富地方看到了什麼？在熱帶熾烈的陽光下，我發現榕樹碩大如蘑菇雲，芭蕉樹能將枝葉升至三層樓窗口，雞蛋花有薑黃色也有紫紅色……我還發現了另一些場景——小鎮裡塞滿破爛農民房，菜市場汙水橫流，大排檔人來人往，出租車大貨車魚龍混雜……這些生存場景宛如一幅熱帶雨林圖，讓我的頭腦變成了一鍋粥，但我卻不想輕易逃離——不，我要住下來，真正地定居下來。於是，我一面克服著認知失調症，一面瞪大眼睛觀察。
南方生活充滿了變動，而這種變動在西北是微弱的。從農業大國轉身進入工業化，國家的腰肢在扭動之時，也帶動了其中那些微小的個體。現在的我，雖然只經歷了屬於我的一點點小事，然而，一葉知秋。故而，我以我的南方經歷為軸心，汲汲營營地拼湊著記憶，試圖通過點滴感受，提供出南部中國正在嬗變的一個小切片。
我寫下了《從氈房到出租屋》《從眼裡取出一座孤城》《東莞定居記》《樟木頭筆記》《隱形芳鄰》《看得見東江的出租屋》《南方街道》《南方公交車》《南方飯桌》等，用以描述我所觀察到的南方細節。這裡的“南方”不僅僅指地理位置，更有一種中國人心照不宣的隱秘暗示——在僵硬冰冷的北方正宮之外，還有一個繁花錯錦般的南方後花園。
我發現所有我所萃取的記憶核心，都和我的親歷有關——也就是，在我所記錄的“南方生活”中，“我”無時無刻都在場（雖然有時我真恨自己，不該來這個鬼地方）。原來“南方”根本不是免費超市，並不對每個人都慷慨大度。當我描述搬家時被暗算的窘境，晚歸時找不到租住房屋的焦急，菜市場被人劈頭稱為“老闆娘”的尷尬，整個“南方”都變得不像新聞裡那麼美好了——在那些被鏡頭簡化的事象表面下所隱藏的，是既相類又有所悖異的真相。真相是：南方也有垃圾，有汙水，有可疑的人，有意想不到的事。隨著我定居此地而展開的系列故事，彼此勾連，形成了一個具有彈性和韌性的特殊景象。
最初抵達嶺南，我簡直像飛機失事後被丟進熱帶叢林，要手無寸鐵地應付各種危險和障礙（它們看起來就像榕樹那樣巨大而難以逾越），而我居然通過鑽燧取火的耐心，獲得了針尖大的光明。在嶺南，我要克服的困難來自兩個方面——生活和寫作。它們交相更替地折磨著我，讓我經常會想到放棄：回到故鄉？放棄寫作？然而，這個念頭一閃而過後，我又回到了電腦前。當其時，我以為自己要穿越過經濟學、政治學、地理學、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等種種障礙才能取得真經，其後的經歷讓我明白，其實最大的障礙就是自己——只要自己願意去克服，一切困難都能找到辦法（無論生活或寫作）。
是我自己啟動了這趟受難之旅，我無怨無悔。七年南方生活的結果是——我能聞出草叢裡老鼠屍體的味道。那是種很難形容的味道——臭得古怪，像在一片中音裡突然冒出個高音，一下子就撞到了鼻尖上。這種對一個地方的感知經驗，不僅僅是一種地理經驗，更是一種心理經驗。感謝老天——它微笑的時刻多於皺眉的時刻。雖然我在喪失任何保障的情況下，飽受失望、悲憤和抑鬱的折磨，但卻像角鬥士般，在血腥的廝殺中又挺立了起來。
身處異鄉，總會有消極的一面——你總是置身事外，作為一個觀察者向裡看，你永遠都不可能是一個當地人，不可能從內部瞭解這個地方的風土人情。那麼，我如此興師動眾的遷徙之舉，是失敗之舉嗎？痛苦引發思索。我感覺自己的視野大大地拓展了，像從一臺十四英寸的電視機前走過，來到一家巨幕影院般，我發現自己雖然橫跨了五千公里，但還是在中國大陸內部遷徙；雖然我所目睹到的地形地貌有明顯差異，但事實上，西北和嶺南的歷史遭際卻大致一致。
最令我欣喜的是，漢語讓我在南方找到了歸屬感。雖然我尚未能熟練掌握粵語，但通過閱讀，我慢慢深入到這個地區的深層內裡。那一刻，當我站在東莞酒吧街的紹廣詹公祠時，我看到了典型的中式建築，也看到了各種條幅牌匾，更看到了滿牆的漢字。我在那一刻想到了另一間屋子——在甘肅甘谷縣老家，那被我父母遺棄的我們家的祠堂。我堅信，這兩個屋子的模樣應大體一致。於是，我那顆遊子的心雖然沒有找到回家的感覺，但也從此安定了下來。
當我在描述南方生活時，使用了一種和以往有所不同的腔調——陰柔腔調。我更關注內在的、幽微的、被丟棄和被遮蔽的經驗，而無意去慷慨批判，亦無意強烈憤懣。這種迂迴筆法的選擇，和我初來乍到，尚未能積累起足夠經驗做強勢姿態有關，也和我身為女性，更關注細節有關。這種寫法反而讓我舒暢欣然，因為我發揮了屬於我的陰性優勢（而這種優勢曾被深深打壓）。啊，女性的天空雖然低，但卻更接地氣。在女性的眼裡，事件永遠不僅僅只是事件，還是環繞著那些事件的氣候，包藏在皺褶內部的暗紋，那個人低頭的瞬間，那個特殊場合裡燈光的顏色。
在新疆，因沙漠粗糲，氣候惡劣，使得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都很堅強。啊，從童年至少年，我都被灌輸著一種陽剛理念：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在缺水、大風、暴雪的時刻。故而出現在西北的主導性文字，是描述人和自然抗爭，最終在嚴酷環境中生存下來的文字，而這些文字的書寫者絕大多數是男性。很明顯，陽剛思維佔據了整個西北地區！很明顯，這種思維曾深深地影響了我！我的穿著髮型、行為舉止、性格脾氣都更傾向於陽剛。我的觀念和感受也被陽剛意識俘獲，所以我曾經的文字是彆扭的——力圖充滿陽剛味，但卻始終沒有達到頂峰。
但在嶺南，陽剛和陰柔的位置似乎完全被顛倒了——工廠裡女工更受歡迎；深圳白領女因不願降低生活標準而拒絕結婚；那些港澳臺、馬來西亞的女作家，在描述女性意識時大張旗鼓。這一切對我都是一場“革命”——我的女性意識在南方獲得了覺醒。我第一次發現，女性的本質是陰性，而這種特質根本無可更改；而那些被陰性細胞所觀察到的細節，是多少男作家夢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啊。可是天哪，以前我總是陷入深深的自責與羞愧——自己太瑣碎太繁複！太不宏大太不幹練！那個時期，我力圖讓自己的文字像被洗衣機甩幹後的衣物，不要有滴滴答答的液體落下。我是到了南方後才明白——思想的水滴並非想有就有，想落就落。
這是多麼大的發現——我錯了、錯了、錯了！我為自己不能像男人那樣書寫而折磨自己的行為，真是大錯特錯！在西北那個男性意識佔據主導的空間裡，女性從來都沒有站穩過自己，也很少知道捍衛自己。為什麼？因為女性不相信自己，因為她們在男人制定的標準線上衡量時果然是一個負數。
當我發現街頭巷尾的聲音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於會議廳、演播室裡的聲音時，陷入到一種驚喜狀態。伴隨著驚詫，我在書寫中找到了興奮點，總感覺有滔滔不絕的詞語從身體裡湧流而出。我終於找到了孜孜以求的腔調——女中音；我終於明白我身為女性永遠無法抗拒來自性別的暗示，而我事實上根本無需抗拒，只需順應便可。於是我放下了思想的包袱，不再覺得自己非要如拓荒者般剛毅，非要寫出史詩鉅著，而只需忠於自己的內心，書寫自己的發現便可。
以前，我總覺得沒有素材可寫；可現在，卻覺得素材滿坑滿谷。當我進行創作時，外在的形式是一個人正在敲打鍵盤，雙眼緊盯屏幕；但這並不是真相。真相是——在我的腦袋深處還有另一雙眼睛，它們透過我面孔上的眼睛發出光芒，將那些情感張力最強的片段留下，而刪除常規性的畫面。是的，我並不想寫男人們希望我寫的那些理想和衝突、責任和義務，我要寫的是經過我的身體過濾後的那些氣味、色彩和曲線，是另一個微觀而鮮活的世界，是陰性世界，是完全有別於理念塑造出來的世界，是我的世界。我將不再按照別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而遵循自己內心最真切的感受。如此一來，我居然像自殺者縱身躍入大海，反而窺視到海底奇詭斑斕的景象般，獲得了意外的重生。
四
我深深知道：好文章可遇不可求——那是向自己的靈魂要賬啊！好文章根本不可能預設。一切都來自偶然：偶然的一起念，偶然的一個片段，偶然的一句對話。當那個觸發點碰撞到了心尖，作家便被某種東西擊中，急匆匆開始敲打鍵盤。
不止一次，在凌晨天色未明之時，我陷入困境，在電腦前用雙肘環抱住腦袋，像被人痛打了一番。寫作是艱辛、冗長而孤獨的。寫作的過程不僅是整理素材的過程，更是拷問自己靈魂的過程——寫作者的心尖總伴隨著指尖擺動。如何穿透表層進入心靈深處？如何撬開那個深不可測的秘密？如何在繁瑣廢話裡發現清晰真相？寫作是大腦在思考，也是身體在燃燒，其微妙程度不亞於跳芭蕾舞。
日復一日，我像被戴上眼罩的驢，轉動著我的磨盤，全身心地沉浸於寫作，將一件他人看來是苦行僧的事幹得有滋有味。我想我這一代人不僅僅只屬於自己，還肩負著父母輩的記憶（他們沒有書寫能力），同時，我們還要為我們的孩子留下些記憶。因為我們會忘記，我們真的什麼都會忘記。
東漢古詩云“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而對當代人而言，外部空間已不再單一化。也許現在，“是胡馬還是越鳥”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人對現狀不滿，這世界便會有遷徙者。他們會設想更遠處有個“好地方”，然後拔營起寨，舉家前往。他們攜帶著原有的胎記來到新地方，而隨著他們的到來，讓文化在不知不覺中又前行了一步。
反反覆覆——離家，返家。當我置身珠三角時，我擦亮了東天山；當我返回東天山時，我又想起了珠三角。在這兩個完全迥異的環境裡，我辨析、我尋找、我質疑。我終於明白，原來遷徙之路和返鄉之路是等同的，只不過一個的起點是另一個的終點；原來生命之流不是一瀉千里，而是前進又回溯，一波三折；原來我所進行的遷徙是雙重性的——既是地理上的，也是精神上的（雖然這兩種遷徙都令我的孤獨感倍增）。正是這種大幅度的移動變更，讓我進入到一個更為廣闊的精神世界，讓我不斷地整合與思考，將自己破碎的感官、記憶和經驗努力黏合成一個完整的形狀。
丁燕：作家，現居廣東東莞。主要著作有《工廠男孩》《工廠女孩》《雙重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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