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佩斯
每逢春晚，媽媽總問，當年那個吃麵的光頭後來咋就一直不露臉了。
我回答，光頭跟央視鬧矛盾，被“封殺”了，不讓他上臺。
媽媽又問，都是檯面上的人，為啥不和解呢？
我支支吾吾。
弗洛伊德認為一個人所有的行為都受早年經歷的影響，所以一個人長大後的性格很大一部分取決於早年的生活。
那麼問題來了，光頭陳佩斯少年時代是怎麼過來的呢？
一
1969年9月的一天，一列知青專列停在了呼和浩特火車站。
一群衣衫襤褸的流浪孩子興奮起來，這些孩子父母雙亡或者被關進牛棚，他們流浪在鐵道線上。
知青們拿出食品給流浪孩子，他們吃完就跑，一個個上躥下跳。眼看著他們上一列開動的列車，但是不久，他們又從車廂底下鑽了出來。
列車開動了，這群孩子又拿起給列車加水的皮管子，興高采烈地向每一個經過的窗子裡沖水……
這列火車上的知青中，有陳佩斯，那一年，他15歲。
參軍時的陳佩斯
陳佩斯親眼看見父親領百花獎時的榮耀，但是一夜之間，父親就被打倒關進了牛棚。
“半夜，大卡車在樓下一停，就聽見皮鞋聲上來了，堵住前後窗戶開始抓人。”回憶起當年家裡的不幸遭遇，陳佩斯至今心有餘悸，“我一直到了30多歲的時候，晚上睡覺時外面有人走路重，我都害怕，立刻會從夢中驚醒，心臟跳動加快，渾身出冷汗。”
1968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掀起高潮。陳佩斯父母意識到，孩子逃脫不過這次席捲全國的運動。父母補發的工資，都買成了實用的東西：木箱子、被面……
“我母親給我做的被子是的確良被裡被面，那時候的確良是比較貴重的東西，就是保證你用小半輩子不會壞。”陳佩斯回憶說，“那時我才14歲，母親教我做飯、縫被子、補衣服……教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陳佩斯全家福
當時的陳強一天到晚忙著寫檢查、受審查，但是他一有時間，就給陳佩斯講述自己年輕時的經歷，抗戰時期，他經歷過艱苦卓絕的敵後生活，還經歷過殘酷的戰鬥。
陳佩斯深知父親的用心良苦，他說：“我腦子裡老有父親年輕時的影子，他給我打下了一個精神上的底子，我覺得生活再苦，比起上一代人經歷的苦難來說不算什麼，他那段時間給我留下了一筆非常有意義的東西。”
陳佩斯接到去內蒙古插隊的通知，他背上母親準備好的行囊就走。陳強把陳佩斯送到火車站，鼓勵他說：“這算什麼，走吧！”
“下鄉就是勞動唄，就是改造自己唄！”陳佩斯克制住自己的情緒，冷靜地踏上了知青專列，奔向陌生的塞外。“當年插隊時說是初中畢業，實際上我一天學都沒有上過，就是熬到年頭了。”
二
在毛烏素沙漠邊緣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三團八連，陳佩斯開始了兵團生活。
第一批來到這裡的北京、浙江知青剛蓋起了四排房子，而此前，他們住在廢棄的羊圈裡。陳佩斯感覺自己運氣非常好，一來就住上新房子，雖然是8個人擠在一張大炕上。
八連是戰備值班連，鋼槍發下來了，陳佩斯特別興奮，但是拉練了一次後，鋼槍沒有用處，因為戰士們平時都吃不飽飯，沒有糧食進行拉練了。
陳佩斯
陳佩斯和戰友們的任務就是屯墾戍邊，首先是向沙海要糧，種地養活自己，然後才是保衛邊疆。
15歲的陳佩斯面對的是超強度體力勞動的磨礪。兵團沒有馬和牛，戰士們人拉犁，耕出一壟壟地來。
沙地不適宜種莊稼，種植的糜子只長10來釐米高，收割時沒法用鐮刀，戰士們只好趴在地上薅。一畝地撒下一二十斤種子，收穫時還不到10斤。
種地之餘，陳佩斯和戰友們為兵團蓋起了家屬房、小禮堂、伙房、團部、小賣部、畜牧良種繁殖場、醫院等。
種地養不活人！兵團向國家申請了“引黃改造沙漠”的水利工程，“變相向國家要錢要飯”。
水利工程開工後，戰士們每天和流沙打拉鋸戰。排灌渠經過小沙丘時，戰士們拿工具往兩邊一豁就開了。但是大沙丘有三四層樓高，等他們連滾帶爬地移走了沙丘，挖出渠道，第二天卻被流沙掩埋了。
陳佩斯
經過沼澤時，戰士們用手推車到遠處推沙土，填平沼澤地。每推一車沙土上大壩時，戰士們誰也不敢偷懶，只要一不用力，車就不動了，甚至往回倒。最後，他們硬是在沼澤上堆出一道“長城”來。
戰士們用汗水修建的排灌渠，基本上沒有用過，等驗收不久，就被流沙掩埋了。
陳佩斯“在半死不活的狀態裡，每天都在倒氣，因為勞動強度特別大，關鍵是頓頓吃不飽肚子。總覺著自己不行了，真的不行了。”
“我們連隊幾乎沒有副食，一年吃五六個月的酸菜。”因為窮得買不起菜缸，陳佩斯對土法醃酸菜記憶猶新：“在膠泥地上挖個坑，放上白菜撒上鹽，蓋上一層土，然後再放白菜撒鹽蓋土，最後蓋上一層沙子。”開春時，戰士們挖出酸菜，“一吃，那個臭呀！”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雖然大家都知道陳佩斯是著名錶演藝術家陳強的兒子，但是有表演天賦的他在兵團從來沒有登上過舞臺，哪怕是和戰友在一起時即興表演一番。“因為過去家裡不讓做這行，家裡唯恐避之不及呢，誰還敢往上貼呢？”
三
“開春時，正是天鵝、野鴨、大雁飛來的時候……”
當年，許多事情讓陳佩斯記憶猶新，他用記憶勾勒出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好圖畫：陳佩斯精疲力竭地推著裝滿沙土的手推車，幾乎寸步難行。這時，天空傳來禽類的鳴叫聲，他抬頭看去，一隻天鵝帶著兩隻小天鵝在飛翔，天鵝也在斜著腦袋看他呢！
“天鵝張開翅膀，有1.8米，像人一樣大，它們在低空飛翔，感覺輕輕一跳就夠著了！”
陳佩斯
一次，陳佩斯在蘆葦蕩裡撿到一顆大鳥蛋，他興高采烈地往回走，突然聽到天空傳來天鵝的哀鳴聲。一隻天鵝在空中盤旋著，久久不肯離去。不久，它絕望地一頭扎進海子裡。
回到駐地，當地老鄉說這是天鵝蛋，天鵝發現蛋沒有了，會一頭撞死。老鄉的一番話，深深地觸動了陳佩斯，他不由地心一酸：天鵝竟然有這麼濃的親情，自己漂泊在外，千里之遙的父母一定在牽掛著自己！
天鵝的鳴叫聲，陳佩斯感覺至今猶如在耳際。前些年，陳佩斯和愛人在西湖畔下榻，夜半，鵝聲頓起，驚醒的他不由自主地號啕大哭……
陳佩斯說：“吃，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記憶，不，準確地說是痕跡。”15歲就去上山下鄉的陳佩斯，在那裡勞動了近5年，“那時，給我留下的痕跡就是一個字‘餓’！可以說，天天吃不飽，每天就是與餓在對抗。”
陳佩斯指著自己的太陽穴道：“因為吃不飽，所以還不到下頓飯的時間，肚子早就餓得咕咕叫了。因為總是餓，吃東西的時候，我就非常狠，用牙使勁咬。因為吃得狠，我臉上兩個腮幫子的咀嚼肌，鼓鼓的，長得又硬又大。我吃生老玉米的時候，因為用牙使勁咬使勁啃使勁嚼，這樣才覺得過癮和舒服。因為吃東西狠，咀嚼時兩個太陽穴上的青筋暴突，那個部位就形成了兩個大包，別人看到我，都說我太陽穴上怎麼長了兩個大包，不知道是因為我狠吃吃出來的。”
陳佩斯
餓的痕跡，按陳佩斯的話說，留下來的不止一個。
他說：“離我下鄉的連隊四十里的地方有個小飯鋪，賣點饅頭窩頭什麼的，有時趕上了，炒菜裡有點肉星和蛋花。那時，我們每個人每月能攢下幾塊錢，整天就盼著按連裡的規定——週末時連裡可以出去一個人，去別的連隊或去看望老鄉什麼的。借這個機會，大家就托出去的這個人，帶兩個饅頭回來吃。”
“因為餓，出去的那個人，早晨5點鐘就要起床出發。大西北風，舉目就是沙丘和荒地。出去的那個人，與其說是走，不如說是在‘晃盪’著前行，中午才能到小飯鋪。如果趕上運氣好，能買點打牙祭的東西天黑前趕回來，大家皆大歡喜。不好的時候，小飯鋪什麼東西也沒有，來回80里路兩手空空地趕回來，見到大家後灰頭灰臉的，大夥心情都很沮喪。更不順的是，出去的人沒買回東西，半夜還沒有回來，全連的人要起床出去找他。被找回來的那個人更慘，早晨走時就沒吃東西，晚上又沒趕上飯，餓得前心貼後心，還得聽大家的埋怨。”
四
林彪事件後，部隊停止徵兵，只有部隊的文藝單位招收年輕學員，因為經過幾年文革後，青黃不接，文藝單位很少有年輕人了。
陳佩斯回家探親時，父親就和他商量這件事，希望他報考八一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
“這是父親被迫做出的一個決定，讓我投考部隊文藝團體。”陳佩斯說。而此前，父親不僅不讓他沾表演藝術的邊，甚至也不讓他看電影看戲。
陳強手把手教陳佩斯，小品表演、發聲技巧、詩歌朗誦……因為他知道，這是兒子唯一的返城機會！
“當時八一廠確實需要一兩個演反派的演員，招收學員的名額裡就有，他們不能都培養濃眉大眼的，他們要弄倆歪瓜裂棗的，我就正好碰上了，他們碰上我這個歪瓜裂棗的了。”回憶起當年考試，陳佩斯開心地笑了。
即便如此，他還是受到父親“政治問題”的影響，接下來，是漫長的政治審查。陳佩斯回到了兵團，繼續進行“勞動改造”。
陳佩斯和父親
1973年10月的一天，一個副連長溜溜躂躂過來找陳佩斯：“哎，陳呀，你考八一廠的事差不多了哎，人家來人了。”陳佩斯不太相信：“您別拿我開逗了，您別逗我了。”晚上，等連長把陳佩斯叫到連部安排此事，他才相信了。第三天，他“拿到調令，打起揹包就走！”
“當時真的是為了找個吃飽飯的地方，在兵團實在餓得不行了。”陳佩斯深有感觸地說，“那時候捱餓的滋味確實太痛苦了，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折磨你的意志，真的，那時候太痛苦了。”
陳佩斯和父親
五
離開毛烏素幾十年後，陳佩斯一直沒有再踏上那片有他青春記憶和夢想的土地。
他和家人去過兩三次內蒙古東部，也曾到呼和浩特演出過兩次喜劇《陽臺》，但都沒有返回駐地。
“一直想回，可是它在我心裡太重了，分量太重了！人就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心理因素，分量越重，我就越選擇不出一個好時間。”
春晚的舞臺於他而言，又何嘗不類似夢中的毛烏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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