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邪不壓正》中，李天然與關巧紅多在屋頂上相見。不知這是不是張北海記憶中的北平？
最近，張北海的小說《俠隱》被姜文拍成電影《邪不壓正》，片中細膩地還原了原著小說記錄的北平樣貌。
回憶起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北平，張北海說：“既然我無法回到從前，或回到小說裡的北平，那定居紐約，無論是命、是運，還是緣，我都沒有什麼懊悔。”
張艾嘉是他的侄女，也是他的經紀人，給他送過一個“中國最後一個嬉皮士”的雅號。
張北海的履歷一句話就可以說完：1936年生於北京，1949年移居臺北，1962年從臺師大英語系畢業後赴洛杉磯南加州大學留學，1972年考入聯合國，定居紐約至今。
但實際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的前半生一直沒有一個永久地址”，在經歷過北京、天津、重慶、臺北、洛杉磯、聖他莫尼卡等城市的不斷遷居之後，
他在36歲這年定居紐約，同時也開始了對城市的觀察和寫作。
電影《邪不壓正》還原了北平的天際線。
紐約是他住得最久，寫得也最多的城市。而在1996年退休之後，他耗費了4年時間去寫一部以他的出生地北京為背景的俠義小說，就是阿城、王德威等名家推崇備至的《俠隱》。
對張北海來說，紐約是他存身的城市，他享受這城中的一切，並且如實記錄。住得越久、寫得越多，越覺得無知，因此他前幾年去紐約大學進修有關紐約歷史的課，為以後再寫這座城市打基礎。
北京則是記憶中的城市，他在將近知天命之年開始動寫《俠隱》的念頭，而且花了兩年時間去搜集資料、4年時間寫作，固然是實現寫小說的心願，其實也是再現一個現在已經消逝的老北京。對一座城市投入如此心力，所以一經寫完，他就不打算再寫了。
李天然從美國回到北平時正好是雪後，這是他對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也是很多老北京對北平的美好回憶。
鏡像：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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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隱隱有一點兒回家的感覺，雖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但是今天，曬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陽，一溜溜灰房兒，街邊兒的大槐樹，灑得滿地的落蕊，大院牆頭兒上爬出來的藍藍白白的喇叭花兒，一陣陣的蟬鳴，衚衕口兒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車，板凳兒上抽著菸袋鍋兒曬太陽的老頭兒，路邊的果子攤兒，剛才後頭跟著的那幾個小子，禿頭流鼻涕的小夥計……他覺得心中冒著一股股溫暖。”
這是《俠隱》中，主人公李天然眼中所見的北平。
張北海把故事的發生設置在他出生的1936年，主人公則剛剛從美國歸來，帶著一種別樣的感受來打量這暌違多時的北京城，絕對不是無心的巧合。
上圖：李天然回國後住在壽恩公主府。下圖：關巧紅獨自走過東四牌樓頂。
讀《俠隱》，如果只是為了看故事，恐怕會覺得悶；但如果不是那麼急吼吼，跟著張北海的鋪陳慢慢讀進去，就會體會到他的苦心。
他的本意其實不是要寫一部“北京夢華錄”，但因為他決定把這位現代遊俠置放在一個真實而現實的社會中，於是儘量還原北京當時的風貌成為小說的必需，而他的描述又是滿懷感情的，這就使得作為背景的北京城儼然成為另一個主角，使讀者認為他是在為這座城市作傳。
上圖：《邪不壓正》劇照，雙方在金鰲玉蝀橋發生激戰；
下圖：20世紀初，《LIFE》雜誌記者在金鰲玉蝀橋拍攝的照片。
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正如書中那個美國記者所說：“這迷人的古都，還有她所代表的一切……那無所不在的悠久傳統，那無所不在的精美文化，那無所不在的生活方式……”這也是張北海的感受。
在張北海看來，“城市是一個活的、有生命力的有機體，它必然與其歷史文化人文傳統密切相關，這是一座有魅力城市的基因，它的DNA。一旦失去，很難追回，魅力不再存在”。
王德威梳理臺灣及海外作家的北京敘事傳統，唐魯孫、夏元瑜、侯榕生等“老北京”痛心於城樓、衚衕以及老北京生活情調的消逝，張北海則不僅懷舊，還利用文字的再現力量，大肆發揮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奧妙。
張北海是在敘述一個曾經存在過的“理想城市”。現在的北京，就像阿城說的，“只可惜北京現在完全變了，只能神遊了”。
上圖：內務部街。下圖：上世紀30年代的天安門。
具象：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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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北海解釋他在人到中年才開始寫作的緣由，因為前半生處在不斷遷居之中，雖然住過的大城小鎮不少，但一直沒有機會或認知去真正瞭解一個城市；直到定居紐約後，又為香港雜誌撰寫專欄，才開始用心去認識所住的城市。
他寫紐約隨筆，好比向紐約城市學這一汪洋注入自己的一滴水；因為用中文寫作，所以可以稱為一滴“漢水”。他直到1996年才從聯合國退休，因此此前的寫作完全是以業餘作家的身份進行。寫作於他而言，除了興趣之外，也是保留一些自我和清醒的方式，他的寫作動力也是部分因此而堅持的。
正因為是業餘作家，所以他寫紐約，從不寫政治、經濟這些大問題，而是從身邊的事物寫起。臺灣作家莊欲安稱讚他，說只要張北海談論身上任何一個紐扣、皮帶、眼鏡、名片、口袋、面紙的沿革歷史，或是走到街口第一個轉角所看到的某一個公用電話、信箱、窗簾、對講機、漢堡、自動販賣機的興衰滄桑，就可以混飯吃。
青年時代的張北海，這張照片被用在他的散文精選集《一瓢紐約》的封面上。
他寫過他曾經花了14小時15分鐘、喝了一打零兩罐8兩裝的藍帶啤酒和一杯雙份半的白牌加冰、吃完整整一個直徑足有18英寸的Pizza、半磅以上的炸蠶豆，上了不知多少次一號，就為了計算重4磅的某天的《紐約星期天時報》到底登了多少條消息。
他每天必看《紐約時報》的訃聞版，很多紐約人也一樣；他住在曼哈頓，電話區域碼212，“212”的人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很刁、很紐約，看不上其他四區的“718”人，更看不上必須過橋過隧道才能來曼哈頓夜遊的“大橋隧道幫”；紐約Houston街應該念成“好士頓”而不是“休斯敦”，如果念成“休斯敦”，就一定不是老紐約……如此這般關於紐約的一切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會成為他寫作的題材。
上世紀70年代的張北海。
在他看來，“紐約的吸引力之一是她的容忍和接受，你可以完全自我自在，在鬧市做你的隱士。更何況，今天的紐約是唐代的長安，19世紀的巴黎，既然我無法回到從前，或回到小說裡的北平，那定居紐約，無論是命、是運，還是緣，我都沒有什麼懊悔”。
張艾嘉是他的侄女，也是他的經紀人，給他送過一個“
中國最後一個嬉皮士”的雅號。陳昇的《百老匯上老嬉皮》寫的就是他。對於“老嬉皮”這個名號，他的回應是：玩笑之語，不必當真，但它也不妨礙我在國際機構的工作。歡迎分享文章到朋友圈
作者/譚山山 排版/張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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