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將雄安新區本世紀中葉的建設目標明確為“人類發展史上的典範城市”極具深意，這是將新區建設與中國乃至世界前途命運緊密關聯，進而展望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千年願景的重要表述。要求在新區規劃建設的質量、標準、特色、模式上，能夠代表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引領全球治理、樹立生態文明典範、領內陸開放風氣之先，上述四個特徵共同構成“典範城市”的核心關鍵詞。
2018年4月和12月，《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和《河北雄安新區總體規劃（2018—2035年）》先後獲得黨中央、國務院批覆，標誌著以頂層設計為統領的雄安新區規劃建設全面開啟新階段。《綱要》和《規劃》著眼於“建設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的發展定位，勾勒出這座“未來之城”以宏闊格局籌謀千年大計的“兩步走”戰略藍圖。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高質量高水平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努力建設人類發展史上的典範城市，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人類發展史上的典範城市”是百年中國近現代城市規劃史上首次提出的新理念，代表城市發展的最高成就，彰顯雄安新區印刻民族復興印記的歷史價值和引領世界城市發展潮流的時代蘊意。何為“人類發展史上的典範城市”？“典範”即某個領域合乎規範、值得效仿。“建設人類發展史上的典範城市”是以城市規劃哲學為基礎、把新城市主義的理論邏輯和近現代城市發展演進的實踐邏輯相結合，提出的重大理念。這是將創建世界偉大城市置於人類發展史的高度並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世界前途命運緊密相連的範式探索，不僅指向一個理想城市系統發展的終極目標，更蘊含著終極指向下的具體行動與實踐過程。在理論層面，“典範城市”是卓越城市規劃與城市設計的標準範本，要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建設規律的探索中建構城市設計準則和規劃框架。研究解決世界城市如何在自身歷史傳承、區域文化、時代要求的基礎上鞏固並激發非凡特性，如何在更加開放和競爭的環境中形成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城市面貌併成為參照等重大問題。在實踐層面，“典範城市”是未來目標導向並行動的、創新實踐城市建設新模式的過程，要求在國家發展乃至人類發展的宏大敘事中超前謀劃，在蓬勃內生、發揚傳統、自信開放的基礎上，充分借鑑國際國內城市發展的先進成果經驗，建成引領民族復興、“經得起千年歷史檢驗”的經典、傳世之作。
創造“雄安質量”，努力建設代表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的高質量發展典範城市
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應具備挺立潮頭的當代先進生產力系統。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成為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的階段性任務，也是新區發展的首要任務。
先進生產力的“先進性”即體現為創新性。“創新轉型”是雄安新區的靈魂和標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已將“創新”作為一個核心理念深度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的基本樣態。“智慧智能”“高端高新”是“創新”的價值符號，也是“典範城市”的時代標籤。高質量發展，就是要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貫穿生產、消費、流通、分配全過程，統籌制度、政策、體制、機制全方位，聯通人才、技術、資金、土地全要素，涵蓋總量、質量、結構、效益多維度，引領生產力系統諸要素“齒合”協同，發揮出與時俱進的整合力量。
以“雄安質量”引領高質量發展，意味著經濟領域要藉助全面創新在構建新區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指標、政策、考核體系等方面取得率先突破，還應在探索社會、文化、生態等領域的高質量發展形態方面發揮示範作用，最終將高質量發展導向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在創新理念引領下，以區域協同、“兩翼”協調、城鄉共榮解決發展的協同性問題，以藍綠交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解決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以先行開放、更高層次開放解決發展的國際融入性問題，以民生改善、優質公共服務共享解決發展成果的共享性問題。五大發展理念成為新區建設發展的重要實踐原則和評價準則，是傳統生產力轉向先進生產力過程中生產關係系統自我調適的必然結果，體現在“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範區、開放發展先行區”的發展定位中。
締造“雄安標準”，努力建設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現代治理典範城市
“雄安標準”是“雄安質量”所追求的建設和治理水準。要以“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為指導，探索建立國際領先的城市管理規則和體系，將標準化理念融入城市治理和服務全鏈條，為城市治理和全球治理貢獻理論和實踐的科學樣板。《綱要》明確提出，“到2030年，實現城市治理能力和社會管理現代化”，“到2035年，新區各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實現現代化”。這表明，“雄安標準”不僅代表新區規劃層面要具有國際最先進理念、最好方法、最優秀技術，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層面也應當承擔起有效防範和解決“大城市病”的重任。不僅關注規劃期末的合理和和諧，更強調新區建設發展全過程、全生命週期的美好生活嚮往。不僅要在已有城市治理的理念和行動中，發現和提煉創新性城市問題解決方案，更要在“跳出去建新城”的新任務探索中，孕育獨具特色的現代城市治理經驗，為解決世界城市治理難題奉獻“中國智慧”。
現代城市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的重心，國家治理又與全球治理關係密切。“國家治理是內化型的全球治理” 1。全球治理引領著先進的治理價值與理念、機制與規範，各國在自身的國家治理過程中，包含對全球治理理念的認知和對相應規範的協調。全球治理理念結合中國實際的具體運用， 為深化全球治理提供寶貴經驗。現代城市治理決定著國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也必然決定著全球治理的水平與程度。中國要充分把握和利用國際治理制度轉型的戰略機遇，在治理秩序重塑中提升參與度和話語權，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區域試驗和探索。雄安的實踐探索，將最終轉化為對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探索人類發展新道路提供“中國方案”。
相較於傳統城市管理模式，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民主化、治理結構的開放性是現代城市治理的三個重要評判準則。“雄安標準”的本質要求，就是在體制、機制、手段等治理的實踐形態上構建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要求相適應的準則。這些準則應切實具備影響新區戰略走向的重要性，與中國所倡導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和多元主體共治的國家治理理念高度契合，並體現於價值觀念、行政決策、社會建設等各個方面。《綱要》和《規劃》提出具有鮮明“大部制”特點的新區機構設置和扁平化管理模式，體現的是以精簡、統一、高效的組織體系確保行政決策科學性和行政權力運行有效性的治理體制創新。“堅持開門開放編規劃”“搭建全過程、全方位的公眾參與平臺”“加強規劃監督評估”，將新區規劃的戰略引領和剛性管控寓於全社會共同參與、共同擔責的協同過程中，是多元主體（政府、企業、個人）以互動、協商、合作等開放性方式參與深度共治的治理機制創新。提出“打造具有深度學習能力、全球領先的數字智能城市”“建立企業與個人數據賬戶，探索建立全數字化的個人誠信體系”，將城市運行、民生服務、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放到“數字孿生城市”同步規劃建設中來部署，是現代信息技術與城市智能管理服務深度融合的治理手段創新。
彰顯“雄安特色”，努力建設超越既有工業文明範式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典範城市
“雄安特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重要內容。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城市空間中氤氳的文化內涵，是構成城市形態和城市風貌的重要內容，也是培育城市人群體歸屬感、社會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的豐沃土壤。《綱要》提出，“塑造中華風範、澱泊風光、創新風尚的城市風貌”是融合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特色城市風貌。鄉土精神是中華文明之根，中國鄉土營造的傳統始終是人類文明史的獨特組成部分。這一營造方式經過近百年的發軔演進，為世界貢獻了村落民居、宮殿園林、山水樓閣等傑出成果，在思想基礎、核心價值、社會機制、生產生活形態等層面呈現出的與生態文明的自適應性。抱朴歸真的“匠人營國”理念，也是中華文明區別於西方文明的獨特價值，而這恰恰成為中國近現代城市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
“文藝復興之後的西方文化包含著挑戰自然的內涵，這一思潮在工業文明萌發以後愈演愈烈。”1 世界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相伴相生。工業化的本質是標準化，工業文明底色下的城鎮化，自然將工業化的標準化延伸到了城市發展的標準化。20世紀以來，受“西化烙印”和蘇聯“終極藍圖模式”影響，中國城市發展長期忽視本地化和特色性，沒有充分考慮規劃技術的適宜性和可行性。鄉土文化在人與自然和諧中的紐帶作用日漸式微，導致現代城市建設千城一面，幾乎中斷了區域自然歷史和文化有形的延續。“雄安特色”在於跳出既有城市發展模式，為破解“城澱關係”這一重大時代難題提供了一套全新範式。即準確把握雄安特質——擁抱白洋淀，以白洋淀生態環境保護建設為核心，堅持尊重自然、城澱共生、城景應和，將青磚灰瓦、綠柳成蔭的傳統村落予以最大限度保留，將傳統營城理念和優秀歷史文脈予以最大限度延續，構建起古今交融、水城共融的中華城市格局，從而探索出一條既有別於西方環境治理、又適應於中國土壤的新文明發展之路。這一特色蘊含於功能佈局、居住形態、生產方式、社會關係等各個層面，凸顯千百年來木船搖櫓、織蓆打箔、撒網捕撈的獨特水鄉文化，具有強烈的辨識度。這一特色汲取儒家“天人合一”、道家“無為而治”等中華傳統文化的生存智慧，強調城市建設應“順道應人”“天地人”和諧共生。這一特色指向更高級社會形態的城鄉融合發展，既是對中國古代以生態和古樸自然為準則的營城思想的迴歸，也是對生態文明時代新型城鄉關係的重塑。
開拓“雄安模式”，努力建設深度融入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內陸開放典範城市
開放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鮮明標識。沒有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就沒有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唯有通過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才能形成全面更高水平的開放新格局，創造“雄安質量”。
作為“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雄安新區設立的條件和時代背景與深圳、浦東皆有不同。深圳和浦東設立之時，分別恰逢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和全面開放的節點，在開放發展和經濟高速增長的雙重紅利中締造了“深圳奇蹟”和“浦東速度”。兩者均為沿海沿江地區，港口（深圳港和上海港）與腹地（泛珠三角和長江流域）資源兼具，利用外資與發展外貿的優勢並存。從參與全球經濟貿易體系的區位條件看，中國大多數內陸城市和區域並不沿海沿江，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先天優勢不足，且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新一輪經濟轉型週期中，高速增長的紅利漸失，要想複製深圳或浦東模式比較困難。雄安新區設立之時，中國在全球發展中的角色定位發生了重大轉變，國內城市發展的外部環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復雜、更多變，對城市積極融入新國際經濟秩序的要求也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必需、更迫切。在這樣的背景下，《綱要》提出“支持以雄安新區為核心設立中國（河北）自由貿易試驗區”，事實上是要探索一種新的歷史階段下不同於沿海的內陸開放模式。這一模式“白手起家”，沒有傳統經濟體制包袱，容易儘快構建創新開放的制度環境，吸聚國際國內創新要素資源，領內陸開放風氣之先。這一模式具有後發優勢，能夠匯聚先行先試政策、集納最新改革成果，體現中國新一輪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具體內涵，賦予地區發展更大的改革自主權。這一模式順應全球經濟格局演變的歷史大勢，更符合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潮流中以新機構、新規則、新機制構建主動應對“多邊”困局的內在要求，以積極的自貿戰略推動內陸區域自由化進程，為中國參與和引領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夯實基礎。
破除一切阻礙開放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是“雄安模式”成功的關鍵。如何以全面開放格局打造引領世界級城市群發展的戰略極點？《綱要》給出明確答案：“建設中外政府間合作項目（園區）和綜合保稅區”，“支持金融業對外開放新舉措在新區落地”，“大幅度取消或降低外資准入限制，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實行開放便捷的人才引進制度，在技術移民和外籍人才入境、停居留、永久居留等方面制定更加便利的措施”等。未來的雄安，將以一系列開放政策加快釋放創新效能，引領中國深度參與國際經貿分工與合作，為京津冀、環渤海乃至整個北方腹地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提供強大戰略支撐，成為改變中國經濟發展“南強北弱”格局的新支點。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空間非均衡視域下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政策效應與推進策略研究”〈項目編號：13CJL064〉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刁琳琳，中共北京市委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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