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和元年的最後一天下午，東京淺草寺前依舊是熙熙攘攘。就在所有日本人等待令和時代第一場“紅白歌會”時，來自遙遠的中東突然傳來一則消息，以特別瀆職罪、違反公司上市申報等罪被起訴並獲得假釋的日產三菱雷諾前最高領導人戈恩，未經東京法院允許，偷偷地離開了日本併到達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事實上，戈恩的被捕以及戈恩突然離開都是吸引眼球的大事件。
2018年11月，當戈恩乘坐私人飛機降落日本羽田機場後，突然遭到了東京地方檢察特別搜查部（以下簡稱“特別搜查部”）的逮捕，罪名是其申報自身報酬時故意隱瞞收入，違反了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戈恩聽聞後非常震驚，當得知是自己最信賴的日本人社長內部告發自己後，堅持了1個多小時的戈恩同意隨特別搜查部人員下飛機。之後為了徹底追查戈恩的罪行，特別搜查部還逮捕了戈恩的親信美國人律師凱利，並且第一次使用特別免罪的條例，要求日產高層出面做汙點證人指證戈恩的貪腐行為。
同時，對戈恩的審訊以及看管非常嚴，目的就是要戈恩自己承認特別搜查部指控的所有罪名。戈恩當然不願意輕易認罪，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後，他發現，其聘請的辯護律師（原來特別搜查部的部長）並不想為其無罪申辯。當戈恩堅持要無罪辯護後，其辯護律師突然宣佈辭職，不再擔任其律師。原因是日本律師界也是人情社會，如果撕破臉與原來的同僚法庭對決，未來在日本刑辯業界很難繼續混下去。不得已，戈恩重新選擇辯護律師，這位就是日本著名的無罪申辯律師弘中。這位弘中律師不簡單，幫助很多日本名人打贏了冤案官司，包括被指控貪汙的前厚生省次官以及日本政界著名的小澤一郎議員。
東京地方法院一直拒絕辯護方提出的對戈恩保釋要求，但是弘中律師最終說服戈恩同意在其家門口安裝監視器，對其住宅24小時監控，並上交戈恩所有護照（戈恩有三個國籍：巴西、法國以及黎巴嫩）。並且還不允許他與外界聯繫，上網也要在律師在場時才可以。最終東京地方法院同意其保釋出獄，出獄當天，戈恩假扮了一次工人，但剛一露面就被在場的媒體識破，他實在太有名了，不知道他的人在日本幾乎沒有。保釋決定出現後，特別搜查部抗議法院所做出的這個決定，認為一旦戈恩出獄，很難再控制他。
就在保釋後沒有多少日子，戈恩再次遭到特別搜查部的逮捕，這次的罪名是非法挪用公司財產。特別搜查部逮捕時也對戈恩的妻子進行盤問，還扣押了她的護照，要求其接受特別搜查部調查。不過，戈恩妻子用了另一本護照離開了日本，在西方，她對日本的搜查方式以及搜查手段給予抨擊。在接受完各大媒體採訪後，戈恩妻子又回到日本，接受了特別搜查部的詢問。隨後，戈恩的辯護律師再次要求保釋，第一次戈恩保釋出獄保金是10億日元，第二次保釋因為又有了新的罪名，所以保釋金又加了5億日元。值得一提的是，東京地方法院要求戈恩不能與其妻子未經允許情況下見面，所以第二次保釋後，戈恩實際上完全被孤立了起來。
那麼，戈恩是如何逃離日本的？綜合多家海外媒體的報道，以及筆者所知道的消息整理如下：
逃跑計劃的策劃者就是戈恩的夫人，在離開日本返回法國後，與她黎巴嫩的“哥哥”（其母親再次結婚，丈夫與前妻的孩子）見面商討是否有可能離開日本，最終決定委託有法國海外軍團、特種兵經驗的團隊來制定計劃，這個團隊利用日本舉辦世界橄欖球世界盃的機會來到日本實地勘察，據說一共來了三次，最終制定出戈恩逃跑計劃。
計劃由脫離監視、移動、離開日本三部分組成。
首先脫離監視，與西歐對保釋犯要求佩戴24小時跟蹤儀不一樣，日本沒有這項要求，只是在戈恩東京公寓的唯一出入口安裝監視器，並且由法院的法警擔任監視任務。並且在房間內發生的事情，以及出入人員都要進行登記。聖誕節過後，有一支私人的樂隊登記進入戈恩的公寓內，進行了一場家庭演奏會，結束後他們自行離去。事後知道，戈恩就藏匿在樂隊的低音提琴盒中離開了公寓，驅車前往大阪的關西國際機場，搭乘一架來自土耳其的私人飛機離開，飛機再次經過土耳其最終達到了黎巴嫩。戈恩一到黎巴嫩，他脫險的消息立即引發了世界關注。
第一時間知道戈恩逃離日本消息後，筆者有幾個疑問：
1）是誰在為戈恩傳遞消息，因為不能與妻子見面聯繫，所以逃跑計劃的詳情戈恩是如何知道的？
2） 按道理，當天在戈恩公寓門口有三組人馬監視，為何一點跡象都沒有發現？
3） 戈恩是如何進入私人飛機的？有人說私人飛機海關檢查鬆懈。但在筆者看來，這個理由不成立，日本海關以及入境檢查都是非常認真，不會因為是私人飛機就不檢查。
4） 日本出國的記錄中沒有任何的戈恩名字（包括化名），而黎巴嫩入國記錄中有戈恩的名字。
5） 據說飛機的目的地本來有3個：美國，法國，最後才是黎巴嫩，選擇黎巴嫩是因為與日本沒有引渡條約，但黎巴嫩是小國，能夠有實力庇護戈恩？
筆者本來還有一個猜測，但沒有獲得第三方證據，最終寫這篇專欄時，筆者還是使用目前公開的逃離日本的解釋。筆者猜測，戈恩沒有像外界傳的那樣逃離日本，而是用了瞞天過海的方式，用了其他的路徑離開日本，之後為了保護相關人員就用了這樣一個離奇的逃跑故事矇騙世界。不到最後，任何的可能都存在。甚至筆者還認為，這是日本為了防止4月庭審前，戈恩透露更多的內幕，故意“捉放曹”。這樣不但可以證明戈恩是畏罪潛逃，並且還可以保護那些與日產有瓜葛的日本政界的政治人物。
回到戈恩第一次被保釋出獄時，高野律師開玩笑要求戈恩化裝離開。明明就知道那是戈恩，為何還要COSPLAY呢？戈恩的律師團弘中惇一郎律師、高野隆辯律師以及河津博史律師都是日本著名的律師，他們在日本律師界內有很高的威望。與戈恩同謀，讓他逃跑就是葬送自己的未來，所以很難令人信服。同時，戈恩的保釋申請一直遭到特別搜查部的反對，所以，戈恩現在逃走或許就是因為未來在日本已經很難獲得保釋了。
最終，在黎巴嫩的戈恩發表了聲明，認為自己成為日本不公正司法制度的“人質”，要求在黎巴嫩接受公正的審判。但是，據路透社的報道，戈恩私下與好友交談時，談到自己已經放棄與日本司法鬥下去的決心，因為個人與一個國家鬥會感到很累。
筆者從2018年11月19日，戈恩被逮捕以後，一直非常關心這個案件。戈恩最初被逮捕的理由是違反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原因是少申報了自己收入。雖然這是一般經濟案件，不過，卻被日本媒體炒作成刑事大案。更有意思的是，隨著案件的發展，少申報的收入只是未來將給予戈恩的報酬，並不是實際的收入。
從之後的起訴內容來看，與當初逮捕的理由也完全不一樣。為了判他有罪，日本檢方與日產方面聯手製造證據，用“汙點證人”的手段來治罪。如，所謂的沙特、黎巴嫩特別瀆職案件，其實就是日產公司為了投資中東，但基於當地投資規定的一種資金的運作，日本特別搜查部人員到中東，沒有收集到任何的決定性證據，卻大張旗鼓地再次逮捕戈恩，又要戈恩拿出5億日元保釋金，就是為了給戈恩施加壓力。
退一萬步，日產的首腦層是犯有瀆職、貪汙罪，但為何只有戈恩一個被逮捕，而同樣有簽字權的西川社長成為“反腐英雄”，而這位西川社長其實與戈恩未支付報酬有很深的關係，自己也有相同的收入問題被追究，但結果僅僅辭職了事。戈恩知道自己的四項罪名在日本最起碼要被判15年，而未來更多的是漫長的上訴期，自己有生之年，能否看到無罪結果很難說，所以，這成為他離開日本的最終原因。戈恩第一次保釋後，曾經想召開記者招待會，不過，遭到有關方面的制止，連他的主張在日本都沒有被報道，所有的日本主流媒體，未判就斷定戈恩有罪。絕望中的戈恩寧可不要15億日元的保釋金，也要獲得自由的心情就不難理解。
戈恩能不能成為現代版的“基督山伯爵”？在獲得自由後，他接連接受了英國《金融時報》、美國《華爾街日報》以及路透社的採訪。與在日本時自己的主張被完全無視不同，在黎巴嫩，西歐媒體把他的主張刊登出來，這就等於戈恩不是一個人單獨與日本作戰，而是有了向國際社會發聲的渠道。球已經踢到日本一側，如果戈恩是有真憑實據的罪犯，日本完全可以公開要求引渡戈恩。但是前提是，當初逮捕戈恩、要把戈恩搞下臺的那些理由能不能上得了檯面。本來日產的日本人經營者、日本經濟產業省、日本司法結盟似乎對戈恩有絕對的優勢，但一旦對象逃脫，這樣的優勢就成為劣勢，全世界或許將看到日本的另一面。
本文原標題：逃出日本的戈恩能不能成為現代的基督山伯爵
作者系中國經營網特邀財經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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