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1、園區經濟和平臺公司進入雙轉型時期
截止到今天，關於園區經濟（主要包括高新區、開發區、保稅區等，還有在這些園區內出現大量的園中園）的發展，有幾個共識是比較明確的：
一是產業園區需要儘快推進再城市化，在園區內更多的導入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更綜合的公共服務設施，甚至要對整個園區的空間結構進行較大程度的改造，這一過程雖然成本高昂且利益牽涉複雜，但考慮到如果不轉型將很難持續發展，更別說轉型發展了，各地都已經大力在做，越是產業基礎雄厚經濟實力較強的園區再城市化的動力越足，推進力度越大。
在這些園區的決策者看來，這不僅是為了改善存量人口的人居環境，也是面向新一輪園區和城市競爭的必然選擇，如果不能在宜居方面做出改變，這些園區不但無法獲得持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更高層級人才的吸納，甚至存量產業的就業人口也會失去，從而使這些園區加速衰落。
二是越來越多的園區都開始提二次創業的概念，這不但是主動迎合國家創新創業戰略和政策導向使然，在更大程度上也是應對在新一輪全球產業變革背景下園區內不可避免已經開始遭遇產業迭代和轉移所帶來的產業空心化的風險。如果不早做準備，重塑園區和所在城市與地區的產業結構，更大的衝擊還在後面。而考慮到這一輪產業重塑的力度和深度，雖然依靠傳統的所謂精準招商、大招商和招大商能夠暫時和部分對沖衝擊，終究還是要回到創新驅動上來，積極尋找園區和城市發展的新動能和原動力。
三是為了推動這一輪園區經濟的深刻轉型發展，在既有園區發展模式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平臺公司的轉型同樣非常關鍵，這些平臺公司和平常所說的城投公司類似，前期主要擔負片區開發過程中的土地整理和投融資功能（有些還承擔為園區進行招商引資的職能），在管理架構上大多政企不分，很多園區的管委會主任同時兼任平臺公司的董事長，在公司架構上也與管委會的一些職能部分多有重合，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兩塊牌子一套人馬”。
在新的形勢下，地方債的管控越來越嚴格，對這些平臺公司所運作的隱性地方債務也開始進行存量清理和增量的限制，政企分開也成為新一輪地方營商環境提升和積極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重要舉措，比如，越來越多的地方明確規定，管委會主任不得兼任平臺公司的董事長。
與此同時，園區發展進入新階段後，存量的可供開發的土地越來越有限，哪怕是可以通過一些異地辦園區和飛地經濟模式可以獲得進一步的空間拓展，但產業運營越來越成為城市開發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構成，如果沒有產業的運營能力，這些純粹的空間擴張最後也淪為純粹的地產開發，有名無實，甚至造成大量浪費。
再加上市場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將片區開發作為核心產品線的企業，無論是產業新城還是特色小鎮以及田園綜合體等，通過市場化的和全球化的資源配置，這些市場化公司都快速集聚了產業運營和空間營造的能力。無論是技術積累、資本運營、文化挖掘、規劃設計，還是產業孵化，都快速領跑於市場，不僅使得這些傳統的平臺公司在市場上黯然失色，而且，很多地方政府也開始越來越樂於直接與這些市場企業簽訂合作協議，負責整個片區內的產城人文綜合開發，缺乏轉型能力的平臺企業被邊緣化的跡象已經出現。
當然，在我們看來，園區經濟轉型和平臺企業的轉型之間，看似兩個問題，其實兩者之間有密切聯繫，尤其是在轉型過渡期內，兩者更是需要做出戰略互動、資產互動、品牌互動、人才互動、模式互動等，在這些互動過程中，還會出現一系列的動態博弈，從而使得園區經濟轉型和平臺企業轉型都可以獲得較好的改革和轉型目標的達成。
2、體制改革是園區經濟轉型發展的必然選擇
以高新區和開發區為代表的中國園區經濟的發展，可謂是與中國改革開放一起出現並伴隨中國改革開放全過程的城市和產業發展模式，典型的特徵和創新性包括：
以特殊的開放政策積極引進外資和科技型企業，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的分工和價值創造，從而為這些園區快速集聚產業提供了可能，其鮮明的產業發展定位，為這些園區的招商引資、項目落地、企業成長、技術創新和產業集聚提供了最大便利，也使得這些園區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主陣地、科技創新的主陣地、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的主陣地。
通過區別於中國傳統行政區管理模式的開發區管委會模式創新，立足於功能區的管理體制定位，以體制創新踐行了中國政府與市場關係定位轉型的改革理念，以管委會和平臺公司，雙輪驅動，再加上特殊的開放政策，使得產業園區成為中國行政效能和資源配置最為高效的發展平臺，在為大多數園區帶來了超常規的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快速的基礎設施配套的完善的同時，也直接帶動了園區所在城市和區域的產業集聚和綜合競爭力的提升。
當然，時至今日，傳統的園區經濟發展模式和管理模式的短板和弊端開始越發顯現。比如：過度的強調產業集聚，使得這些園區範圍內的城市化考慮不足，從規劃到社會治理以及政府公共服務供給都體現出與區域產業轉型升級和社會綜合轉型越來越多的不適應性，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產城分離的問題。
由於此前的招商引資和產業集聚缺少產業鏈和產業生態的系統性思考，尤其是缺少內生性創新發展的思考和配套性考慮，雖然使得這些園區內的企業大多與全球產業分工深度融合，但是，卻沒有形成自我轉型升級的產業生態體系支撐，面對新一輪全球產業轉移和轉型現實，很多園區內的產業遭遇外逃或破產，雖然有些也在努力迭代求變，但大多已經危機重重。
比如，著名的天津泰達開發區裡的摩托羅拉，產值不僅一度超過整個泰達開發區的半壁江山，長期以來也是中國引進外資和出口貿易的一面旗幟，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面對行業的深度調整，不僅輝煌不再，更為的遺憾的是，並沒有為區域持續創新帶來太大改變。
那麼，在我們看來，面對新的形勢，以高新區和開發區為代表的中國園區經濟的轉型方向和模式創新也是非常明確的。
關於管理體制創新問題，雖然有些開發區隨著區域城市化的進程，以及進一步完善區域“產、城、人、文”融合發展的需求，開始走向行政復歸，演變為一級政府，但對於大多數園區經濟而言，依然堅持了相對高效的管委會模式，只是從區域綜合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而言，更加強調的區域內的公共服務配套、社會治理、文化張揚、生態保護以及景城互動等發展理念。
而且，從區域發展的現實出發，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的效能優化的改革和麵向全球開放的維新之旅，更具體的改革方向和措施是對經過先行試驗的自貿區政策進行園區經濟全覆蓋式的推廣複製，這將代表著中國園區管理體制創新的重要方向之一。
此外，為了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圍繞園區的開發運營，通過PPP模式，大膽引進社會企業參與進來，以企業的力量推動園區的快速可持續發展。其中包括，引進社會企業整體參與到園區的開發運營中來，以及在園區內以產業和產業集群為鮮明特徵，鼓勵企業進行園中園的開發建設。關於此模式的創新性和可行性，已經得到國務院辦公廳、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以及眾多地方政府的充分認同，並對外公佈了多個典型案例。著名的產業新城運營商華夏幸福，這幾年之所以能夠獲得在全國的快速複製，就與此背景直接相關。
在我們看來，這種能夠將園區管理突破行政區進行管理模式和發展模式創新的戰略認知，為大量新生的和存量的園區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並直接激活了這些園區內沉澱的土地、產業、文化、生態等資源，為中國的園區經濟的綜合轉型提供了新的模式可能，也將是我國包括高新區在內的園區經濟轉型發展中的必然選擇。
而且，在這一體制和模式創新的另一端，已經湧現出越來越多的社會企業，將市場化的產業新城運營作為企業發展的商業模式創新和產品線打造的戰略選擇，並快速提升企業能力，以充分發揮企業在產業運營、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文化挖掘、地產開發等全產業鏈化的綜合價值，比如華夏幸福、榮盛、萬科、綠地等。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對全球產業發展方向和科技創新方向最為敏感，甚至佔據主導作用的是企業，尤其是具有全球創新資源配置能力的企業，而這些企業也越來越意識到，在一定區域內形成完善的產業生態並與城市發展密切結合，將是企業或許產業領先優勢的必然選擇，深度參與到地方政府的園區開發建設，不僅具有投資理性，更是代表了企業新的轉型理性。
所以說，接下來，對更多的園區管理者和決策者而言，需要做出的改變之一就是，打開視野，面向全國乃至全球，尋求有實力、有理想、有資源的企業進行具體的合作，以企業和市場化的力量引領城市和園區的創新驅動和轉型發展。
3、產業運營是平臺公司轉型發展的必然戰略選擇
客觀上講，在全國上一輪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平臺公司在發揮土地整理、政府融資甚至地產開發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力推動了區域城市發展轉型。
但是，在新的政策管控和經濟轉型影響下，越來越多的平臺公司開始面臨發展瓶頸，不僅融資創新空間不大，而且，在傳統的業務模式下很難建立完整的價值閉環，不但無法繼續發揮推動地區經濟和城市發展的關鍵作用，甚至自身開始面臨高債務、高風險、低效率、低收益的發展困境。
在此背景下，無論是出於既有平臺公司自身轉型發展的需要，還是基於所在地方政府推動區域產業、經濟、城市、社會綜合轉型發展的戰略需要，都需要做出明確的轉型戰略安排。
更具體來說，是要由傳統的土地整理型和融資型甚至是舉債型平臺公司，向“投融資型平臺公司+產業運營型平臺公司+資源配置型平臺公司”的方向轉變。這一轉型方向，不僅可以為平臺公司基於產業運營和科技創新構建新的價值閉環，也將直接為傳統的投融資業務提供新的想象空間。
比如，通過將當地獨特的產業資源劃撥至平臺公司，通過圍繞這一產業資源的產業鏈開發和綜合價值變現，不僅可以為平臺公司帶來直接的現金流，而且，還直接為平臺公司的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提供了新的戰略資源支撐，而不是原來僅通過土地資源進行投融資安排，可以進一步打通與產業資本的鏈接，進行更廣泛的資源嫁接，也可以獲得更可持續的、面向長期受益的資本投入。當然，在我們所調研和了解的案例中，越來越多的案例顯示，通過高效的資產運營，可以直接推動持有資產的高估值，進而獲得更多的資產增值回報和更高的銀行貸款的授信額度。
更重要的是，對於很多地方政府而言，在新的產業變革背景下，雖然圍繞區域科技創新體系構建進行了一系列的戰略和政策安排，但往往缺少市場化的資源配置平臺，以有效的手段配置創新資源，更大程度激活沉默的創新要素，這也成為越來越多的地區創新發展的戰略短板之一。
要想打破這一局面，應該有兩條路徑可以選擇，一種就是積極引進社會上具有產業運營和科技創新能力的企業，在當地尤其是高新區或開發區空間內進行產業新城的建設開發，推動地區和城市的產業集聚和產業生態的構建。
還有一種模式就是，積極推動既有的平臺公司的轉型，或者圍繞地區產業發展建立新的政府主導的面向產業運營的平臺公司，通過市場化的手段，面向全球進行創新資源的配置，從而，為地區的創新創業提供引導甚至是直接的孵化培育。而且，這種平臺公司將很容易在區域創新服務體系建設中發揮航空母艦的角色價值，帶動一系列的中小企業的科技創新行為。
這也是國際上包括德國、芬蘭、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創新體系中的常規選擇，只不過，扮演這種航母型平臺的公司中也包括了一些了完全市場化的企業，比如寶馬、奔馳等。而且，既有的案例顯示，此類平臺公司不僅可以在為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科技創新提供具有公共屬性的服務支撐，而且，平臺公司本身具有巨大的商業價值空間。
我們在研究長沙先導控股集團的產業運營和資本運營時就發現，雖然先導控股和傳統的平臺公司並非完全一樣，但作為一家在地方上有強大影響力的地方國企，一旦對一個本地誕生的創業企業進行投資，不僅可以直接提供資金支撐和強大的品牌背書，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獨特的政府背景為這些創業型和創新性企業在本地的市場拓展提供強大支撐，從而讓這些企業可以獲得超常規的快速增長，迅速跨越初創的死亡陷阱，進入全國佈局的發展軌道。這樣的投資邏輯和經驗對很多地方平臺公司的轉型發展都有借鑑意義。
總結來看，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並已經開始通過積極推動園區與社會企業的合作共同引導園區的整體轉型發展以及具有鮮明產業特徵的園中園的品質化發展，併成為越來越多園區經濟轉型發展必然戰略選擇，另一方面，通過大膽的理念創新和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建設，積極推動既有平臺公司的戰略轉型，甚至圍繞當地的獨特的資源稟賦重點佈局一些產業，並充分利用平臺公司進行全球化、市場化資源配置，這將有助於形成雙輪驅動下的園區經濟轉型發展模式，對創造性構建地區創新服務體系和打造新的具有全國乃至全球影響力的地方產業集團公司，具有直接的推動作用。當然，就平臺企業的轉型做產業運營而言，背後還有複雜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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