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信息港訊（昆明日報 首席記者李思嫻）大國之崛起，必然帶動大城崛起。改革開放40年，誰是最成功的城市？近兩天，一則消息刷爆了朋友圈，那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經濟日報社在北京共同發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院重大成果《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6：40年：城市星火已燎原》”（以下簡稱《報告》），昆明入選“改革開放40年經濟發展最成功城市”名單。
改革開放40年經濟發展最成功城市，讓大家自發成為昆明宣傳員的同時，也不禁要問昆明憑什麼摘得“改革開放40年經濟發展最成功城市”的殊榮？這項榮譽背後是靠什麼支撐的？
昆明擁有無可比擬的區位優勢
《報告》發佈人、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表示，眾所周知，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在此之際，總結中國城市的發展經驗，探討其發展動力，詮釋其發展原因，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城市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40年風雲變化，如何衡量一個城市的成功？記者注意到，《報告》使用近40年經濟密度和人口密度增長兩個標杆，非資源城市和近年人口淨流入兩道門檻，從內地280多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選出40年來經濟發展最成功的40個城市（排名不分先後）：深圳、廣州、廈門、珠海、佛山、中山、汕頭、烏魯木齊、北京、三亞、蘇州、鄭州、上海、天津、東莞、太原、蘭州、南昌、江門、常州、大連、重慶（中心城區）、南京、無錫、杭州、寧波、合肥、蕪湖、青島、武漢、長沙、成都、昆明、西安、銀川、溫州、福州、濟南、株洲、南寧。
那麼，入選的標準是什麼？倪鵬飛介紹，“兩個標杆”：40年來的人口密度變化和經濟密度變化；“兩個門檻”：排除資源型城市和人口淨流出城市。具體來說，經濟密度就是地均GDP，是一個效率指標，“40年來中國城市因為行政區劃調整，地域面積發生了巨大變化，如果僅僅比較GDP總量或增長量，就會出現重大偏差。所以用了這樣一個標準。”
同理可以解釋“人口密度”，並且，人口本身就是城市可持續競爭力的體現。
對於“門檻”的設置，倪鵬飛解釋，資源型城市的發展具有不可控性，“如果以20年為期，可能發展得還不錯，但到後面就停滯了，所以放到長遠來看，就能發現只靠資源是不行的。”
對於昆明的入選，《報告》是這樣評價的：昆明是雲南省省會，是中國西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是世界園藝博覽會的舉辦地。昆明經濟密度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67倍，人口密度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85倍。世界園藝博覽會彰顯了昆明特色和中國氣派，也給昆明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同時，其特殊的區位優勢決定了昆明是東亞大陸與中南半島和南亞次大陸進行經貿往來的陸路樞紐，尤其是中國對緬甸、老撾和泰國開放的陸路樞紐。
西南一隅改革波瀾壯闊
不難看出，《報告》對昆明的區位優勢讚歎有加。而回顧昆明40年改革開放的重大歷史成就，也能更好地理解昆明入選背後的實力支撐。
春雷一聲響，萬蟄甦醒來。1978年，改革開放的號角在春城吹響，這四季如春的城市真正迎來了勃勃生機，各行各業迸發出新的活力。
1979年2月4日，昆明召開（縣）區四級幹部會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
40年間，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省委和省政府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從昆明的實際出發，以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中心，不斷完善發展思路，動員和依靠全市廣大幹部和各族人民奮發拼搏，使昆明的改革開放不斷向前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穩步、快速、健康地向前發展。
作為昆明改革開放的參與者、經歷者、見證者，市社科聯原主席、市社科院原院長龍東林大致向記者回顧了昆明40年間，從邊疆落後省會城市發展成為面向南亞東南亞的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的滄桑鉅變。
時間回到40年前，1978年的昆明正在撥亂反正的收尾階段，當年全市的GDP達到了15億元，財政收入3.5億元，較之1977年已有較大起色，增長達50%。而此前的1976年，全市工業曾慘跌到歷史低點，總產值只相當於1966年。1977年全市職工工資年均599元，比1964年的628元還少29元。
“昆明是一個邊疆省會中心城市，又是一個發展嚴重不足的城市，只有改革才能破除阻礙昆明發展的體制障礙。”龍東林說。昆明的改革開放是在國民經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開始的。
面對困境，1978年底，昆明工業企業率先進入改革的第一個高潮，對工業企業開始放權鬆綁，到1979年，全市多數工業企業都轉虧為盈，昆鋼等虧損大戶竟然一年就減虧2000萬元，工業經濟進入全面恢復狀態，一下子提高到15億元之多。改革的巨大成效堅定了改革的信心。
在農村方面，繼1981年基本實現家庭聯產承包制後，昆明農村農業的發展就開始轉向產業結構調整，農民有了生產自主權，蔬菜、烤煙等經濟作物種植面積迅速擴大，鄉鎮企業開始發展。1985年，農村改革向流通體制深化，取消了自1957年開始的統購統銷，農民自主權進一步擴大，多種經營、多種經濟形態湧現，極大煥發了農業生產力，1985年農業GDP比上年增長28%，1987年更比上年增長35%，農村改革的深入，直接促成了20世紀90年代昆明鄉鎮企業的大發展。
1991年前後，昆明工業進入相對過剩階段，開放發展，以市場引導生產的模式逐步形成，開拓市場的視野也由單一的國內市場轉向周邊東南亞國家市場。1992年春，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的鼓舞下，西南五省七方在昆明達成區域經濟合作，共同開拓東南亞市場。確定了第二年在昆明舉辦面向東南亞的進出口交易會——昆交會。昆明作為面向西南開放的窗口和中心的作用開始顯現。
1992年5月，中共中央4號文件決定昆明實行沿海開放城市政策，瑞麗、河口等實行沿邊開放城市政策，昆明的區位從對外開放的末端一躍成為前沿，成為雲南對外開放城市圈的中心，昆明的發展活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為了辦好昆交會，昆明大刀闊斧地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進入了一個現代化建設的高潮——開始進入舊城改造與新區建設並舉的拆建時期。
1999年的世界園藝博覽會開啟了昆明城市發展的新階段，昆明落後的城市基礎設施由於世博會的建設得到改善。昆明開始從城市佈局、城市形態和功能結構上將城市的生態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放到重要位置，提出了“一主三副”的指掌形城市發展設想，更加註重城市的生態功能、開放功能和服務功能。
2003年5月, 省委、省政府對昆明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方式做了重大調整，確定了現代新昆明發展戰略，制定了“一湖四片、一湖四環”的城市發展格局。長期束縛昆明城市活力的空間不足問題得到緩解，城市活力得到解放。城市的產業聚集、人口聚集效應增強，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到了63%。
時間軸再往後移，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考察雲南時，要求雲南闖出一條跨越式發展的路子來，努力成為我國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區、生態文明建設排頭兵、面向南亞東南亞輻射中心，為昆明的進一步發展指明瞭方向。
幾年來，昆明市委對昆明未來的發展進行了深入思考，最終確定：建設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它明確了昆明在未來一段時期的奮鬥目標，描繪了昆明未來的美好藍圖。2017年，昆明舉全市之力，聚各方之智，抓好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實施綱要的組織實施，“一樞紐”“四中心”“三品牌”建設取得新進展。
在龍東林看來，在40年的風雲變化、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中，昆明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改革主體生長先於規則創立的實踐，使昆明城市的建設和發展走上了一條充滿活力和生機的道路。使昆明在政治、經濟、文化、城市建設等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而只要我們堅持改革開放，自覺地服務於全省、全國對外開放戰略的需要，昆明城市的綜合實力就一定能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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