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天，全球矚目的朝美首腦會晤在新加坡聖淘沙島的嘉佩拉酒店（Capella）舉行。

這場“世紀會見”意義重大。經歷了“一波三折”，又是“百裡挑一”，對於舉辦地新加坡，其重要意義也不言而喻。

事實上，新加坡已不是首次參與這種重大國際事件。這座建國僅50餘年的城市國家，按照其開國之初的計劃，正愈加成為一個開展國際事務的平臺。

在經歷數次重大國際事件後，新加坡能否成為亞洲版“日內瓦”？

為什麼是新加坡？

新加坡魚尾獅 圖據 攝圖網

多個重要路段被封、關鍵位置安檢設施佈局到位、遍佈全球記者……6月11日，儘管會見雙方還未到場，新加坡已進入“非常時間”。

現在來看，新加坡可能是“金特會”的最佳地點，但時間倒推2個月，其只是5個備選城市中的一個。根據此前媒體陸續曝光，可能的地點還包括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朝鮮半島非軍事區，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瑞士日內瓦，甚至是韓國濟州島或者一艘船上。

新加坡如何得以“脫穎而出”？此前，白宮官員曾透露，除了新加坡是少數幾個與美國、朝鮮兩國都建立了外交關係的國家之一，其自身的承辦意願是關鍵原因。

回顧過去，很容易可以看出新加坡對承辦重要外事活動的熱忱。“汪辜會談”等跨越海峽兩岸的重要節點就曾發生在新加坡，自2002年起“香格里拉對話”已在新加坡走過17個年頭。

在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看來，中立、可信賴和安全是新加坡舉辦這些外事活動的優勢。

對於此次“金特會”，泰晤士報刊登的一篇分析文章就指出，新加坡與朝鮮有超過40年的外交聯繫，而在2016年前，朝鮮人民到新加坡可實現免籤旅行；而新加坡是美國商貿與安全領域的主要合作伙伴，這讓新加坡在兩國間能夠保持“中立性”。同時，新加坡的警察系統、安全與智能服務一流，並曾被風險評估網站SafeAround評為亞洲最安全的國家。

而更能體現新加坡“參與度”的，則是其高額的投入——新加坡承擔了2000萬新幣（約合9800萬人民幣）的費用，其中有一半用於安保。對此，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這是其願意付出的代價，也是新加坡對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目標作出的貢獻，符合新加坡的切身利益。

國際會議背後的城市身影

新加坡濱海灣 圖據 攝圖網

為何新加坡願意如此高代價地參與看似與其並無直接關係的外事活動？

事實上，作為國際外交場所被載入史冊的城市不在少數。自威斯特伐利亞和會拉開世界會議外交歷史的序幕，城市便與國際關係的發展進程相“綁定”。往遠了說，著名的維也納會議讓維也納一時間成為歐洲外交的競技場。而在國家地緣政治癒加複雜的今天，一項國際議題的背後往往也是一個城市，如氣候問題之於巴黎、歐洲區域一體化之於申根，等等。

一座具有標杆意義的城市就是日內瓦。得益於瑞士中立國的地位，這座人口僅20萬（注：2016年）的小城市匯聚了超過200個國際組織的總部或辦事處。而在拓寬國際發展空間的需求下，瑞士以“積極中立”的態度承擔了大量國際事務的協調工作，日內瓦“國際會議之都”之名由此得來。

50餘年前，面對新加坡建國初期經濟、社會等各方面挑戰，國父李光耀認為，新加坡必須創造一種“相關性”，由此使別國與其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存續與繁榮產生利益關係。新加坡必須繼續重塑自身，保持與世界的關聯，並創造一個政治與經濟的空間。

基於此，李光耀提出其“小國大外交”思想——“小國必須尋求朋友數量的最大化，並維持自身的主權獨立和自由。這兩者是同等重要並相互依存的。”

參照日內瓦的做法，承辦國際會議是一種可行的解決方式。為此，新加坡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併為其“量身定做”了一套安保系統。一個例子是，新加坡警察局僱傭了1800名廓爾喀族士兵，他們被認為是全球最訓練有素的士兵。

當然，也有人認為，這讓新加坡遭受了一些負面影響，比如，它讓城市變得不那麼開放，在一些領域的嚴格管控讓其顯得有些“刻板”。

但更多的益處已然顯現。在今年3月倫敦瑪麗皇后大學的一項調查中，新加坡在“更傾向於在此進行國際爭端仲裁”的城市中排名第3，僅次於巴黎與倫敦。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管理專業教授Lawrence Loh看來，新加坡已邁向亞洲版“日內瓦”之路。

文字 | 楊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