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8 中美貿易摩擦的前世今生

【雙邊與多邊模式的選擇,本質上是貿易保護主義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之爭】

□郭禾

自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舉動變得越來越不可預測。這位號稱“不走尋常 路”的美國總統上任伊始就簽署了退出TPP談判的決定;緊接著又宣佈退出已經簽署的《巴黎氣候協定》、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來又宣佈廢止《伊核協 定》。這些舉動不僅讓全世界大跌眼鏡,就連其西方盟友也都琢磨不透。即使德、法等最重要盟友輪番遊說,也沒能動搖特朗普退出《伊核協定》的決心。退出 TPP談判也讓長期在亞太地區跟隨其左右的日本等國摸不著頭腦。

特 朗普的行事風格同樣也反映在中美貿易關係上。最為直接的表現就是近來特朗普啟動了針對中國的特別301調查,並在《特別301調查報告》中將中國列為重點 觀察國家。時隔多年之後,知識產權問題再次成為了中美貿易關係的晴雨表。美國此次置WTO多邊機制於不顧,轉而適用作為其國內法的《綜合貿易法案》啟動特 別301調查的做法,與其處理其他國際事務的行為模式如出一轍。

回望美國近幾十年來對待國際事務的整體態度,可以看到,在聯合國成立初期美國曾將諸多事務置於聯合國框架下處理。但由於聯合國框架下各國均有同等的一票,且五個常任理事國均有否決權,導致美國的目的在聯合國框架下無法實現。故在處理後來的一些事務時美國開始採取繞開聯合國的做法。在國際經濟和貿易方面,美國政策也同樣以能否實現目標為其價值標準。僅就知識產權問題而言,美國曾經藉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或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處理過若干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國際事務,如在20世紀50年代制定《世界版權公約》、80年代提出集成電路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等。但因為上述機制沒有制裁措施,故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開始轉向關貿總協定(GATT),試圖通過在GATT中引入知識產權貿易,並利用其原有的制裁措施解決知識產權糾紛。但在這種新的多邊機制建立起來之前,美國仍然以其國內法為依據,先後針對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等,以301調查和貿易制裁為手段促成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雙邊條約。

1994年WTO在GATT基礎上成立,美國針對WTO成員設立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達成了其目標;針對非WTO成員則仍然以其301調查以及隨後的貿易制裁迫使對方與其達成協議。TRIPS協定規定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比當時其他知識產權國際條約更高,各國普遍認為TRIPS協定反映了美國人的利益。在這期間,美國針對WTO成員的行為都還是在WTO多邊框架下進行的。

具體到中美貿易關係,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美貿易關係就一直被美國主導。美國主要通過其國內法的規定以及國內相關產業的反應,直接決定針對中國的紡織品、農產品等進口配額以及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一年一度的最惠國待遇談判曾是中美貿易談判中中國最為頭痛的議題。為了解決最惠國待遇問題,中美政府曾專門就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達成一致,並簽訂了政府間知識產權保護協定。比如,在1992年中美政府間備忘錄中,中國政府就承諾制定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專利法、著作權法等具體內容,甚至還就未在中國申請專利的美國的藥品、農藥等化學品給予行政保護。這種一年一度由美方審核最惠國待遇的方式顯然讓中方不爽。但在雙邊談判機制下,因為中國的產品出口依賴美國市場,加之中國整體實力明顯弱於美國,除了知識產權領域,其他領域完全沒有讓步的空間,故中國在雙邊談判中一直處於被動地位。為此,中國

政府一直在尋求各種解決這一問題的路徑。

而此時,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正緊鑼密鼓地進行。由於GATT這一多邊機制確立了成員間互給最惠國待遇的原則,中國政府便積極啟動了恢復GATT創始國地位的工作。然而,因為多種因素,中國未能在1994年前完成“復關”談判。在WTO成立後,中國開始了“入世”的艱苦努力,直到2001年中國才完成了加入WTO的全部談判,成為其正式成員,從而解決了與美國及其他WTO成員的最惠國待遇“緊箍咒”問題。

加入WTO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十多年來,中國在WTO框架下利用勞動力等方面的優勢,外貿總額直線上升,進而帶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雖然這中間也曾因WTO規則等因素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或地區有過貿易摩擦,但在這一多邊框架下最終都得以圓滿解決。儘管中國也曾因為在WTO框架下就一些問題的裁決而修改國內法,但總體上看WTO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無疑是正面的。相反,美國在WTO框架下提起的針對中國的訴訟,如侵犯知識產權的訴訟等,均以敗訴告終。

與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相對比的是,在2008年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下美國等西方國家經濟受到重大影響。在過去十多年裡,WTO的多邊機制並沒有完全實現美國的意志。近年來,美國國內價值觀出現分裂,在“美國第一”的觀念影響下,其貿易政策開始趨向保守,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抬頭。特朗普大選獲勝只是這些思潮的一種反映而已。

特朗普上臺以後,不斷更換其身邊的重要官員。在上任的官員中,有諸多是20世紀80-90年代在政府中擔任職務的鷹派人物。這些人的觀念以及行為模式自然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初的影響。美國憑藉目前仍然存在的總體實力優勢,以雙邊談判的方式解決中美貿易摩擦,自然就成了首選方式。因此,雙邊與多邊模式的選擇本質上是貿易保護主義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之爭。

應當看到,解決貿易摩擦的雙邊與多邊之爭僅僅還是法律和技術層面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同樣反映在美國與其盟友之間。比如美國與歐盟在鋼、鋁徵稅問題上就是這樣。事實上,中美貿易摩擦還存在更為深層此的觀念性問題。美國在《特別301調查報告》中反覆提到中國發布的《中國製造2025》等各類國家計劃或戰略等,這或許才是應當引起中國特別關注的地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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