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文如其人”，很大程度上，透過一部部作品，我們能看到一個導演的靈魂底色和情感宗源。“激變的時代，人心更需提振。這可能就是我作為導演的歷史使命。”習辛說。

文 | 趙峰

觀察良久，我發現習辛導演雖然是條身高一米八的粗獷漢子，但他不是高人。

這兩天，他操刀的又一部力作《那年小米正芬芳》，殺青關機。答謝晚宴上，習辛的講話，一如既往地即興、幽默、真誠。

這是一個非常有正向感染力的人。一件純白三分透的T恤，除了讓他顯得更黝黑之外，也讓旁人覺得：“導演今天狀態很好，似乎輕鬆不少。”

但在《那年小米正芬芳》之前的開機發佈會上，主持人話音正落，他就趕緊接過話筒說：“聽完他們說的那些話，我現在跪下的心都有。可不是我幫助央8力挽狂瀾，而是央視和很多衛視成全了我們鐵軍團隊。”

儘管他用結果一次次的證明，作為“精、正、大”電視劇領軍人物，他名副其實。但對外界冠之的“國民導演”這一稱號，他拒絕接受。

他清醒、緊張，敬畏著。

在不容易出爆款的領域霸屏

其實主持人對習辛導演的那番讚譽和褒獎，有理有據。他的作品《孃親舅大》打破央視八套9年來的收視紀錄，連續18天蟬聯收視冠軍，全劇平均收視率高達2.04%，收視份額8.46%，單集最高收視率3.28%，單集最高收視份額14.38%。在江蘇城市頻道和山東齊魯頻道也創造了年度收視新高，單日平均收視率31.49%，瞬間收視率達52.8%

偶然往復發生就是必然。前不久，他的作品《回家的路有多遠》也在央視八套收官。播出期間，收視率連續16天蟬聯全國第一，創下單集2.24%的好成績。該劇作為中國優秀電視劇代表之一，受美國亞洲影視節組委會的邀請，將於10月赴美參賽，角逐美國亞洲影視節金橡樹大獎。

這是一組組驚人的數據，直觀地說法就是：他的作品霸屏了。

習辛的所有作品，有一個在很多導演看來是最大風險的共性：沒有流量明星，沒有所謂大腕。而且在劇情和人物的設計上，從來不為了吸引觀眾眼球、引起觀眾爭議，去刻意誇大衝突、炒作某個現象、醜化某個角色。

有網友這樣寫道：“看完《孃親舅大》，我居然不恨劇裡的任何一個人。我想這就是愛的力量吧。一家人歷經千辛萬苦走到最後，並給了程程一個美好的結局，想想也是溫馨，如此情況你還怎麼能恨的起來呢？”

習辛說他太喜歡這段話了，他覺得觀眾懂他。

我為什麼說這樣

一位有成就的導演不是高人？

第一：不擅變通，不去迎合市場。他過往的那些代表作品《二叔》 《三妹》《繼父回家》 《我的仨媽倆爸》，無一例外地，都是在塑造一個又一個的平民草根人物形象。

習辛說：“人間有大愛，大愛要從我們身邊的小人物身上去找。有的人感受不到愛，那是因為他的眼界太高，他的心飄的太遠。我們每個人的一生中，一定有那種‘不索取，只奉獻’的人出現過，比如親朋、戰友，比如那些幫助過我們的人。”

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的思緒跳轉回二十幾年前。那時他剛從部隊團職幹部轉業，他的第一部電視劇就賠了200多萬。習辛說：“說壓力不大那是假話，200萬在當時絕對算一筆鉅款了。我到現在都記得當時的投資人對我說‘沒關係，我相信你習辛能做好，我們接著來’。那是我生命中的貴人，人家有充分的理由不再支持你。如果那樣，我不知道後來還有沒有導演習辛。”

回報前輩的最好方式，就是提攜新人。在《那年小米正芬芳》的開機儀式上，面對著臺下的投資人、數十家央視和衛視的領導，以及上百家媒體，習辛說：“阿雄是這部劇的執行導演，他跟了我很多年。我希望未來他也可以站在我這個位置上，請大家多支持他。”

那樣的場合，這樣的表態。這是江湖大佬該有的風骨。

第二：所謂高人不露相，習辛掛相了，一看就是軍人出身。不論是酒桌上的迎來送往，還是拍攝現場的指揮調動，都能讓人感受到他身上有一股凜然之氣。他幾十年如一日，不論前天晚上幾點睡，第二天都雷打不動的四點起床。

“沒有看過凌晨四點的城市，不足以談未來；沒有在深夜裡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夜裡他經常一邊修改劇本，一邊熱淚盈眶。

他的拍攝、製作團隊，被外界美譽為“鐵軍”。

鐵軍自然有鐵的紀律。這天中午，劇組轉場到河南博愛縣的一所幼兒園裡。將近200人的隊伍，在園內外佈景，幾乎鴉雀無聲。

“這個不用我說，他們知道幼兒園的小孩兒都在午睡，所以會格外注意。”習辛說。

去探班的一位導演在現場唏噓不已：“習導隊伍的做派像是當年的紅軍啊，與民秋毫不犯。”

鐵軍的拍攝現場，從來不禁止任何一個群眾圍觀。那些看熱鬧的人，或者把演員們大團圍住，或者佔據房頂俯視。

演員們對戲的地方，有時就選在一個存放糧食的倉庫內，倉庫樓梯的兩側，隔三差五的放著粘紙，上面滿是禁不住誘惑而陣亡的蒼蠅們。

沒有人叫苦，沒有人嫌棄，沒有人享受特權。導演阿雄的臉，曬的比《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陳曉卿，做的紅燒肉還要黑裡透紅。

一個導演，他的根本是什麼？

任何人在某一方面做到極致，一定是在根兒上找到了自己的本源，是謂根本。

習辛的根本究竟是什麼？

要先從我軍奉命對越自衛反擊戰說起。1978年3月，習辛憑藉拉小提琴的精湛技能，把自己“拉”進了部隊。“剛入伍，部隊的領導、班長就傳達隨時可能上前線的信號。班長說的特別有意思，他說有一天會有一列什麼樣的火車，它會把我們這幫新兵送入前線。其實班長也從來沒見過那列火車什麼樣，他就是在傳達，我們也並不緊張或害怕。”他說。

轉眼到了1979年2月，戰雲密佈到極限，突然炸裂。習辛當年18歲半，夜裡接到通知，第二天開赴前線。

他見到了傳說中的那列火車，“緊張、興奮，一下都有了，就是不害怕。”

一天夜裡，習辛腰掛四個手榴彈，肩扛步槍上山偵察巡邏。那是一個U字型的山坳，中越雙方的士兵從各自一端的山坡下來。走在前面的習辛突然大喊一聲：“連長，不好了，有敵人！”

習辛嗓門本來就大，那一聲長嘯可謂氣貫長虹，連山坳深處的樹葉也被嚇得瑟瑟發抖。那應該就是“無法確認眼神”後的憤怒，還帶著某種亢奮。

在大喊預警的同時，習辛下意識地做了一個向左側翻滾的戰術動作，那裡有個坑。身後的連長和指導員，也下意識的瞬間伸手，就把習辛扛在肩後的槍給奪了，並順勢翻滾進右側的低窪處。

“當時只有我的位置能和敵人互相看見，子彈就像水潑過來一樣。我被連長‘人槍分離’了，就只好瞅準了機會向敵人扔手榴彈。一口氣扔了三顆，最後一顆就攥在手裡，我決不能被俘虜。”

雖然三顆手榴彈並沒能炸死敵人，卻把敵人的膽嚇破了，倉皇逃竄。這時候連長和指導員也回過神兒了，向著敵人的背影砰砰打了幾槍。

“敵人沒跑多遠，被我們其他部隊的戰士消滅了。要是我不被‘人槍分離’，絕對可以打死兩個敵人。我本來可以成為英雄的，當時氣壞了。”四十年快過去了，說到這些的時候，習辛仍是滿臉的遺憾、滿心的不甘。

在少年時期就與敵短兵相接、九死一生過，這對於一個男人的一生，有著多麼深遠的影響，恐怕就連現在的習辛也說不清楚。

但是對於一個導演，經歷過生死就太重要了。我們常說“演員的第一要務是要先解放天性”，其實對於影視行業，最先應該解放天性的是導演。

導演的天性解放，首先是靈魂底色的解放，其實就是價值觀、世界觀的解放。如果習辛拍電視劇的第一訴求是為了圈錢，那麼他就無法在“樸實無華、小人物”的題材上堅守20年，他會追隨、迎合市場的節奏，去拍各種各樣的電視劇，只要能賺錢，只要有流量。

那麼，行業裡只是多了一個用手、用腦拍戲的導演，少了一個用“赤子之心”去創作的導演。

習辛是一個感情豐富而且戀舊的人。他的作品《三妹》講述了20世紀70年代，在揭西鳳凰山下的鳳凰小鎮，民辦老師何三妹為教育事業所付出的青春年華，和與苦難抗爭的感人故事。

“《三妹》裡有場戲，三妹在臺上起舞，天空中飄著雪花。那就是我們宣傳隊在部隊演出時的場景啊，那就是我啊！”

我聽得出，習辛的聲音有些起伏，他激動了。

《聖經》裡說：“你當保守你心勝過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由心發出。”這句話背後蘊含的道理，對於我們每個人，對於一個導演，都尤為重要。

正是因為習辛的心赤誠、血熱騰，他才能拍出樸實無華卻感人至深的大愛。

藝術創作上有一個倫理爭論了許多年：一個作家的書，和一個作家的品格，有沒有必然的聯繫，是否有必要對其進行捆綁的聯繫？

我想說，對於一部影視作品的創作，對於一個導演來說，應該且有必要。

至少，我們知道這個導演不太冷，他是真實的、赤誠的。畢竟，我們誰都不想被一個騙子感動，被一種卑鄙激勵。

投資人說：“習辛導演的戲，我們過去有幸參與；以後他的每一部戲，只要他說話，我們就投。”

當初投資方對《孃親舅大》的初始劇本並不滿意，猶疑之間傾向於不投。但習辛說：“這個劇本的故事和底色是好的，我可以把它改出來。”投資方回覆：“你要這樣說，我們就投。”

很多事情在變得簡單之後，會更復雜；很多事情在變得輕鬆之後，會更艱難。

在連續到達作品、人生的高點後，在盛名之下，他的壓力像軍用壓縮餅乾那樣倍增。為了保證拍攝週期，他的眼睛手術在美國做了一半就趕回國；他忍著牙痛在夜裡11點半給女製片人打電話，寬慰她的委屈，釋放她的壓力。

高崗之上的習辛，誰來護衛他的側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