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2年，一位在亞洲旅行的科學家來到了中國上海。
在這座中國當時最大最現代的城市，科學家遊覽了南京路，在頂級餐館“一品香”吃了午餐，然後聽了崑曲，逛了城隍廟、豫園等。
儘管去的都是上海乃至中國最好的地方，可留給他的印象卻並不怎麼樣，科學家在旅行日記本里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城市裡空氣惡臭，環境乏善可陳，街上擠滿了人。中國人是一群勤勞、骯髒又呆滯的人……連小孩子都無精打采，安靜肅穆。
可能最令科學家感到“差評”的還是中國人的科學素養，他在日記本里著重地表達到：（中國人）學不會有邏輯地思考，而且沒有數學天賦。
在遊覽上海的當天，這位科學家收到了一封來自瑞典的電報，電報通知他獲得了1921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他叫Albert.Einstein，當然我們更廣為熟知的叫法是——愛因斯坦。
二
我是在一個沉悶的午後讀到那位偉大物理學家對百年前中國和中國人評價的。但如果熟悉那個年代的話，這種尖酸刻薄其實並不過分。
那是一個嶄新的科學世紀，科技的發展以令人驚異地速度改變著世界，但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卻只有一系列苦悶的記憶。
在那個世紀的第一年，八國聯軍的士兵們輕而易舉地踏破了北京城門，而後的“庚子賠款”是四萬萬五千萬兩。在接下來的那些年，皇帝下臺了，但跟著登場的卻是總統、大帥、將軍們，他們割據一方，投靠列強，互相攻伐。
偌大個國家，能夠接受哪怕基礎教育的人少之又少，造不出任何可以稱道的工業品，科學研究更無從談起，數以億計的文盲國民如螻蟻般卑微地活著。那個年代，極度貧窮、極度混亂、極度落後就是世界對這個國家的普遍印象。
到達中國的那一年，愛因斯坦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都已發表，正是他在科學界大放異彩的時候。當走近這片與文明和科學無緣的土地時，失望幾乎是必然的。
其實當時中國人自己又何嘗不是這種感覺？
這個國家應該是沒有希望了吧？不知有多少人是這樣想的。
三
有時我讀那段歷史時會想，在那種絕望之下，那些立志要扭轉國家和民族命運的人，會是些怎樣的人？
我讀到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這樣的革命者，但與此同時，也讀到了另外一些人。
愛因斯坦離開上海前往日本的時候，一位9歲的少年正在北平孔德學校讀書。他從小就愛鍛鍊身體又排行老三，被小夥伴稱為三強，後來就索性改成了這一名字。
中學畢業的時候，少年和今天的孩子一樣即將面臨高考。他沒有選擇在北大任教的父親所教的文學學科——這大概會給他帶來順風順水的人生，而是堅定地去報預科班學理。
當時填報這一志願若在今天估計會讓不少人感到不解，但少年意志和決心卻如此堅定，因為他認為：要使國家擺脫屈辱，走向富強，除了建設強大工業，發展先進的科學技術，別無他途。在此後的19年裡，從未名湖畔到清華園裡，再到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居里實驗室，伏案苦讀的身影是所有熟悉他的人最深刻的印象。
若干年後，他的名字因為發現了核科學中極為重要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現象而震驚了整個科學界，然後被授予了法國科學院德巴微物理學獎。有人說，他站在物理學最高殿堂之上，距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桂冠也只差一步之遙。
中國人究竟能不能搞科學？這便是一個自強不息的中國人給世界的答案。
四
無論是面對多麼絕望的現實，但只要有人願意腳踏實地、艱苦攀登，是有可能創造奇蹟的。
1948年，昔日的少年捨棄歐洲最好的科研條件和福利待遇毅然回到了中國，他說：
雖然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祖國再窮，是自己的。而且正因為她貧窮落後，更需要我們努力去改變她的面貌。他不但要證明中國人行，還要證明中國也行。
接下來的事情我們都耳熟能詳了，他的名字在學界銷聲匿跡了，而與之相伴的，是在戈壁灘和實驗室無數個艱苦卓絕的日日夜夜。
然後中國有了核能，再然後有了原子彈氫彈——中國在核物理領域取得的成就已不可能被任何國家所忽視。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人重複著類似的故事，錢學森、錢偉長、鄧稼先、趙九章、孫家棟、于敏等等，他們志同道合、鞠躬盡瘁且意志堅定。在各自的領域裡，他們一點點努力，最終一點一點改變了中國。
今天的中國是什麼樣的已經無需多言。恐怕當年的愛因斯坦無論怎樣也想象不到，這片土地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會有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五
1992年的6月28日，“中國原子能科學之父”“中國原子彈氫彈之父”錢三強在北京溘然長辭。
他出生在一個破落不堪、為人不齒的中國，他和他那一代人，用一生心血和赤子情懷，改變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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