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西皮”，1949年7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在士林官邸大发雷霆、青筋毕露。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面色铁青，这四位在台军警宪特最高负责人被骂的狗血淋头，无言以对。原来，不久之前彭孟缉曾向蒋介石保证台湾没有共产党，近日共产党的宣传刊物《光明报》却出现在了陈诚的官邸。最后的堡垒出现了共党，如何不让蒋介石暴怒。查，一查到底！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威权政体之下，领导人的决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蒋总统发怒了，在台军警宪特自然卖力。彭孟缉调查一月毫无结果，蒋介石又将该案交给保密局。曾经辉煌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自改称国防部保密局迁居台湾后，与绝大多数迁台机关一样面临经费短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境况，账上仅余800元经费，亟需立功稳固地位、争取经费。毛人凤越过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点名由行动处下属侦防组上校组长谷正文负责调查。
实际上，1920年代“日据”时期台湾就有共产党活动，此时台湾共产党由日本共产党领导，后被日本摧毁。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任命曾为台共党员、参加过长征的蔡孝乾为中共台湾工委书记。1946年4月，台湾工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张志忠率首批干部从上海进入台湾，7月蔡孝乾进入台湾，联合原台共党员谢雪红等人建立中共台湾工委。1949年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台湾工委转入战时体制，积极行动发展组织，并在台北创办了《光明报》，这才有了报纸出现在陈诚官邸的事。同时考虑到台湾地域狭小，中共并未要求台湾工委开展武装斗争。
接手案件后，侦防组很快就从《光明报》的印刷、字体中看出端倪，将目标锁定在台北周边的高校，并抓获了4名持有报纸的台湾大学法学院学生。老练的谷正文连蒙带吓，初出茅庐是学生当天即道出报纸来源。第三天又顺藤摸瓜，逮捕了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台湾省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钟浩东，捣毁了《光明报》印刷点，进而抓获了罗卓才、张奕明等43人，彻底摧毁了中共基隆工委。44人中，钟浩东等7人以叛乱罪被处死，史称“基隆工作委员会案”。三天破案，蒋介石“龙心大悦”，当即批复30万经费予保密局。
1950年6月10日，中共党员陈宝仓、朱湛之、吴石、夏曦（右起）被台湾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光明报事件告一段落，审讯中钟浩东偶然的一句“老郑怎么样”，勾起了谷正文的兴趣，长期从事谍报工作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条大鱼，很可能是省级领导。正在此时，保密局高雄站诱捕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高雄工委书记陈泽民，在陈泽民随身的记事簿上再次出现了老郑的名字，这更令谷正文确信老郑“一定是台共组织中数一数二的角色”。陈泽民经严刑拷打，供出了老郑位于台北市泉州街26号的住处。心中窃喜的谷正文立刻前往却扑了个空，蹲守一个半月后，终于在1950年1月1日深夜等来了老郑——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由于陈泽民并未供出蔡孝乾的真实身份，谷正文知道他是一条大鱼却得不到证实，只能好吃好喝关着，不过蔡孝乾在关押期间所表现出来的贪图享乐为他的叛变埋下了伏笔。不久之后，蔡孝乾借口指认同僚逃脱。
吴石
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喜欢记笔记，不是什么好习惯，陈泽民的记事簿里有老郑，这只是一个化名；蔡孝乾的记事本上有吴次长，这是一个要命的真名，全台湾只有一个吴次长——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经蒋介石亲自批准，吴石及妻子王碧奎被捕。蔡孝乾逃脱时曾向所能联系到的人发出撤离指令，作为吴石的联络人化名陈太太的朱谌之也收到了指令，由吴石亲自签署特别通行证携带大量情报，飞往尚在国民党控制下的舟山群岛伺机前往上海。吴石被捕后，朱谌之很快暴露行踪，毛人凤亲自电令保密局舟山站长沈之岳逮捕朱谌之，朱吞金自杀未果被押回台湾，吴石的罪名被坐实。国民政府组成以陆军上将蒋鼎文为审判长的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此案，吴石、朱谌之及副官聂曦、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参谋王正均、林志森被判处死刑。行刑时，蒋介石为防止下属“狸猫换太子”，特地派中央日报记者全程拍照监督，验明正身，事后将照片交蒋介石查看。
蔡孝乾
通过研究蔡孝乾的笔记，综合其他情报，保密局又在台北逮捕了张志忠，并获悉蔡孝乾在嘉义县农村的住所。当保密局的特务出现在头戴草帽、身穿西装、皮鞋的蔡孝乾面前时，蔡孝乾变节了，中共台湾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在基隆前往香港的船上被捕，至此中共台湾工委主要领导人全军覆没。
由于蔡孝乾的变节，1,800多人被捕入狱，不肯屈服即被肉体消灭，由张志忠一手建立的竹子坑、鹿窟等武装基地也被剿灭，台湾进入白色恐怖时期，许多人或处死或入狱。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李友邦仅因其夫人严秀峰与朱谌之有过接触就被处死，严秀峰被判处15年徒刑。蔡孝乾叛变后倒是官运亨通，官至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1982年在台湾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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