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1 基辛格: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文

基辛格: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文/莊禮偉

尼克松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後轉任國務卿)基辛格,是冷戰時期美國政府最高決策層的一對黃金搭檔,也是一對寫書狂。尼克松一生寫了10本書,臨去世前還在寫《超越和平》(1994年出版);基辛格則在2014年他91歲高齡時出版了《世界秩序》一書,算上這本他一共寫了17本書。

據說尼克松和克林頓是美國總統中智商最高的兩位,尼克松寫了很多書,克林頓在白宮裡幹了很多事。基辛格不知道是不是美國國務卿中智商最高的,但他無疑已是美國國務卿中出版著作最多的,他曾在哈佛任教19年,從政後被認為是現實主義外交策略大師,並且還順便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世界秩序》這本書主要講歷史和理念,或許也可看作是基辛格職業生涯的告別演說,其主題是:由於時代和時局的急劇變化,現在需要締造第三個世界秩序(前兩個分別是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1815年建立的維也納體系),而這個世界秩序的基礎應當做到合法性與權力之間的均衡。前兩次世界秩序都做到了權力上的均勢,是均勢的典範,同時也制訂了列強們願意接受的共同底線規則作為合法性基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規定了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原則,維也納體系規定了通過國際會議和平解決爭端原則。

《世界秩序》獲得了比基辛格預想要好得多的正面反饋。例如希拉里·克林頓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評論說:基辛格的分析大體上與奧巴馬政府的全球安全與合作戰略是一致的。她還表示,基辛格是一位好朋友,自己擔任國務卿時時常向他求教,“他定期和我見面,與我分享他對外國領導人的睿智觀察,並且把他國外旅行的書面報告送給我”。她還提到,在關於國際秩序的看法上,基辛格這位著名的現實主義者也有理想主義的一面。希拉里認為基辛格正確地注意到時代的巨大變遷——在當今時代,任何具有可持續性的世界秩序體制,不僅要被國家領導人認為是公平合理的,也要被公民們認為是公平合理的。這就是說新的世界秩序不僅要通過國家、政府,還必須通過人民、社會來獲得合法性來源,這與1648年1815年的王朝時代是不一樣的。值得注意的是希拉里來自民主黨,而基辛格來自共和黨,希拉里承認兩人的政見不盡相同,但智商可能比克林頓還高的希拉里欣賞的就是基辛格這種高超的職業能力。

對《世界秩序》的好評湧向這位以觀察和操弄世界為職業的耄耋智者。《時代》週刊認為基辛格在書中為國際和諧與全球秩序的根源做了深入的思考。 德國《明鏡》雜誌登了題為《我們是要通過天下大亂還是通過遠見卓識來締造世界秩序?》的對基辛格的訪談錄。基辛格在訪談中認為,當今世界已經有足夠多的混亂局面,而他也希望人類有足夠的遠見卓識,總而言之締造新的世界秩序已經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大問題了。他認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強大到或聰明到能夠獨自締造一個世界秩序”。這也正是《世界秩序》中的主題之一。

可以說基辛格是一位有著豐富的“歷史現場經驗”的國際政治思想者,他專門研究過歐洲的外交歷史,也曾親歷許多重大的外交事件,他的思想不是來自理論推演,而是源於對歷史經驗的熟稔和對自己的職業經驗的自信。此外也是基於他對人性的悲觀認知,這與他作為猶太人從小在納粹德國生活的經歷有關。當然,也基於他長期身處的美國社會里高揚的理想主義信念。因此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主張既有歐洲情境中冷靜的均勢思想,也有美國情境中高蹈的道德自詡。然後就形成了“有道德的均勢”和“均勢基礎上的道德”這類很東方的辯證理念。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論證說世界秩序是文化、歷史的演化產物,他的國際政治思想也與他跨越歐美的人生經歷有關。

《世界秩序》按照學術著作的規範有許多的註釋,全書最後一個註釋是他的本科畢業論文《歷史的意義:反思斯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哈佛大學政府學系,1950年)。基辛格埋下的這顆彩蛋,意味著他在書中兜了一個大圈又回到他學術寫作生涯的起點。這暗示“世界秩序”是他一生的職業重心,也暗示《世界秩序》可能是他關於自己一生思想信念的最後陳詞。當然人們也仍會期待他的下一部著作,題目我都替他想好了——《我還想和這世界談談》,不談政治、不談秩序、不談職場,只談談他這個人、他這個老狐狸一輩子在這個現實世界裡體驗過的苦與愛、沉重與欣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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