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说游君
贵阳花溪公园，很多人会把花溪城市湿地公园也认为是花溪公园，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公园，但是挨在一起，花溪湿地公园是近几年开辟出来的，其中的十里河滩是最漂亮的。而一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花溪公园”，是原来的老公园，历史悠久。很多人都以为花溪公园只是自然山水而已，实际上它还是名副其实的“人文公园”。
首先，花溪公园在明朝时就颇具山水雏形，因为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就曾游览过花溪山水，徐霞客在它书里（他写得有《黔游日记》），对花溪流经的地方有五次记载，只是后来失传，留下来的不多。
其次，到了清朝时候（1787年，清乾隆五十二年)，花溪这里有一户人家，是有名的私塾世家，主人是举人出身，叫周奎。花溪的初步建设，就是周奎父子所建。
周奎一家在输送人才方面还是挺有成就，65年间，接连有五人科举高中，他们引以为豪，认为自家所在地，人杰地灵，加上花溪山水确实秀丽，所以就想把它打造得更好，大概就跟我们现在做出什么成绩也要庆祝一下吧，但在那时，大概除了类似庆祝的意味，更多的是想彰显自家名声，聚集人才。因为自古文人墨客，都喜欢对秀丽山水吟诗作对，花溪青山绿水，正适合聚集人文风气。于是周奎家就围绕“四山一水”而打造，四山是龟山、蛇山，麟山，凤山，一水就是花溪河。
在古代，并没有“公园”的概念，既然为周奎父子所营造，其实相当于是他家的私人花园而已，一般都是文人墨客或者有身份地位的人才能去的。“公园”是在以后的时代中才形成，才能普通人都可以去的地方，也就是到了民国时期（1937年开始），这里才正式辟建为公园。
而民国开辟为公园的时候，花溪公园增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筑，那就是憩园(东舍 )和尚武俱乐部 (西舍 )。最值得一说的是憩园（东舍）。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有点耳熟，是的，我国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就叫《憩园》。没错，巴金小说就是在这个憩园完成。
当时憩园是一个招待所，住宿的地方，巴金和她的爱人萧珊女士曾住在这里，并在这个房子里举行盛大婚礼，婚礼结束后，巴金还继续在这里创作，完成了《憩园》这部小说。正因如此，后来才将东舍改成憩园，同时花溪还组建了旅游公司，派人到上海走访巴金老先生，收集资料并在憩园内成立了现在的巴金纪念馆。
而民国时期之所以能正式开辟为公园，是得到了何应钦的帮助的，何应钦，也即原国民政府军政部长，贵州兴义人，日本投降时候，代表中方接受日本受降书，就是何应钦。
何应钦也在花溪下榻过，就是现在的“西舍”。那还是在抗战时期，因为贵州是相对平静的大后方，为躲避战乱，何应钦的母亲及姐姐何应香、四弟何辑五就居于这里，何应钦经常到这里小住陪伴母亲及家人
但在花溪公园刚要建立时，非常缺乏经费，是包括何应钦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撮合，争取得到官方的支持筹备建设，同时何应钦还提出公园名称为“中正公园”，因为何应钦是蒋中正（蒋介石）手下军政大员，经费落实后，由当时贵阳县长刘剑魂负责指挥修建，1940年3月，“中正公园”（花溪公园前身）正式建成。
花溪除了在建设中有众多名人的参与，同时在后来，西舍与东舍（憩园），作为花溪最早的招待所，也接待过不少国家领导人， 朱德、陈毅、贺龙等国家领导人来到花溪都下榻在西舍，周总理出访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期间，中途回国停留，代表团全体成员均住在花溪，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就下榻在这里西舍。
而我们看到，这里还有一个戴安澜将军墓。戴安澜将军并非贵州人，而是安徽人，他是国民党陆军二百师师长，曾奉命率部迁驻贵州安顺，他的家眷从广西迁到贵阳花溪，戴安澜经常到花溪与家人团聚。
戴安澜将军是在缅甸战场抗日时英勇殉国的，当时才38岁。虽然后来戴安澜将军的灵柩迁回安徽，但依花溪人民之愿，以将军生前穿戴过的一双皮靴和一顶军帽，在原葬灵柩处，兴建了戴安澜将军的衣冠墓，现在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除了上述名人，还有著名画家徐悲鸿也曾游览花溪公园；1935年红军长征时，在花溪佯攻贵阳，红一、红二方面军都曾经路过花溪。
因此，美丽的花溪公园，它不只是真山真水，它还颇具传奇的人文色彩，留下了国民党、共产党很多领导人的足迹，留下文人墨客的足迹，是值得一去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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