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國際關係學者、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長期專注世界權力轉移和中國外交戰略研究。他在《歷史的慣性：未來十年的中國與世界》《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等專著中全面闡述了“道義現實主義”理論，並提出了“崛起國的成功在於其政治領導力強於現行主導國”的“政治決定論”觀點。
今年以來，從西方炮製“銳實力”概念、炒作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到近來不時出現的“新冷戰”論調，中國“崛起困境”日益凸顯。如何正確判斷世界局勢發展並據此確立中國崛起戰略？如何應對中國崛起面臨的風險挑戰？如何建構中國國際領導力？帶著這些問題，參考消息記者日前專訪了閻學通院長。
根據中國自身經驗，實現中國崛起的正確路線就是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圖為深圳前海。（毛思倩攝）
王道領導權靠樣板示範
《參考消息》：關於大國興衰，一直是國際學者研究的熱點課題。如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認為，帝國的過度擴張會導致大國衰落，您提出“崛起國的成功在於其政治領導力強於現行主導國”的觀點。中國可以從歷史中學到什麼？如何建構我們的“政治領導力”？
閻學通：我國已是綜合國力排名第二的大國，已無任何外部勢力能扭轉我國崛起趨勢。歷史上所有世界大國的衰敗都源於內因。蘇聯的解體不是西方遏制的結果，是蘇聯戰略決策失誤導致的。冷戰後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不是因為美國用廣場協議破壞了日本經濟，而是日本無力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果。美國在21世紀的相對衰落，不是中國鑽了美國自由貿易原則的空子，而是美國政府無力進行大規模社會改革的結果。同理，我國崛起成敗也取決於國內政策。
根據中國自身經驗，實現中國崛起的正確的路線就是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最成功、最核心的經驗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這兩點要堅持，改革是決定我們變化的，開放是決定我們在正確方向上進行變革的，不開放的變化可能是倒退。改革開放中，開放是決定性的，沒有開放，這個變化可能是倒退的而不是進步的改革。
建立世界領導地位有三個基本的路徑，以武力脅迫，以利益誘惑和以樣板吸引他國接受本國領導。武力脅迫建立的是不受歡迎的領導權，以利益誘惑建立的是他國自主接受但不欣賞的領導權，以樣板吸引建立的是他國自願擁護的領導權。王道的領導權是靠樣板示範作用建立的。建立世界領導權的方法和領導權的類型是直接相關的。我們不需要爭當世界領導，而要等世界危機發生時大家請求我們當領導。
如果我國要成為一個王道型世界領導國，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內外實踐同一價值觀，即用同一種價值觀指導我國內外政策的制訂。第二步是以王道的公平、正義、文明原則建立國際規範。這種規範有被絕大多數國家接受的可能，因這些價值觀是普世的，弱小國家歡迎這種仁義的國際規範。第三步是這種規範採取反向的懲罰性雙重標準，即對同樣違反王道規範的強國和弱國，懲罰強國的力度大於弱國；對違反規範的同質文明和不同質文明的國家，懲罰前者要重於後者。
加大開放力度贏得人心
《參考消息》：您談到開放的“決定性”意義。最近，我國出臺了一系列加快開放的新舉措。相較於特朗普政府的保護主義，這是否也是一種道義力量？
閻學通：在全球化時代，人們相信自由交往是人的天然權力，開放是保護這種權力的政策，因此是道義的，而封閉約束這種權力，也因此是不道義的。自今年1月開始，我國政府多次宣示要加大開放力度，這是贏得人心的策略，也是加快崛起的策略。開放使我們通過比較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他國的先進之處，於是可借鑑他國先進經驗、改革我們的不足。只有我們開放，才能對等要求他國對我國開放。
從實力角度講，在對等開放的條件下，強者獲利大於弱者，因此強者開放的信心大於弱者。我國是崛起大國，綜合國力僅次於美國，因此我國總體開放程度和信心都應高於除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這對我國崛起有利。從道義上講，只有我們對外開放，才有要求他國對我國開放的合法性。作為崛起國，我國利益向海外拓展需要大於其他國家，因此開放對我國來講更重要。從實力要素不可轉換性角度講，不同領域的對外開放程度要符合具體的實力。我們應在開放程度低的領域加快實力建設，儘快達到高度開放的水平。
特朗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戰略機遇，就是進一步開放的理由。利用特朗普製造的壓力，加快和加大我國的開放政策，這必將促進國內落後行業的轉型。從高等教育講，我們向全世界教師開放，引進更多高質量的外國教師，可以加快我國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步伐。現在我們對引進外國教師的政策開放程度太低，他們甚至不能享受與中國教師同樣的醫保政策。
意識形態之爭甚於衝突
《參考消息》：您正在籌備第七屆世界和平論壇，能否向我們介紹一下論壇相關情況？當今世界，“退出主義”和對抗情緒不斷增強，有分析認為，國際社會呈現“戰國”局面。在這一背景下，您如何評價對話與合作的意義？
閻學通：清華計劃在7月中旬召開世界和平論壇，現在開始發邀請信。由於國際政治的不確定性不斷增強，國際秩序更加不穩定，因此今年論壇將重點討論國際秩序的變化趨勢和維護國際秩序穩定的問題。根據我個人對國際秩序的研究，核武器可以防止世界大戰，但由於缺乏世界領導，各地區的戰略爭奪會變得激烈。經濟和安全方面的衝突增加肯定不利於國際合作，但更讓人擔心的是這些衝突轉化成為意識形態之爭。
進行國際安全對話並不能解決利益衝突的問題，但可以讓人們從思想上警覺起來，防止物質性的競爭轉化成為意識形態之爭。物質利益衝突是有調和餘地的，因為物質利益是身外之物。一旦成為意識形態之爭，則成為你死我活的鬥爭，因為對方是正確的就意味自己是錯誤的，人是很難接受自己是錯誤的判斷。意識形態之爭引發暴力衝突的可能性遠大於物質利益衝突，特別是大於經濟利益衝突。意識形態之爭是容易引發軍事衝突和冷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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