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上海南京路（圖/圖蟲創意）
上海人在生活中比較理性，不大會因為與自己不相干的事情去浪費自己的情感和精力，而且，不管做什麼事情，也都會盡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 張生
最近，“上海精神”這個詞常被人掛在嘴邊。這讓我這個在上海生活了近三十年的普通人感到與有榮焉。
1
因為作為一個學中國現代文學出身的人，深知“上海”長期以來並不被人待見。
比如，據我所知，最早提到“上海精神”這個詞的可能是周作人，1926年，他在《上海氣》這篇散文裡第一次提到了“上海精神”。可他嘴裡的“上海精神”不僅不高大上，而且幾乎還是當時中國“負能量”的大薈萃。
我終於是一箇中庸主義的人：我很喜歡閒話，但是不喜歡上海氣的閒話，因為那多是過了度的，也就是俗惡的了。上海灘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裡的（姑且說）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這個上海精神便成為一種上海氣，流佈到各處去，造出許多可厭的上海氣的東西，文章也是其一。
顯然，在周作人看來，“上海精神”或“上海氣”就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是“過了度”或“俗惡”的文化，並且既不“理性”，也不“風致”，即有風雅和情調。
而且，他在文章裡還進一步指出，“上海文化以財色為中心，而一般社會上又充滿著飽滿頹廢的空氣，看不出什麼飢渴似的熱烈的追求。結果自然是一個滿足了慾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態度。”
▲周作人（圖/圖蟲創意）
別以為周作人是因為在東京留學多年受到日本人的茶道的影響，比較講究日常生活的恬淡情調和其中所蘊含的清寂與剎那之美，才對上海這個華洋雜處喧囂奢靡的大都市不以為然。
他的朋友林語堂雖然在上海的聖約翰大學畢業，後來到哈佛讀過書，對比上海更為喧囂的紐約也很熟悉，再後來還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了七八年，可是他對上海同樣也是毫不客氣。
1933年，林語堂寫了散文《上海之歌》，在他筆下，上海是個“著名的銅臭的大城”，是“中西陋俗的總彙”，猶如“豬油做的西洋點心”，不倫不類。總之，一句閒話，上海是座“浮華、愚陋、凡俗與平庸”的山寨版的西方城市，但卻又結合了中國文化的陰暗面，所以變成了個令人作嘔的四不象的地方。
而且，林語堂還只怕老外不知道自己的這個觀點，早在1930年就用英文寫了內容大同小異的《獻給上海的讚美詩》（A Hymn to Shanghai）來瘋狂吐槽上海。
▲林語堂（圖/圖蟲創意）
不過，對於我這個在大學裡教書的搞文學的人來說，個人認為打擊最大的還不是周作人和林語堂這些人，甚至也不是沈從文1934年前後在《論“海派”》等文中當年所怒斥的上海的文學風氣：
“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便成立了我們今天對於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但這個概念在一般人卻模模糊糊的。且試為引申之：“投機取巧”，“見風轉舵”，如舊禮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來也談哲學史，也說要左傾，這就是所謂海派。
可我覺得，沈從文雖然批評海派文學和高大上的京派文學相比有點低俗，多少還承認上海是有文學的，但是還有一個人甚至對上海有無文學都提出了巨大的懷疑，他就是對上海最冷酷無情的錢鍾書。
用上海話來講，他也是現代作家裡最為“出殼”（tricky）的人。1946年，他在小說《貓》裡非常“殺根”（Shocking）地說，和北京比起來，“如果說上海或南京會產生藝術文化，正像說頭腦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會思想一樣的可笑。”
當年我看到錢鍾書的這句話時，幾乎暈厥，因為這比一萬點暴擊給人帶來的傷害要多好幾萬倍！沒想到我好不容易從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到了上海的交通大學教書，自以為自己好像已經有了那麼一點文化了，卻被錢鍾書這句話無情地一筆勾銷了。
▲錢鍾書（圖/圖蟲創意）
可錢鍾書的話也不是空穴來風，要講高雅的文藝學術，上海當年的大學的實力不僅比不上北京，就是比南京的也差了很多。
國民政府的教育部在1942年1943年搞了兩次部聘教授的選拔，先後入選的45名教授都是當時各個學科的大佬，其中人文方面的來自北京和南京的大學的教授佔了大頭，如西南聯大有陳寅恪、馮友蘭等，南京大學的前身中央大學有提出著名的中國東西地理人文分界線即“璦琿-騰衝一線”的胡煥庸，還有國學大師胡小石等，來自上海的大學幾乎剃了個光頭。
而之後1948年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選舉中，在人文組的28個院士裡，上海的人文學者入選的除了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外，也幾乎等於零。
2
對此，我除了徒嘆奈何之外，也只能暗自慶幸，還好我來的上海已經不是民國的上海了。再說當時的我也來不及“思想”這些高雅的東西，我首先得像每個上海人一樣利用自己的“手足”和“腰腹”在這個巨大的城市生活下去。
那時還是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上海市區的道路還很狹窄和彎曲，地鐵還只有兩根線，最長的一號線也才只通到錦江樂園。
而我住在和郊區無異的上海東北角的五角場，每次我到自己工作的交大閔行校區上課時，都要花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先騎自行車或者換乘一天到晚擠滿人的公交車到徐家彙的交大本部，然後再換學校的總是充滿了柴油味的班車顛上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閔行的分部。
這還是順利的，有次因為各種堵車，又加上沒有趕上班車，我居然用了四個小時才從家裡趕到學校，而這時我的課早已經結束了。可是，這對那時沒有來過上海的朋友來說，實在是很難理解了。因為大家想象不到上海到底有多大，而當時的交通又有多麼不方便。
我工作沒多久，我的一個在內地工作的南大師兄來上海出差，他晚上到了上海後，迫不及待地給我打了個電話，當時我正在備課。他激動地告訴我他來上海了，因為是第一次來，他馬上要和同事去逛外灘的夜景。他讓我立即到外灘去和他碰頭，因為他在郵電局工作，特地給有集郵愛好的我帶了幾本內部的集郵冊。這當然是免費的。
我一方面對師兄這麼多年還沒有忘記我的小癖好感動得幾乎要潸然淚下，可一方面我卻不得不冷靜下來，因為第二天早上一二節我有課，也就是說，我第二天五點就得起床，趕早班公交車到交大本部，再趕班車到閔行，這樣才能在八點之前走入教室，傳道授業。
而且，那時我還沒有手機，他要我到外灘的茫茫人海中去找他，並且具體時間還不能確定，我只能忍痛拒絕了。
果然是師兄，他很善解人意地對我說，我晚上可以到他住的賓館去見他，這樣可以和我像在南大時一樣連床夜話，然後明天從賓館直接去交大上課。可是他住的賓館卻在浦東，從浦東到交大的路我一點也不熟悉，而且和他連床夜話一宿之後，我必定真氣外洩，第二天估計和學生上課聊天的力氣恐怕一絲一毫也沒有了。
我只好再一次痛苦而堅決地拒絕了他的邀請。隨著電話裡傳來咔嚓一聲，我知道，我和師兄的同床之誼就此告一段落了。之後，他再也沒有來找過我。
▲上世紀90年代的上海（圖/圖蟲創意）
寫到這裡，我忍不住要插播一條尋人啟示，希望多年後能看到這篇文章的我的師兄可以原諒我當初的“非禮”，並請直接加我微信，以告訴我當年的那套集郵冊還在不在？
我要坦誠地說，這是我二十多年來最牽腸掛肚的事情了。所以，請師兄加我微信遇到驗證時，直接回“集郵冊還在”就可以了。
所以，在上海工作沒多久我就發現，在上海，大家不管做什麼事情都要提前說好才行。因為上海實在太大了，每個人的精力和時間都很有限，不可能過隨機的生活。
詩人穆旦在1976年寫的《冥想》裡有兩句詩，“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我覺得雖然用在這裡不是很合適，但卻很能表達我這麼多年在上海生活的心聲。
我想，對於大多數上海人來說，在上海生活，幾乎沒一個不得不付出自己的“全部努力”的，但這也只不過“完成了普通生活”而已。
可能正是這樣，上海人在生活中比較理性，不大會因為與自己不相干的事情去浪費自己的情感和精力，而且，不管做什麼事情，也都會盡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煩。這就難免給人一種為人處事很精明也很冷淡的印象。
其實，這其中既有文化的關係，也有生活本身的不得已。因為即便是超人，在上海忙忙碌碌一天後，也沒多少精力再去做別的事情，以及再勉強打起精神對別人熱情相待了。
圖/圖蟲創意
當然，這也是為何上海人做什麼事情都比較有分寸感的原因，因為上海太大了，沒有誰敢誇口自己可以搞定一切事情。而每個人也因此感覺到自己的限度，這種限度使得上海人一般不會為人太甚，因為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也常常給別人留下空間。
這個特點或許是讓自認為“中庸主義”的周作人吃驚的地方，因為現在的上海人以及文化的最大的特質就是“中庸”，一切都並不追求“過度”，而是追求適可而止。這也許是上海現在已經不是“冒險家的樂園”的原因，首先是上海已無險可冒，其次是上海人一般也不願意去冒險。
3
很多年前，一個朋友到上海來玩，我們在一起吃飯聊天。當他談到上海有個朋友的文學觀點時，認為很無厘頭，他還隨口說如果這個朋友在“某地”對文學作這樣的批評的話，可能就叫人給“封殺”了。
這讓我大吃一驚，因為這在上海是不可能的事，且不說上海很少有這樣“見義勇為”的人，而是隻要他的意見沒有影響到自己，大家的態度都是“讓伊去”。而即使真的對方批評了自己，最多也是力所能及地吵一吵，罵一罵，決不可能把對方給“封殺”了。
上海這麼大，不僅誰也不可能“封殺”別人，而且誰也不可能決定別人的命運。所以，張愛玲1943年在《到底是上海人》裡說，上海人雖然受到“近代高壓生活”的擠壓，“新舊文化”的“畸形”的交流，可卻養成了“一種奇藝的智慧”，那就是做壞人也是有分寸的：
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裡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
其實，這也是因為上海比較大，誰也不能一手遮天的緣故。因為恨，也是需要有實力的。可在上海，誰也沒有把一個人“恨死”的能力。大家彼此也只好相安無事了。
▲張愛玲（圖/圖蟲創意）
就以我熟悉的上海的大學來說，因為不僅數量多，隸屬關係也比較多元，所以只要願意，一個人在這個大學不高興了，總可以換個大學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總有口飯吃。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在上海，每個人只要有人討厭，就會有人喜歡。所以，自己不喜歡的人和事，也只能忍著。這個特點往好點說，就是文化上比較寬容。這也許是上海過去因為華洋雜處留下來的文化傳統，對於這一點，可能是當年批評上海這座城市是“豬油做的西洋點心”的林語堂想不到的。
我想，可能也就是這些原因，使得“上海精神”和其他地方的城市精神相比，還是有點不一樣的。相對而言，就我個人的感受，“上海精神”是比較生活化的，那就是為人處事不會很過分，而是多少都會有點分寸感，不是很容易為情感所左右，再就是比較有包容性了。
當然，上海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比較“洋派”了。比如，很多年前，上海本地人對外地人一律稱之為“鄉下人”，隨著這些年來的開放，上海本地的朋友忽然發現很多外地人其實並不是自己想象的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於是就用了“YP”來代替。
所謂“YP”，有人說是上海話“洋盤”的縮寫，即不瞭解上海世面的“外國人”，有時也說有點糊塗的本地人，可也有人說是電腦“硬盤”的縮寫，表示和上海人這個比較靈活的“軟件”相比，有點缺心眼的意思。
▲上海外灘（圖/圖蟲創意）
但這些解釋我覺得皆無不可。不瞞大家，有人也說過我是個“YP”，不過，我不僅不生氣反而莞爾一笑，因為人家說的沒錯，我本來就是個“YP”。再次，就是我覺得，不管怎樣，能用大寫的“YP”來稱呼我這樣的人，舉目四顧，在中國，也還是比較洋氣的上海才能有的。所以，我真心地覺得，這個可以有！
閱讀更多 冰川思想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