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開始了，英國鬼子怕林則徐嗎

1840年6月，一支龐大的英國艦隊出現在中國海面。計有：海軍戰艦十六艘；東印度公司武裝汽船四艘；運兵船一艘；運輸船二十七艘；英國陸軍三個團（愛爾蘭皇家陸軍第十八團；蘇格蘭步兵第二十六團、步兵第四十九團）；孟加拉志願兵若干。

據茅海建先生統計，陸軍共四千人，加上海軍，總計約六七千人。

1840年6月28日，英國侵華遠征軍總司令兼全權公使懿律對廣州入口所有河道進行封鎖。封鎖之前，英國侵華遠征軍海軍司令官伯麥（J.G.Bremer）發出公告：“現奉英國女王陛下政府命令，本司令特此公告：從本月二十八日起，對廣州入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進行封鎖”。伯麥的公告，譯成中文，按中文格式編成說帖，寫在木牌上，插於尖沙嘴一帶的海灘上。

按巴麥尊的要求，雖然不讓他們在廣州開戰，但至少在廣州遞送一份巴麥尊致中國欽命皇帝宰相書的英、中文本。但是義律堅持不宜於讓廣州當局最先知道英國的要求是什麼。據茅海建先生推斷，義律不願在廣州投遞，是怕在林則徐的面前顯得姿態低下。總之，他們沒有執行巴麥尊外相的訓令，這對堂兄弟倆於6月30日率領大小船艦四十三艘，離粵北上，僅留下“都魯壹”號、“拉呢”號、“海阿新”號及“哥倫拜恩”號、武裝汽船“進取”號繼續封鎖廣州。

看意思，義律本人與林則徐有些賭氣。因為按他們的遊戲規則，這份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乃是最後通牒。最後通牒不給林則徐（當然林則徐能不能看懂最後通牒，也是個疑問，因為後來道光看了，就不大能看懂），這讓林則徐特被動，以至於定海都失陷了，林則徐還在上奏，跟道光彙報，英船懼怕廣東戰備的嚴密，駛出老萬山，乘東風揚帆而去了。等得知定海失陷後，林公又埋怨定海方面戰備做得不如廣東好。林公的這種認識（甚至可以說是失誤和辯解）影響了一些主剿派，新任閩浙總督顏伯燾和新任浙江巡撫劉韻珂於1841年曾上奏要求道光啟用被革職的林則徐，理由之一就是夷人最怕林公。其實，不是洋人怕林公，而是林公不怕洋人。1840年6月英國封鎖了廣州海口，揚帆北上了，7月3日的林公還在寫帖子安慰他的百姓，中心意思如下：

一是“英夷詭譎，凡事虛張，來兵即極多，亦不過一萬餘人為止。”（林公這一點倒是蒙對了，人家只來了六七千人，但是他只蒙對了人數，沒有蒙對現代化軍隊的戰鬥力）

二是“彼之數有盡，而內地兵勇用之不盡，不獨以十抵一，以百抵十，直以千千萬萬抵一，又何不能剿滅之有？”（這是典型的冷兵器思維，人多力量大嘛）

三是英人腰腿筆直，一僕不起，建議大家奮勇殺敵，且有物質獎勵。如能奪其炮位，也照炮之大小，分別給賞。（我暈，天朝正規軍都對付不了的現代火器，卻讓百姓去繳炮。這種國難財，不是好發的）

鴉片戰爭之後，有關鴉片戰爭有三部著名的時人著述：《道光洋艘徵撫記》、《夷氛聞記》和《中西紀事》，它們的作者魏源、梁廷枏和夏燮皆謂：林則徐在廣東戰備搞得好，英軍才轉而北犯的。他們把廣東戰事的失敗，歸因於林則徐的去職；把其他各地的戰敗，也歸因於當地沒有林則徐。當然，他們在表達這些觀點的時候，表達得很藝術。比如魏源，在書裡借別人之口說出自己的意思，他用了個“或曰”：“或曰：西變以來，唯林公守粵，不調外省一兵一餉，而長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備亦如閩粵，則廟堂無南顧之憂，島寇有坐困之勢。子何不責江、浙、天津之無備，與粵閩後任之不武，而求全責備於始事之人？且林公於定海陷後，固嘗陳以敵攻敵之策矣，陳固守藩籬之策矣，又奏請以粵餉三百萬造船置炮。苟從其策，何患能發之不能收之矣。”魏源這樣說，在於他先是把林則徐任內的九龍衝突、官湧衝突當作了中英之間的正式戰爭了，後來是把英國正式開戰後對廣州的封鎖也當做戰爭了。

拋開作者與林公的個人交情（魏源是林則徐的好朋友，梁廷枏曾做過林則徐在廣州的幕友），我們不得不承認，天朝的士大夫，多少總有些民族情緒在內的。讓他們承認天朝打不過英夷，是很不容易的，而他們的這種自慰，也是值得理解的。不可理解的，倒是後世的學者，老讓人懷疑他們是當時的局內人，因為他們作為後來者，在面對歷史的時候，連起碼的事後之明都沒有，比歷史中的局內人還要懵懂。這讓另一些清醒的學者有些發恨，代表人物是蔣廷黻先生。認為義律不如在廣州噼哩啪啦地跟林則徐幹一仗，而幹仗的結果，肯定是林公失敗，這是不言自明的。蔣廷黻先生設想，如果林公戰敗，至少有兩個好處：

第一，一下子打掉天朝神話。否則憑天朝政府那樣的大唐中土意識、盛世傲慢情結和天朝百姓那樣的昏庸皇帝、奸臣誤國的思維模式，主流輿論總會堅持認為，義律在廣州是幹不過林欽差的。這就讓天朝失去了反省的內在自覺，從而錯失改良的歷史機會。而歷史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在天朝心目中，頂多是一個地方事件，過後就忘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自覺根本沒有產生。

第二，也讓後世的學者少些自我安慰，以為個把清官，就可以憑自己的道德力量與品質特性拒英夷於千里之外。

蔣廷黻先生希望林公戰敗，希望天朝神話早日破滅，動機是好的，但是他忘了，林公戰敗之後，神話的信奉者們，還會給林公找到藉口和替罪羊啊。被稱作林則徐第二的裕謙不就戰敗自殺了嗎？對當朝能有什麼觸動呢？總之，沒了神話，神話的信奉者們會編織新的神話來自慰，反正始終不服，就像天朝政府直到滅亡時仍對西方那些蠻夷國家不服一樣！不服就是不服，打得流鼻血也不服！這不，最後通牒來了，天朝都英勇地不接嘛！

送不出去的最後通牒和看不懂的白旗規則

英國遠征軍把首戰地點定在了浙江定海。途中，艦隊經過福建廈門時，遂派“布朗底”號前往廈門遞交事實上的最後通牒——《巴麥尊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時間是1840年7月2日，其餘艦隊繼續北上。

廈門乃是福建的重要門戶。遠控臺澎，近接金門，戰略位置相當重要。

“布朗底”號於7月2日中午駛至廈門南水道，廈門同知蔡觀龍派船前來，詢問來意，英方遂遞交了一封信，稱明天拜見地方長官，送交公文。7月2日下午，“布朗底”號直接開到了廈門島，放下一隻杉板小船，懸掛白旗，讓翻譯羅伯聃（Robert Thom，1834年來華，抵廣州後很快學會漢語，並把《伊索寓言》譯成漢文）前往遞信。天朝守軍不懂白旗規則，用火繩槍和成群的弓箭迎接他們。掛著白旗的英方杉板船，無論如何也完不成自己的送信任務。

第二天，也就是7月3日，英方再次做出送信的努力（遺憾的是，天朝百姓不懂西方的宣戰規則，中國當代學者也假裝不知道。牟安世在自己的書裡把這種行為稱作“他們又乘船挑釁”），羅伯聃乘小杉板船靠近時，發現岸上不但有成群的軍隊，同時也多了成群的圍觀者——當地百姓都來圍觀這千年不遇的熱鬧場面了。

船靠近後，羅伯聃用生硬的中國話高聲喊叫，提出“不讓上岸，就要打仗”，但岸上沒有人回答他。這時的天朝兵民還聽不懂這類近代政治意義上的“鳥語”。羅伯聃舉起一塊方木板，試圖說明自己的目的，但是迎接他的，是士兵的憤怒及抓獲他的衝動，嚇得羅伯聃只好離開。

等羅伯聃上了“布朗底”號，氣急敗壞的“布朗底”號便開了炮，兩顆炮彈一落地，岸上便立刻倒下五六個人。岸上的人群——兵群和百姓群便“轟”地作鳥獸狀散了！

中國炮臺和水師船開炮還擊，雙方一場激戰。戰鬥很快就結束了，因為中國的炮很快就被英國的炮給打啞了。

炮聲停息後，英國人再次送宣戰書，這次他們想把宣戰書直接貼到清軍炮臺的牆壁上，但遭遇失敗，因為天朝士兵躲在炮臺附近的房子裡，用他們的火繩槍繼續抵抗。

沒有辦法，“布朗底”號艦長包詛想了個絕招，把那封最後通牒放到一個玻璃瓶裡，扔到了水裡，希望天朝百姓撿起來，可以上交政府（一說扔在了沙灘上）。7月3日，他們離開了廈門，留下“伯蘭”號軍艦和一艘運輸艦封鎖廈門港。7月7日，他們到達舟山，與大部隊會合了。

馬士在自己的書裡說，休戰白旗，“這是一條中國人從來沒有學過的戰鬥中的新規則，即使一位高級軍官曾適當地受過指示，可是還常常發現，有些過分熱情的下屬不懂得應用這條新規則，因而在戰鬥中還是用不上去。英國人對於中國人這類欺詐的行為所表示的憤怒，正如中國人對於英國人攻打炮臺時不從有火力的前方進攻，卻偏要從炮臺側面進攻那樣的欺詐行為所表示的憤怒一樣的厲害”。

除了白旗規則，我們還需要關心一下戰果。雙方對戰果的彙報，仍然是有差別的。羅伯聃報告，狠狠地教訓了清軍，己方沒有死傷。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記載：英國方面給中國方面相當損害。天朝這邊閩浙總督鄧廷楨的報告，則是：清軍用箭射死夷人一名，用矛刺死夷兵一名，中炮跌入艙內、跌入海中的無數，英國進攻被我方擊退，“狼狽躥遁”。

敵對雙方都報告自己打了勝仗，這種“雙贏”的戰爭，我們尚未見過。況且也不叫戰爭，不就是送個最後通牒嗎？

本文選自《1840大國之殤》

端木賜香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