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去世已經幾年了，幾年前聽說先生病重住院的傳言，當時就有一些不祥預感，畢竟已是105歲高齡的老人了。後來看到楊絳友人及身邊工作人員向外界表示，楊絳先生確實住院，但似乎並無大礙，心下方才釋然，但沒料到幾天後便傳來先生去世的消息。
楊絳出身書香門第，她的父親楊蔭杭和公公錢基博都曾被晚清狀元張謇稱作“江南才子”，楊絳還曾調侃說：“我特別有緣，從一個‘才子’家到又一個‘才子’家。”從小生活在這種環境的人，所交往的可以說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了——這一點，在楊絳的朋友身上可以得到很好的驗證。
楊絳眼裡的陳衡哲
陳衡哲年長楊絳21歲，按理說應該是兩代人，但兩人卻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楊絳在《懷念陳衡哲》中這樣寫道：“我並不覺得她有多麼老，她也沒一點架子。我們非常說得來，簡直無話不談。也許她和我在一起，就變年輕了，我接觸的是個年輕的陳衡哲。”
楊絳與錢鍾書在一起
今天提起陳衡哲，可能有許多人不瞭解她，其實陳衡哲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任北大西洋史教授，是中國第一位女性教授。陳衡哲還創作過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當然這個問題目前還有爭議，長期以來被公認的是魯迅的《狂人日記》，然而早在魯迅發表《狂人日記》一年前，陳衡哲就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了白話小說《一日》。
楊絳初識陳衡哲是在儲安平家，1949年春，任鴻雋和夫人陳衡哲到上海定居，儲安平準備在家裡為他們接風。當時儲安平已經離婚，家裡沒有女主人待客，儲和錢鍾書夫婦熟悉，於是便委託楊絳幫忙招待女賓。
請客那天客人到了不少，擺了滿滿兩大桌，但女賓卻不多，除了楊絳外，只有陳衡哲和黃郛（國民黨要人）夫人。陳衡哲和黃夫人顯然是極熟的朋友，在飯桌上總是竊竊私語，說楊絳非常像黃夫人去世的妹妹。那天晚上黃夫人對楊絳非常熱情，後來還接楊絳到她家去過一次，送給楊絳一大捧帶露的白薔薇。楊絳說黃夫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看見了與亡妹約莫相似的影子”，她覺得自己“就好比《紅樓夢》裡‘五兒承錯愛’了”。
此後不久錢鍾書和楊絳去陳衡哲家拜訪，楊絳家附近有一家有名的點心鋪，賣的雞肉包子皮暄、汁多、餡細，味道也好，於是便帶了一些去陳家，任鴻雋吃了非常欣賞。當時楊絳在震旦文理學院教兩三門課，日過過得很輕鬆，而錢鍾書工作忙，於是楊絳便常去找陳衡哲聊天，去時總忘不了給任鴻雋帶一籠包子，“因為任先生吃雞肉包子吃出了無窮的滋味，非常喜愛”。
陳衡哲
楊絳與陳家有親戚關係，按輩分陳衡哲是“長輩”，但楊絳總是當面稱呼她陳先生，寫信稱莎菲先生（陳衡哲筆名莎菲），背後就直呼其名，而陳衡哲卻要她叫“二姐”。楊絳在陳衡哲面前非常自在，既不是“承錯愛”的五兒，也不是長輩和小輩的關係，就像忽然相逢的好朋友。陳衡哲夫婦也沒把楊絳當外人，有時夫妻倆吵鬧，陳衡哲把身體撐成一個“大”字擋在臥室門口，不讓任鴻雋出去，任先生想從一邊突圍，但沒有成功。陳衡哲得勝，笑得很開心，任先生雖然輸了，但也笑，楊絳在一邊也跟著笑，他們不嫌她，楊絳也不覺得尷尬。
陳衡哲、任鴻雋和胡適是留美時期同學和好友，據說胡適和陳衡哲還有一段“緋聞”。上海快解放時，胡適去陳家，錢鍾書和楊絳也去陪客，照例帶了剛剛出籠的雞肉包子。當時的情況很微妙，南京政府敗退在即，楊絳和錢鍾書打定主意留在大陸，陳衡哲夫婦也傾向於不走，胡適卻不便留下，他這次來實際上是和陳衡哲夫婦道別的，大家都明白，這一去可能就是永別，但都心照不宣。
楊絳在文章裡曾記述了她與陳衡哲之間的一個秘密，兩人單獨在一起“便飯”，期間陳幾次欲言又止，又忍不住要說，最後她問楊絳能不能保守秘密，連錢鍾書也不能告訴，楊絳答應了，於是陳衡哲便告訴她一件事。這個秘密楊絳一直藏在心裡，誰都沒有說過，後來楊絳在《懷念陳衡哲》中說：“事隔多年，很自然地由埋沒而淡忘了。我記住的，只是她和我對坐吃飯密談，且談且笑的情景。”楊絳說“淡忘”大概是為尊者諱，陳衡哲說的那個“秘密”很有可能是陳與胡適之間的故事。
楊絳與陳衡哲面對面的交往只有幾個月時間，但她們之間的通信卻長達十幾年，直到文革前後才失去聯繫。1976年1月，楊絳從報上知道了陳衡哲去世的消息。
與錢穆先生同行
史學大家錢穆與錢鍾書同屬無錫錢氏家族，1930年代初，錢穆曾與楊絳有過一次交往，多年以後，兩人都曾撰文憶及此事。
錢穆
1933年初秋，楊絳與錢鍾書在蘇州訂婚，錢穆也參加了這個訂婚禮。楊絳剛剛考取了清華大學外文研究所，馬上開學，錢穆當時在北大教書，暑假後也回北平，於是錢基博便將楊絳介紹給錢穆，並請他帶楊絳同行。
錢穆和楊絳坐的是三等座，兩人還不熟悉，對坐車上，沒什麼話可說，錢穆問什麼，楊絳就答什麼，就像學校裡的老師和學生。楊絳吃不慣火車上賣的油膩食品，帶了一些水果和餅乾，她請錢穆吃，但錢穆很客氣，躲到一邊去了。中途到站停車，站臺上有小販兜售油豆腐粉湯之類的小吃，楊絳看見錢穆站在那裡捧著碗吃，一點也沒有大學教授的樣子。
從蘇州到北平有三十幾個小時的旅程，非常無聊，火車過了安徽滁州，窗外景色逐漸荒涼，沒有山水，沒有莊稼，沒有村落，只有綿延起伏的荒野，過了蚌埠，依舊如此，楊絳不禁嘆道：“這段路最乏味了。”楊絳的抱怨打開了錢穆的話匣子，他對楊絳說：“此古戰場也。”然後講述了哪裡可以安營，哪裡可以衝殺，儘管都是些歷史上的舊事，錢穆卻講得有聲有色，讓楊絳陡然而生思古之幽情，後來她在《車過古戰場》中說：“經他這麼一說，歷史給地理染上了顏色，眼前的景物頓時改觀。”
車進山東境內，錢穆談興更濃，他指點著遠處的抱犢崮，告訴楊絳民初臨城劫車案的經過，還講了抱犢崮的來歷，由於山是平頂，四周皆懸崖，不怕丟失，所以附近鄉民便將牛犢抱上山來，讓小牛自己吃草長大。楊絳可能不太相信這個說法，因為她在文中有“我忘了小牛怎麼下崗，大約得等長成大牛自己下山”之類的話。
到北平後兩人就分手了，從此沒有見面。後來楊絳經常往返北平和蘇州，每當路過“古戰場”，就會想起談風有趣的“賓四（錢穆字賓四）先生”，還有他講的那些事情。
傅雷的讚賞
翻譯家傅雷是楊絳的同行，也是她的朋友和兄長。
楊絳的翻譯生涯源於清華時期，當時她是外文所的研究生。有一次外國文學教授葉公超請楊絳吃飯，葉也是錢鍾書的老師，作陪的是清華才女、後來成為陳夢家夫人的趙蘿蕤，當時楊絳猜想，這是葉先生要認認錢鍾書的未婚妻吧？不久，葉公超又把楊絳叫來，要她翻譯一篇晦澀難懂的政論文章，說是《新月》要用，楊絳又猜，這是葉先生要考考錢鍾書的未婚妻吧？楊絳大學雖然讀的是政治系，但對政論卻毫無興趣，最後勉強交卷，沒料到葉公超看過後卻說很好，不久就在《新月》發表了，這是楊絳的第一篇翻譯作品。
傅雷夫婦
抗戰勝利後，儲安平創辦了大名鼎鼎的《觀察》，向楊絳約稿，楊絳正在讀哥爾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於是便譯了其中一段交差。這是一篇極短的散文，名字叫《隨鐵大少回家》，楊絳感覺譯得不好，但傅雷卻非常欣賞，楊絳以為傅雷是客氣，便謙遜了一番。傅雷忍耐了一分鐘，隨即便沉著臉發作道：“楊絳，你知道嗎？我的稱讚是不容易的。”傅雷的讚賞對楊絳是個極大的鼓勵，多年以後，她對此事還是念念不忘：“我實在感激他對一個剛試筆翻譯的人如此認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虛懷若谷，才會過高地估計別人。”
楊絳是在抗戰勝利前夕認識傅雷的，她和錢鍾書在好友宋淇家裡初次與傅雷夫婦見面，從此成為朋友。楊絳與傅家住得很近，晚飯後經常與錢鍾書一道去他家夜談。當時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白色恐怖壓的人喘不過氣來，楊絳後來回憶，只有在傅家樸素優雅的客廳裡和朋友們談天說地，才能呼吸到一些新鮮空氣，打破日常生活裡的沉悶和苦惱。1970年代末，傅雷的兒子傅聰回國探親，還和楊絳談起當年傅家的夜談：“啊呀，我們真愛聽錢伯伯說話呀！”
傅雷是個對自己要求極為嚴格的人，總認為自己的翻譯筆法呆滯、無趣，他向楊絳和錢鍾書請教，說是熟讀了老舍的小說，但也沒達到老舍般的幽默。楊絳和錢鍾書勸他多讀一些作品，熟讀一家還是不夠的，每當這時，傅雷總是嘆息自己讀書太少——有人總愛說傅雷狂傲，其實是沒有看到他謙遜的一面。
1949年後，楊絳和錢鍾書去北京工作，和傅雷見面的機會少了，但仍然書信往來。1963年楊絳到上海探望生病的妹妹，順便看望了傅雷夫婦。這次見面，楊絳向傅雷請教了一個專業問題，她一直厭惡翻譯作品中外國名字的佶屈聱牙，設想將它們一律中國化，和傅雷談過後，這個“大膽創新”卻遭到他的否定：“不行。”至於為什麼不行，楊絳在文章中沒有細談，想必傅雷自然有他自己的見解。
第二年楊絳又去過一次上海，但行程匆匆，沒來得及去傅家拜訪。1966年9月3日，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傅雷夫婦在寓所雙雙自殺，幾年前的那次相會，應該是楊絳與他們的最後一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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