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刀賤笑
1919年3月，19歲的年輕人艾琳·麗被悉尼法院判處20先令罰款，原因是她乘電車時沒按規定佩戴口罩。
當時，肆虐全球的“西班牙流感”正在澳大利亞蔓延。兩個月前，新南威爾士州開始實施一系列強制規定，禁止公共場所聚集。進入二三月，疫情加重，新州的管指令範圍隨之擴大，其中包括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必須戴口罩。執拗的艾琳·麗撞在了槍口上。
2020年的這個3月，一些新州人發現，他們被新冠肺炎推入了和百年前祖輩們相似的處境：
2日，這裡出現澳大利亞首例人傳人病例，病源不明。
疫情洶湧讓澳大利亞上下頓時緊張。一些澳媒不由地想起百年前那場大瘟疫帶來的重創。澳大利亞政府則立即把擔憂化作行動：
準備實施《生物安全法》，據此可對疑似感染的本國公民進行拘留。
即使在澳大利亞，這部法律都鮮為人知。但它卻已有百年曆史，可追溯到“西班牙流感”之前。隨著生物安全立法在中國成為焦點，澳大利亞這部成法也能提供一些借鑑。
1
澳大利亞司法部長克里斯蒂安·波特說，他明白澳大利亞人希望政府以“最小傷害”保護公眾健康。
但他坦陳，該法一旦啟動，“許多人會受影響”：
政府可以限制確診或疑似病例行動，強制隔離；可把學校、商場或體育場館等劃為“人類健康應急區域”，未經授權不得進出；緊急狀況下，當局還可不經許可進入某些場所，等等：
如果有人拒不服從，他會受到拘捕和指控。
波特部長說，未來幾個月極具挑戰，擴大《生物安全法》的執法範圍可能勢在必行。
聯邦政府話音剛落，南澳大利亞州就迅速通過新的州級法律，准許拘捕疑似感染病例。出現國內首個人傳人病例的新南威爾士州，也面臨是否大規模實施該法的決策。
新州的遲疑背後，是這部《生物安全法》一直爭議纏身。
其中關鍵一點是，該法的執行標準，完全由衛生和行政部門決定：
只要當局相信或懷疑某人已被感染，就可下令予以管制。
早在2015年議會討論通過這部《生物安全法》時，澳大利亞法律協會主席鮑林·萊特就曾就此提出質疑。現在，當聯邦政府首次決定大規模實施相關規定時，他再次站了出來：
管指令可能嚴重影響澳大利亞人的權利。政府還需細化執行標準，使其更加合理。
萊特的擔憂也體現在其他一些州的反應上。維多利亞州警務處長裡薩·內維爾就說，他不認為現在到了對感染者進行拘捕的地步。
司法部長波特顯然也清楚這些爭議和反對。他在2號宣佈這個決定時也強調：
實施拘捕將是“最後的手段”，逼不得已時才用。
2
這些爭議並不妨礙一個事實：澳大利亞是生物安全領域立法最早也最完備的國家之一。
1919年西班牙流感蔓延期間，以艾琳·麗被罰為代表，澳大利亞採取了一系列抗議措施。
這些措施，百年後的今天看來就已非常現代。
據《悉尼先驅晨報》報道，當年2月3日，新南威爾士州宣佈，在火車、電車、電梯甚至街頭，民眾必須佩戴口罩。教堂、影院、學校等場所，不得大量人員聚集。
確認感染者如無法入院治療，需在家自主隔離。需要醫療幫助或事物的話，可在窗臺上掛出求助標誌。
隨著疫情加劇，當年的悉尼皇家農展會停辦。新州甚至關閉與維多利亞和昆士蘭兩州的邊境，自我“封城”。
這些幫著澳大利亞人熬過1919年西班牙流感的舉措，與1908年開始逐漸成型的檢疫措施密切相關：
2015年通過的這部《生物安全法》，就是1908年《檢疫法》的升級版。
新法一共11章645節。刀哥專門跑到澳大利亞政府官網瀏覽了一下：
從定性對人類、動植物或環境健康的威脅，到管理從海陸空進出澳大利亞的人員和貨物，再到司法和衛生部門何種情況下宣佈公共衛生緊急狀態，配套什麼法律採取什麼措施，非常細緻。
澳大利亞生物安全立法的嚴格，除了受西班牙流感這樣的歷史記憶影響，還與它身處大洋洲，亟需保護環境和野生動植物物種的獨特性有關。
飛過澳大利亞的人知道，填寫入境單時會有專門提醒，不能攜帶2015年《生物安全法》中禁止的外來動植物。
當然，僅僅一部《生物安全法》還不能體現澳大利亞生物立法的全面。
作為聯邦制國家，澳大利亞的立法還分聯邦和各州兩個層面。
聯邦立法相對較少，2015版新法是個代表。各州和地方政府也都對應著完善與生物安全相關的立法和監管，量更大面更廣。
3
新冠疫情蔓延，讓生物安全在中國社會也成為焦點。
過去，很多人覺得這個概念離自己很遠。但去年的非洲豬瘟導致整個市場供應緊張和肉價飛漲，今年的新冠疫情又直接威脅到自己的生命，讓人發現生物安全並不遙遠。
“提高國家的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要求，更讓人們發現：
我國的生物安全防控體系有課要補。
長期關注這個領域的中科院微生物所副所長錢韋，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直言，生物安全最大的問題，是不知威脅從哪個方向、以哪種方式、在什麼地方突然爆發，因此一定要極強預警和預測功能。
而我國的生物安全防控，雖然已通過海關口岸、衛健委系統、軍口等，建設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但“完整不等於完善”：
我國按職能部門分頭管理的方式，很容易讓潛在危險“掉到縫隙裡”。
他舉例說：
我國與陸生野生動物相關的疾病溯源，歸林業部門管；感染家禽家畜的中間環節，歸農業部門管；等傳到人的時候才由衛健委管。
“在一個鬆散體制下事情很難做好，就像一瓢水潑下來拿籮接，接到的不如漏掉的多，”中科院北京基因組所研究員于軍也有同感。
除了傳染病、外來物種入侵、實驗室病原體洩漏等傳統範疇，生物安全引起國內關注的另一原因，是它對於國家安全的戰略意義：
說白了，就是對生化武器威脅的擔憂。
兩天前，國防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的一句“中國將盡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立刻引發關於成立“生物國防軍”的猜測。
另一位中科院院士裴剛對此直言不諱：“生物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國際競爭和鬥爭的一部分。”
無論出於哪種考慮，出臺生物安全法都是當務之急。
其實，我國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和制定工作，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經過20多年努力，去年10月草案首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草案一共七章75條，聚焦生物安全領域主要問題，保護生物資源安全，促進和保障生物技術發展，防範和禁止利用生物及生物技術侵害國家安全。
疫情衝擊下，我國生物安全法也進入了“快車道”。
在這當口，澳大利亞那部“歷史悠久”的《生物安全法》，或可作為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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