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楊寶璐
▷正在攀登希夏邦馬峰的羅靜
爬到7950米的時候，羅靜停下了腳步，她的希夏邦馬之行終止於距離登頂只有100米的地方。
對於這種反差如此巨大的變故，羅靜並不陌生，她曾是歲月靜好的都市白領，後來經歷了婚姻破裂和債務危機。再之後，她開始爬上一座座高峰，聲名鵲起，成為了著名的民間女登山家。
對於從希夏邦馬峰的下撤，外界惋惜異常，只差這100米，羅靜就將完成登頂全部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壯舉了。
羅靜自己卻很平靜，就像她爬完之前那13座山峰時一樣，登頂了，也不過是另一個起點的開始。
▷山腳下的羅靜
止步7950
5月14日上午，羅靜登到了希夏邦馬峰的7950米處，此時，距離頂峰，只有不到一百米了。如果順利的話，她即將成為第一個登遍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女性。
為此，羅靜已經準備了好幾個月。4月13日，她從拉薩出發去往日喀則，兩天後，便來到了大本營。每年四五月是登山的好季節，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會在這時等待登頂目標的窗口期到來。
下撤命令傳來的時候，夏爾巴嚮導已經在希夏邦馬峰頂上打下了第一個冰錐。羅靜沒有反抗，頂著夏爾巴疑惑的目光，她撤了下來。
事後，登山協會稱，山上積雪比較深，可能有雪崩的危險,因此要求他們下撤。。但羅靜心裡難過，“14號下來之後，居然哭了兩次。”她在自己的微博中寫道。
不少人猜測，此次羅靜登希夏邦瑪峰被突然叫停，或許跟保加利亞登山家博揚·彼得羅夫的失蹤有關。
45歲的博揚是登山運動員和動物學家，羅靜與他相識多年，這次在希夏邦馬登山大本營裡，兩人還不期而遇，聊起自己接下來的計劃。
4月29日，博揚與同行的其他登山者離開了大本營，他今年的時間安排非常緊，從希夏邦瑪峰下來之後，他馬上就要去珠穆朗瑪峰。
開始攀登希夏邦馬沒幾天，天氣狀況就變得惡劣，其他人選擇下撤，博揚則選擇繼續前進。大本營的隊友最後一次看到他，是在望遠鏡裡，他正在獨自攀登。隨後，人們便失去了博揚的消息。
相比博揚的“一往無前”，羅靜則比較謹慎，她一度從海拔6380米的一號營地下撤至5640米的前進營地數日，後來又撤回到更低海拔的定日縣進行休整，然後才再次衝頂。
但即使如此，14號對於希夏邦馬頂峰的衝擊，仍然停止在了最後100米的地方。
5月22日，羅靜已經返回了長沙，剛剛回到平原的她有些疲倦，仔細觀察還能發現，羅靜鼻尖比臉上其他部分顏色要深一些，這是紫外線輻射留下的痕跡。
對於止步在最後100米的希夏邦馬峰之行，羅靜不願多說。下次窗口期的開放，要等到九月份，身邊工作人員透露，這次登頂的夭折對羅靜有很大打擊，她甚至有些倦怠，不知道是否該繼續攀登下去。
▷攀登希夏邦馬峰途中與其他登山者的合影
婚變與登山
任何愛好變成事業之後，都是一個由從心所欲到平衡考慮的過程，登山也不例外。十多年前，羅靜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自己會成為名字被載入紀錄的人。
她很早就喜歡戶外運動。十年前，她在北京工作，工作日裡是坐辦公室的白領，到了週末，她就會參加各種越野、露營活動，偶爾也會去爬山，從一兩千米到五六七米，都有過嘗試。
生活在2006年驟然發生轉折。那一年，羅靜34歲，有一天，羅靜突然就找不到自己的丈夫了，直到催債的找上門，她才知道，丈夫在外面欠了別人不少錢，高達八位數。
一開始，羅靜積極尋找解決辦法，“我說，那就賣房子吧，然後才發現，那房子其實都沒還完貸款。”
那一年，兒子只有4歲。《婚姻法》24條的修正還沒有出臺，為了替丈夫還債，羅靜賣掉了自己的房子，然後離婚。
事隔多年之後，羅靜不願再提起離婚前後的是非，“老天安排我經受這樣的事，那我就要把它變成自己的經歷，我還是挺感謝這麼一段生活的。”
她賣了房還了債，把家搬到了五環外，手裡還剩下幾十萬，這幾十萬，要維持自己和兒子接下來的的生活。逆境之下，除了考慮現實生活，羅靜也並不準備放棄登山的愛好。
彼時，北京房價還沒有大漲，她用手上僅剩的錢投資房產，隔個半年、一年就賣掉，一次掙個十來萬，維持生活和自己的登山活動。
她不敢讓父母知道自己還保持著登山這項開銷巨大的活動，“就悄悄地、一點點地花，讓他們注意不到的那種速度來花錢。”說起這段，羅靜臉上帶著幾分小女孩談起自己秘密的狡黠。
為了省錢，當時，她鍛鍊不去健身房，就在房間裡自己用健身器械鍛鍊。饒是如此，攀登8000米以上的雪山，仍然不是普通人能夠承擔得起的。光是珠峰，從北坡登頂的話，人民幣花費就在三四十萬左右。
攀登前七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時候，羅靜沒有贊助，全靠著個人投入維持。據之前報道稱，有3座8000米，還是她向攀登公司賒賬登的。攀登之前交一部分，攀登之後再交一部分。後來，隨著她在戶外圈裡漸漸出名，才有贊助商找上門來。
當登山徹底成為羅靜事業的時候，贊助和質疑紛沓而來。在中國，由王石等企業家宣傳帶起來的登山運動，被認作是“有錢人的遊戲”。羅靜出名之後，不少人打趣：“我與羅靜的區別，就是一套三環的房子。”
羅靜很少去回應這樣的言論，只是默默地登上一座又一座山峰。
但這並不等於完全不在乎，採訪中，提到關於“登山靠有錢堆出來”的說法，羅靜努力維持著平靜，但委屈和不平還是隨著反駁透露出些許：“首先，我當初為什麼可以有三環這個房子？而且就算給你幾十萬，你未必敢都用在登山上，對不對？我來登山，一定是有實力的。”
▷羅靜登頂珠峰後的照片
“羅十三娘”
從布洛阿特峰頂上凱旋歸來之後，她有了一個更加響亮的名號：“羅十三娘”，全世界14座8000米以上山峰，她只差一座還沒有登頂。
此次登希夏邦馬峰由此有了更加不同的意義，紀錄片編導劉震東帶著團隊一路跟隨。
劉震東告訴記者，在拍攝確定之前，他們做了很多研究。登山向來是男性參與較多的極限運動，而羅靜身上那種跟8000米以上山峰的反差感，讓他們發掘出關於登山運動更多的意義。
劉震東還記得第一眼見到羅靜的情景。當時，羅靜已經到了拉薩，拍攝團隊才從長沙出發，兩支隊伍直接在5000米的營地見面，“別人都有明顯的疲態，但羅靜挺活潑的。”
進入前進營地，從5600上升到5900，是反覆的拉練過程。第一天拉練下來，等回到5600高度的營地，已經將近晚上12點。“基本全虛脫了，但羅靜一點問題都沒有。”劉震東說。
有時閒聊，羅靜說起她其他的登山的經歷，往往別人下撤都會在c1或c2段過夜休整，但她經常不過夜了，直接回大本營。
攀登，不僅需要體力，更需要經驗、技術，以及詳細的部署，這是一個危險又刺激的過程。希夏邦瑪峰不是14座8000米以上高峰裡最高的一座，但死亡率卻在其中排到了第九。根據《經濟學人》的一組數據顯示，截止2012年，共有302人登頂並返回，25人遇難。
拍攝團隊分兩組，一組跟著羅靜走得快，而劉震東則帶著另一組人在後面，長焦拍攝登山過程。在大本營碰頭之後，劉震東決定，第二天上升到5600米。
劉震東這一組一度“遇險”，他們到達5300米時已經精疲力盡、耗盡了所有補給，卻沒有發現預定在這裡設置的營地。原來，攜帶物資的犛牛隊已經到了5500米的高度。劉震東不敢冒險，他和嚮導研究後，帶著力竭的拍攝組，花了一個多小時又撤了下去。
這只是登山者可能遇到的險情之一，更多的時候，他們要面對的是凍傷和死亡。在登山途中，隨時可見“屍體路標”，他們永遠留在了攀登的途中，給後來人指路。
“登山本身就是有風險的，每個登山者，在他選擇登山的時候，就很清楚自己面臨的是什麼。”羅靜說。
她遇到過雪崩，那是在2015年登布洛阿特的時候，那一次她幾乎殞命於此。被夏爾巴嚮導挖出來時，她以一個倒v字型的姿勢被插在雪裡。
她也見過無數倒在路上的登山者。“死在山裡的人，皮膚會變得透明”，在之前的報道中，羅靜描述了死在攀登路上的那些人。
這是一條註定不斷得到和失去的過程。從開始攀登到現在，她收穫了無數的友誼，也失去了很多隊友。
她試圖將那些倒在路上的隊友，“帶上”峰頂。
2013年，羅靜登頂干城章嘉，那一次，15個隊友裡折損了5人。
她用自己的睡袋包裹了隊友的屍體，等從山上回到大本營後，其他人就把死去的那個遇難隊友遺留的睡袋給了羅靜。
她又帶著這個睡袋登過幾座山。有人覺得，用死去的人的睡袋不太好，但羅靜不介意。“在我的眼裡，他是我的好友，他是有靈魂存在的。”
同年六月，楊春風、饒劍峰在巴基斯坦遇難，這對於羅靜而言是個很大的打擊，楊春風是她的登山導師， 而饒劍峰剛在不久前跟她相約一起去登另一座山。
後來，她在去巴基斯坦連登迦舒布魯姆I峰、Ⅱ峰時，隨身帶上了饒劍峰的照片。登頂之後，她刨了一個雪坑，把照片埋了進去。
“或許現在早就被風吹沒了。” 羅靜在回憶中靜默了一會兒，她那時的舉動，讓夏爾巴嚮導把照片裡的人當成了羅靜的父親，還嘟囔了一句“這是她的爸爸。”
隊長
“有人會選擇超越自己身體的極限方式，你能感受到他對那種極致的追求，但這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我可能會更理性多一點，更關注安全度。”羅靜說。
作為單身母親，她不可能無牽無掛。但她從來沒給兒子灌輸過登山的危險和生死的概念。“沒必要跟他說，只要讓他放心，媽媽會盡量一定會保證安全的。”
她始終謹慎地把每一步都踏在可控範圍內。“至於天災，那些東西我也不怎麼考慮，就像那次雪崩一樣，那是個意外。”
雪崩之後，再去登這個山時，羅靜一度很有心理陰影，生怕再次遇到雪崩，為此參考了更多的天氣預報。
2017年，羅靜組織了一次珠峰—洛子的連登，隊員都是長江商學院的企業家同學們。
在同學中，她不是年紀最大的，但大家都叫她“靜姐”，“她就是因為登山才被選入長江（商學院），如果僅僅是作為企業家的話，她是不夠的。”一位商學院的同學如此向記者評價。
隊員裡，易海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高海拔攀登。此前，他經常踢足球，去青海感覺也沒有什麼反應。但為了這次攀登，他還是老老實實做了一個多月準備，每天系統地跑步一個多小時，有意識地避免熬夜和喝酒，把身體狀態調整到最好。
“我以前以為登山的裝備也是帶兩個大行李箱推過去，後來才知道，大的都是犛牛馱上去，小的都是自己背上去。”易海笑稱。
在這次帶隊的嘗試中，羅靜負責審核和挑選夏爾巴嚮導和背夫，給隊員們親自制定訓練計劃。準備的過程中，一向安靜、低調的“靜姐”展現出了豐富的經驗和不容置疑的權威。
“我跟她說，我要登珠峰，靜姐問我，你以前最高登過多少，我說，嶽麓山五百來米。”易海笑稱，其實他曾經登過衡山，但無論衡山還是嶽麓山，跟他要前去的那座山峰，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最後，羅靜給他制定的目標是此次攀登中的島峰，海拔6189米。
成功完成這次組隊攀登，對於羅靜意義重大。這一次，她是隊長，她一直走在最後面壓陣。她教隊員怎樣走、怎樣呼吸，怎樣保持體能。四五千米對於羅靜來說，還是低海拔。
到海拔4000多的時候，易海開始出現高原反應了。頭老是沉悶悶的，海拔每上升一百米，他們就要走一個多小時。
“到5400多的時候，我高反就上來了。”易海回憶。當時，他們在村莊紮營休息，那是島峰登頂前的最後一站，他吃不下也睡不著，只能烤火。
那天晚上，另一個隊友高反很嚴重，必須立刻下撤，由易海陪同。
易海覺得自己還可以撐一下，但羅靜堅決不同意。“我當時不理解，覺得撤下去再上來太麻煩了。我從來沒看見她那樣著急，就一定要我撤下去。”最後，易海只能按照她的要求，先撤到了4800米。
走的時候，羅靜告訴他，站在隊長的角度，她特別清楚，出現高反的情況該怎樣做。
▷羅靜與夏爾巴嚮導
為了夏爾巴兄弟
攀登高峰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一千個人有一千個答案。對於易海而言，高反讓他變得反應遲鈍，但也讓他有機會去思考生意場以外的東西。他曾想象過，攀登途中，跟隊友們一邊聊天，一邊往上爬的情景，但最後發現，“只是自己跟自己對話，想很多在山下不會想的問題。”
而對於羅靜而言，最初，登山只是一種體驗，但在第一個8000米的山峰登完之後，登山，更像是一種與她生活相契合的自然而然的選擇。
不少人對於登山有種質疑，如今登山太過簡單，只要你有錢，夏爾巴嚮導抬都能把你抬上去。當然，這樣的說法遭到了登山者的駁斥。
“8000米是一個名利場，很多人登了珠峰，會把自己吹的跟英雄似的。”羅靜說。如今，商業登山公司允許攀登者用氧的海拔越來越低，甚至有人從大本營就開始吸氧。不少人憑藉著夏爾巴嚮導的協作登上珠峰，之後就過分拔高了登頂這件事的意義。
夏爾巴在很多人眼裡，就只是花錢僱來的嚮導。“我讓你修路你就修路，我讓你幫我揹包你就得揹包。” 在這點上，羅靜感情複雜，一方面，她承認這是市場的必然行為，“有人覺得我就是來體驗一下，我就要求協作給我最全面最高的保障，這個無可厚非。”但另一方面，夏爾巴對於羅靜自己，卻不僅僅是嚮導。
羅靜的夏爾巴嚮導Nernu跟她相識在2014年，那一年，他倆攀登了道拉吉利峰。在那之後，Nernu又陪著她登過了7座山峰，也是他，在雪崩中把羅靜挖了出來。
Nernu從2006年開始擔任嚮導，每年要爬4座山，兩座在巴基斯坦，兩座在尼泊爾，加上準備時間，攀登這四座山要花上4個月。一整年的收入，大約 15000美元。
Nernu告訴記者，一般來說，在攀登過程中，夏爾巴嚮導主要負責定製計劃，確定路線、組建團隊等工作。如果天氣好，帶人上山很容易，但如果天氣不好，登山還是很困難的。
2014年，珠峰曾發生雪崩，導致13名夏爾巴嚮導死亡。這也讓羅靜有了新的規劃：等14座山峰爬完之後，她想開辦開一個以低海拔攀登為主的探險公司。
“這是我給他們的承諾。”羅靜希望，能給自己的夏爾巴兄弟提供，海拔和危險都低一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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