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4 明代的建築風水學說

傳統中國的建築,無論是城市、皇家的宮殿,士大夫的居宅、園林,還是一般的民居,除了受到來自宮方禮制和法律的約束以外,還與民間一直流傳的風水之說密切相關,並由此而形成一些與建築相關的習俗。在明代,無論是營建城池,還是宮室,無不與風水學說相關,而將風水應用於建築物的營建過程中,除了出於福廕後人這種觀念之外,其實更是為“生人計耳”,也就是為活著的人提供一個良好的居住與生活環境。

住宅風水學說及風俗一般認為,自周以後,才岀現堪輿之說,而且多用之於建造都邑。如《尚書》所謂達觀於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經》也說“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如此等等,均屬其例。

已有的研究成果顯示,中國古代的風水擇吉術,完全可能是脫離五行而存在，而通常所使用的是簡單的天文學原理與數字幻方。換言之,在中國建築風水術上,住宅或洛書之數的組合應該早於五行之說。

明代城市位置的選定乃至建設,也非常講究風水。明初定都金陵,當然有其特殊的考慮。但從風水上來說,在晚明已經不斷有人對其提出批評,主要有鄭曉、顧璘。他們的依據是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秦淮河又是西注,與風水學上的“砂關瑣”不相應,根本不宜作帝王之都。這是一種看法。而顧起元的看法正好相反,他對金陵城的風水有獨到的見解。儘管顧起元對金陵城的垣局與他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也不得不承認,金陵城的風水,是以逆水而結氣力,與中穿而落者,稍覺不同,而金陵城緣江翊衛也終究稍嫌單薄,的確不如北京城的雄壯而厚大。

謝肇淛認為,金陵不宜作為帝都這種看法儘管有些太過,但天下猶如人的一身。帝都之建即使不在元首,也應該在胸如明代這樣大一統的帝國,金陵正好在左腋下,何以運轉四方。一般認為,天之北極,屬於人君之位,必須正中而近北。而北京正好與此說相近。明代自成祖時遷都北京,儘管其原因相當複雜,但確實也有出於風水方面的考志。晚明學者對南北兩京從風水上進行論證,無非也是為了說明遷都的正確性。北京城同樣有風水的存在,而且終明之世,明朝廷對北京城的風水也進行了刻意的保護。按照一般的說法,北京城的西北,“俱堪輿家當忌”,是朝廷的風水之脈,所以當時對玉泉洑流的上游就下令加以保護,禁止在西山鑿石挖窯。

開封城的營建,很多就出於風水方面的考慮。開封城的地脈,原自西來,所以只有西門是直通的,其他四門全是屈曲旋繞,其目的就是擔心走洩旺氣。整座城池,勢如臥牛,故稱“臥牛城”。城內周王府前有一座興龍橋,又有左、右龍鬚。東自錠匠衚衕,往南至大店,過鼓樓而東,由鵓鴿市向南,東至第四巷,南抵宋門大街止;又自鼓樓往東至五聖角向南抵宋門大街止,稱為“左龍鬚”。西自武廟,往南,至鐘樓。折向西,再向南轉彎至半截街南,一由鐘樓口往南,過館驛街西口折向西,過開封府署,西南抵達城牆。一自館驛街西口,由延慶觀西南,抵達雷家橋南,稱為“右龍鬚”。

又南門內大街,有大隅首。西門內大街,有大爪隅頭、小爪隅頭。又有三山:土街為一山,爪兒隅頭為一山,夷山為一山,稱為“三山不顯”整座開封城,東冂偏北,宋門偏南,南門偏西,西門正直,北門偏東,稱為“五門不對”。鐘樓、鼓樓,再加上鐵塔寺,全是用來鎮城中旺氣,並起到下壓的作用。

獨石堡城,為開平衛治所在地。起初由陽武侯薛祿上奏築城。在築城之時,僧人慶西堂因精通地理之術,“奉命相地”。這又是修築一般城池講究風水之例。一座建築群有時由於風水的原因甚至與政治發生了重大的關係。明代初年,通建文即位以後撒藩一度相當興盛而開封城內的周府顯然也在被撤之列。當時周府存信殿堂前有一座銀安殿,考慮到周藩的王氣太重,就將銀安殿拆毀,並將唱更樓以及尊義門樓也一同拆去。此外,東華門也被禁止,不再開啟四角石上都用釘子釘定,並下令在東華門前推土作臺,臺所用之土則取自鄭州,經火煉熟,可以讓其寸草不生。根據風水學的觀點,朝廷對周王府建築的這一番舉動,出於以下的考慮：

毀掉銀安殿,就是去掉龍心;拆毀唱更樓,則是挖去龍眼;定四角石,則是為了制住龍爪推土作臺,是為了克水,使龍不能飛騰。東華門不許開,其意是文官閉口;拆掉尊義門樓,則是武將去頭。

明代政府的—些衙門,其建築的方位顯然也與風水之說相關。如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在明代被稱為“二法司”。這三個衙門的建築,必定是在西北邊位。如南京建在鐘山之陰,北京正好建在國之巽隅,單獨自成一區,而不與其他衙門相接,稱為“西衙門”。

明代地方學校建築,由於牽涉到一方士子的仕進之途,尤其講究風水,所以在明代,經常出現一些重修乃至重建儒學建築的記載,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改善風水,便於讀書人的仕進。如南京應天府學眀德堂後,原先是一高阜,土隆起如墳。嘉靖初年,都御史陳鳳梧將高阜剷平,並在上建一座尊經閣。在未建閣之前,府學生員中鄉試舉人者很多,如景泰四年(1453)開科中式者為200人,其中出自應天府學者達29人。自建閣以後,遞年遞減,而從隆慶以後,幾乎已是寥若晨星。萬曆十三、十四年(1585-1586)之間,周繼出任應天府尹。地撞長玄女宅經之術就從風水學的角度對應天府學的風水作了如下分析：

僑學文廟,坐乾位,向巽位,開巽門而學門居左,屬震。廟後明德堂,堂後尊經閣,高大主事廟門與學門,二木都受乾金之剋。陽宅以門為口氣,生則福克則禍。他下令,以抽爻換象補洩之法重新修補,在學校的坎位起一座高閣,稱“青雲樓”高過尊經閣,用來排洩乾之金氣。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二門之氣,又在廟門前樹一座巨坊,與學門前之坊並峙以益震巽之勢。再在離位造一座聚星亭,使震巽二木生火,以發文明之秀。又考慮到泮池河水不應蓄於下手,造一座文德橋,以止水之流。學門內原先有屏牆,他又下令拆去此牆,並說：“去此,明年大魁必出此無疑矣。”萬曆十七年,焦竑中狀元,號稱其佔應驗。

我們並不關心這種對學校建築所進行的風水改造是否應驗,因為同是焦竑中狀元一事如果說是學校按照風水對建築進行了改造的結果,那麼顯然與他家建築的風水則毫無關係。但事實上另一則記載已經證明,焦竑家的風水也已經決定他必然會中狀元。可見建築按風水進行改造,其是否應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種習俗背後所反映的明朝人崇尚科舉的風氣以及由此而影響到接受儒家教育的讀書士子。

自正統至天順年間,北京有兩座敕建的佛教寺廟,均牽涉到與風水之間的關係。一座是大興隆寺。此寺初名慶壽寺,金章宗時所創。後因太監王振的上奏,對寺廟進行重新的修繕與改建,於正統十三年(1448)建成,改賜“大興隆寺”,而且在寺前豎天下第一叢林的牌樓,其壯麗甲於京城數百寺。

到了景泰元年(1450),聽從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朱鑑之言深感大興隆寺的正門,有礙於皇宮的風水,景泰帝下令禁止寺僧開啟寺廟的正門,不許鳴鐘鼓,並毀去寺前“第一叢林”這座牌樓,以及香爐、幡年。另一座是大隆福寺,始建於景泰三年六月,至景泰四年三月建成,也是“壯麗甲於在京諸寺”。考慮到此寺其地不吉,景泰帝也下令拆去前門牌坊,並禁止寺院鳴鐘鼓。至天順年間,英宗下令毀興隆永昌諸寺。大隆福寺儘管得以保存,而香火卻變得漸漸寂寞,廊廡也很蕭條,終究已非昔日香火旺盛之舊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