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遺址金陵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車廠村至龍門口一帶的雲峰山下，於2006年被確立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就現狀而言，並不十分樂觀，比如在離金陵遺址不遠的石門峪山上，盜墓行為非常嚴重，不完全統計，有數十個盜洞。

時間回到一百年前，當日本的關野貞博士初到房山對金代皇陵進行考察時，他拍攝了四張照片，後悉數發表在京都法蔵館所出的《支那文化史蹟》第11卷（1941年）中，而這四張照片，竟成為我們今天溫故當年金陵面貌的重要資料。一百年後，當記者第一次涉足金陵，被觸動的不是崛起於白山黑水間的女真人，而是歷史的無可言說的蒼涼。

金陵全景（摘自[日]常盤大定、關野貞著：《支那文化史蹟》第11卷）

時人常說金陵的風水好，曾有一段時間往往將風水視為迷信，而現在，我們必須認真的審視這個概念，唯獨於此，才能知曉金人為何在此建陵，以及明人毀陵的原因。

金陵的主陵區在九龍山，它位於房山區周口店鎮車廠村龍門口北山前的臺地上，佔地面積約65000平方米。九龍山北接連山頂，根據堪輿家的說法，這裡有明顯的“行龍”痕跡。追山脈逆推，可見明顯的“少宗”、“少祖”、“太宗”、“太祖”等龍脈。九龍山低於連山頂，符合“玄武垂首”之說。九龍山之東為綿延逸通的山崗，是明顯的皇陵“護砂”，即“青龍入海”的“左輔”。九龍山之西為幾個突起的山包，亦是明顯的皇陵“護砂”，乃“虎踞山林”之“右弼”。九龍山西北側山谷中有泉水湧出，向東南流淌，千年不斷，是明顯的皇陵“水砂”，即所謂“朱雀起舞”。而九龍山對面的石壁山，是金陵的“影壁山”，此又稱“朝山”、“彼岸山”，石壁山中央有凹陷，堪輿家將其附會成皇帝批閱公文休息時擱筆之處，因此又稱“案山”。

自九龍山山頂俯瞰金陵主陵區

故而這裡風水俱佳，剛剛遷都北京（即金中都）的海陵王完顏亮便相中了這裡，隨即將“太祖、太宗、父、叔”和大金立國前的始祖以下十帝（始祖葬光陵、德帝葬熙陵、安帝葬建陵、獻祖葬輝陵、昭祖葬安陵、景祖葬定陵、世祖葬永陵、肅宗葬泰陵、穆宗葬獻陵、康宗葬喬陵）分批遷葬於大房山陵，但其時這裡曾建有龍城寺（一作“龍銜寺”），海陵王便拆毀寺院，在佛像之下鑿穴，“以奉太祖旻（即完顏阿骨打）、太宗晟、父德宗宗幹”（《金虜圖經·山陵》），而完顏亶被殺，葬于山陰之處，因為“刑餘之人不入”（《金虜圖經·山陵》）。

雖然海陵王開始了房山金陵的修建工程，但他本人遠沒有那麼好運，被謀害於南下徵宋途中的他，先是於大定二年（1126）被降為海陵郡王，葬於諸王兆域的大房山鹿門谷，後大定二十一年（1181）又被降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金史·海陵紀》），基本上已經遠離了自己苦心營建的皇陵區。

有金一朝，除宣宗葬汴京（河南開封）、哀宗葬蔡州（河南汝南縣）外，其他皇帝均葬於大房山陵。不僅如此，大金追封四帝，有三位葬大房山陵：海陵父德宗葬順陵，世宗父睿宗葬景陵，章宗父顯宗葬裕陵。熙宗父徽宗葬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省阿城市）。此外，房山還有諸王兆域，其中文獻可考的有梁王完顏宗弼、榮王完顏爽、宿王劃思阿補和海陵太子完顏光英等人。另外，可以確定的葬於大房山的后妃有二十三位，坤後陵是大房山惟一的一座后妃陵，乃世宗為昭德皇后烏林答氏而建，原葬有世宗烏林答氏以下六位后妃，其他諸帝后均陪葬諸帝陵，世宗去逝後，烏林答氏從坤後陵遷入興陵與世宗合葬。

因此，大房山地區可視為金代皇家陵墓區，根據史料記載並結合考古調查的情況來看，金代帝王陵主要分佈在大房山東麓的九龍山、鳳凰山、連泉頂東峪、三盆山鹿門谷。此外，大房山南側的長溝峪也應有陵墓。

金陵三劫

與興起於白山黑水間的女真人一樣，金陵的興與廢也是迅速的，歷史上，它曾有過三次大的劫難。

首次浩劫是在明朝末年，在東北連吃敗仗的天啟皇帝把火兒撒到了金陵頭上，據清康熙二年（1663）聖祖仁皇帝御製碑記載，“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師克取遼東，故明惑於形家之說，疑與清朝王氣相關，天啟元年，罷金陵祭祀；二年，拆毀山陵，劚斷地脈；三年，又建關廟於其地，為厭勝之術”。可見風水太旺也不行，與滿清有著遠親的女真金因為這可遭了殃，明人不但毀陵，而且把“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也搬了過來，正好壓在金太祖陵之南，作為壓勝之用，後來考古工作者在太祖陵南部正中50米處發現明代修建的關帝廟遺址，正與史書記載吻合。

明人的毀陵行為是粗魯的，在毀陵之前的一百年，著名文人吳寬（1435-1504年）曾途經這裡，寫下《大房金源諸陵》詩，其中提到“奉先西下亂山侵，澗道迴旋入莫林。翁仲半存行殿跡，莓苔盡蝕古碑陰。”可見在吳寬生活的年代，金陵還存有金代所立的石翁仲和古碑等物，但經過明天啟年間的毀陵，這些地面遺存幾乎損毀不見。

考古工作者發掘並復原的金代碑亭，從石碑和碑趺來看，顯然是被人為砸毀，後埋就地掩埋，考古工作者將其挖出

其次是在滿清入關後，清朝數位皇帝都曾對金陵進行重建，重建就重建唄，這些滿清皇帝也不知跟誰學會了一些套話，張口就是仁義道德，似乎有種“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天命感，如康熙帝就說“從來國運之興衰關乎主徳之善否。上天降鑑，惟徳是與。有徳者昌，無徳者亡，于山陵風水原無關涉。有明末造，政亂國危，天命已去。其時之君臣，昏庸迷謬，罔知改圖，不思修徳勤民，挽回天意，乃輕信虛誕之言，移咎於異代陵寢，肆行摧毀。迨其後流寇猖獗，人心離叛，國祚以傾，既與風水無與，而前此之厭勝摧毀，又何救於亂亡乎？古之聖王掩骼埋胔，澤及枯骨；而有明君臣乃毀及前代帝王山陵，其舛謬實足，貽譏千古矣。”（《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清人首先拆除了明代為厭勝而建的關帝廟，但他們似乎不太確定金代數個帝陵的具體位置，就在金太祖睿陵附近建一大寶頂，在金世宗興陵附近建小寶頂，兩座寶頂前都配有享殿，享殿前又建以碑亭。從關野貞拍攝的照片和考古發掘來看，兩座碑亭並不處於同一水平線上，太祖的碑亭在世宗碑亭的東南方。這樣一來，使得金陵現存的地面建築大都帶有清朝重建的痕跡，從保存金陵遺址的角度說，重建也是對原遺址的破壞（徐蘋芳先生語）。

關野貞考察此地後，看見荒廢的金陵與破舊不堪的清代建築，似乎他並沒有搞清楚太祖陵和世宗陵的位置，就謹以東陵（大寶頂，即太祖陵）和西陵（小寶頂，即世宗陵）加以描述，後來在常盤大定寫的《支那文化史蹟·解說》第12卷中指出其一為太祖陵，其二為世宗陵。

東陵墳丘（摘自[日]常盤大定、關野貞著：《支那文化史蹟》第11卷）與大寶頂的現存狀況對比圖

西陵墳丘（摘自[日]常盤大定、關野貞著：《支那文化史蹟》第11卷）與小寶頂的保存現狀對比圖

金陵歷經明代的破壞和清朝的重建，原貌頓失。但對金陵的破壞遠沒有結束，而第三次，就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一次對金陵遺址地面建築的破壞是致命的。也就是說，關野貞所拍攝的金陵照片，其中能看到的建築在今天大都已消失不見。

據放羊人劉守山大爺回憶，東邊的碑亭中的碑是康熙帝御筆，用漢文書寫，西邊的碑亭是滿漢兩種文字（應為順治帝御筆《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兩個碑亭同毀於1975年左右，毀亭的動機很簡單，是出於平整土地的需要：山裡人多地少，土地不夠分，所以拆毀建築來擴大耕種面積在當時絕好不過。因此，在平整土地的過程中，這些清代建築遺存也就靜靜的躺在關野貞的照片裡了。劉大爺用地道兒的京腔對記者說：“我小時候兒還騎在碑亭的王八兒（龜趺）頭子上玩兒呢。這碑去哪兒了？都讓炮給崩了，拆下的磚讓人壘房子去啦。”而金陵遺址西側皋溝中的皋塔的，傳說它下面壓的是金兀朮，之所以稱皋塔，指的是牛皋，也就是《說岳》中“氣死兀朮，笑死牛皋”的那位。劉大爺還回憶說，打小兒它就叫皋塔，有兩層高，四面坡頂，磚砌，在南側二層正中刻有“徵陽門”三字，1974年的時候為了蓋學校，“就地取材”地把皋塔給拆了。皋塔一拆，至於金兀朮跑沒跑出來，這誰知道呢？

現存皋塔只剩塔基部分，應儘快加以保護

塔前不遠處還曾有一方石碑，底部的碑趺早已不見，位置也移動過，劉大爺描述說，它原來就靠在皋塔前的一顆棗樹上，該碑也是龍紋碑首，但碑文所刻竟與《說岳》相當吻合，只可惜該碑於2000年左右被一天津文物販子盜走，我們不能據此碑來了解皋塔更多的信息，抱憾不已。

劉守山：那人·那羊·那狗

劉守山大爺的詼諧和對當地情況的熟稔引起了記者的興趣，當即決定再對劉大爺進行一次私人訪談。

守山大爺和他的名字一樣，似乎從他出生起，就註定了與房山、與金陵相守終生。生於1946年的劉大爺已逾古稀之年，身體還硬朗的他與他的羊，他的狗，還有這座大山生活在一起。

劉守山大爺抱著剛出生的兩隻小羊羔，大爺在笑，小羊羔們也在笑

大爺說，他祖祖輩輩都是守陵人，當初海陵王把金陵建好後，遷來了54戶人家，專門負責看守皇陵，作為回報，皇帝把皇陵附近的土地賜給他們耕種，今天車廠村的劉家和馮家都是守陵人的後代。

在小時候，奶奶曾給他講過搶皇陵的故事，什麼是“搶皇陵”呢？就是每當祭祀皇陵的時候，用一對牛、一對羊、一對雞、一對鴨、一對鵝和一對駱駝，在祭祀之後，大的呢，如牛和羊就由這54戶人家給分了，小的呢，如雞鴨鵝之類大夥兒就上去搶，這就叫做搶皇陵。

大爺還告訴記者，其實清人是知道太祖陵和世宗陵的具體位置的，他們在真的墓葬之上修建享殿，就是怕後人再度毀陵，大小寶頂的修建還起到了迷惑盜墓份子的作用。民國時期，軍閥有組織的盜墓猖獗，當時人送外號“小老虎”的劉鎮山在房山一帶大肆盜墓以充軍餉，金陵能倖免於難就是因為“小老虎”誤認為大小寶頂就是陵墓所在，但挖開寶頂後，看什麼也沒有就放棄了。是否清人有如此前瞻性，我們不得而知，但劉大爺的這個思路頗具啟發性。

不過之後的敘述頗為錯亂，他接著說當時54戶陵戶都由旗人看守，以備不虞。記者不禁納悶，繼續追問下去，大爺說他祖輩是從山西遷過來的，乃山西洪洞人氏，但洪洞大槐樹的故事被建構起來不早於明洪武時期（通常學者認為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傳說反映了明洪武、永樂時期大移民的史實，並將洪洞視為政府大規模強制移民的中轉站）。因此，時間邏輯的混亂使得劉大爺的講述充滿著邏輯漏洞，有搖搖欲墜的危險。不過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因為每個人在講述遠祖的時候，總喜歡把時間線拉的很長很長。我們在聽故事的時候，“很久很久以前”便成為了一個慣用的敘事開端。那麼，劉大爺的講述靠譜麼？

記者認為，其中自有他合理的成分，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知道，“（明）天啟元年（1621），罷金陵祭祀，二年，拆毀山陵，劚斷地脈；三年，又建關廟於其地，為厭勝之術”，所以金陵的祭祀被廢棄了一段時間，清軍入關後，為追祭先祖，不僅重修了被明人毀壞的金陵，又恢復了金陵祭祀，據清乾隆年間張世法纂修的《房山縣誌》所載《皇上平定兩金川遣卿致祭金陵記》可知，順治時“修復祀典，設守陵五十戶，每歲春秋仲月命禮部擇期，惟知縣官陵至祭，而金太祖世宗之靈爽遂長享血食於不衰”。故而，結合劉大爺所說，其雖是守陵人的後代，但是可靠的敘事開端應在順治帝恢復金陵祭祀以後，至於他們祖先是從山西洪洞縣遷過來的，則又是一個祖源的母題。

之後，大爺還神采奕奕為記者講起當年（2001-2002）考古發掘的經歷，其中有很多主意都是大爺出的，比如當時為了開完顏阿骨打皇后的鳳紋槨的棺蓋，其為漢白玉質地，沉重無比，如果沒有好的措施必然會對石槨造成破壞，大爺就出主意說，先用裡面襯著稻草的木板把槨蓋的兩側夾著，慢慢向上提，打開一個縫後立即插進鐵管，這樣一來，考古工作者便順利的將石槨打開。而讓記者很佩服大爺的是，他曾在主陵區東側的排水溝裡發現了一對兒漢白玉石雕——金龍盤玉柱，每根重達二百多斤，當年的金陵遺址還沒通車，大爺僅靠一己之力就把這一對金龍盤玉柱給搬到了工作站，現在這對金龍盤玉柱存放在金中都水關遺址博物館。每當提起這對金龍盤玉柱，劉大爺都會眼前一亮。

金陵保護，任重而道遠

金陵遺址於2006年被確立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就現狀而言，並不十分樂觀，記者實地考察後發現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比如在離金陵遺址不遠的石門峪山上，盜墓行為非常嚴重，不完全統計，有數十個盜洞。

新的盜洞

更可恨的是盜墓賊為了盜賣一件漢白玉須彌臺座，竟然將其從半山腰推至山底，致使這件須彌臺座摔成幾段。

被盜墓賊摔碎的須彌臺座

此外，金陵遺址主陵區內的在建新墳也很多，對遺址的保護和景區建設必然有著不良影響。

某負責人告訴記者，國家應對這裡重視起來，金陵是北京一處不可多得的文化遺產，但目前相關配套設施不到位，金陵的重要性沒有得以凸顯，單靠幾個60多歲的護林員想守住這麼一座大山簡直不太可能，它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協助，也需要政策的相對傾斜。

當通州漢代路縣故城遺址評上2016年度考古“十大發現”，除了固有的學術意義之外，其實還是對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城的一個遲來的道歉。在“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讓歷史文物活起來”等有力舉措下，全國的文物工作為之一新。而當金陵再次浸潤在華夏溫暖的陽光裡，它必然會感受到新時代的恩澤。（文/楊炎之）

（參考文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遺址的調查與研究》，《北京文物與考古》（第6輯），200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隊：《北京房山區金陵遺址的調查與發掘》，《考古》2004年第2期；宋大川、夏連保、黃秀純：《金代陵寢宗廟制度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