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仍然前景不明。下院在10月19日的“超級星期六”通過了所謂“萊特溫修正案”，決定推遲對脫歐協議的最後表決。雖然英國首相約翰遜堅稱，自己將爭取讓英國在10月31日離開歐盟，但是他可能無法避免再次向布魯塞爾爭取“寬限”的任務。
而歐盟已經在喊話倫敦：快給個準話。布魯塞爾方面要求英國首相約翰遜儘快明確表態，他下一步將如何繼續推進對於英國脫歐的準備工作。
準話？估計觀眾們快笑出來了：約翰遜什麼時候有過“準話”？
1999年，約翰遜向他的老闆——《每日電訊》和《旁觀者》的老闆布萊克（Conrad Black）承諾，他將放棄從政，選擇擔任《旁觀者》主編。
然而，約翰遜輕鬆打破諾言，2001年作為保守黨候選人，當選牛津亨利區國會議員。此後經過一番歷險，直到進入唐寧街10號。
約翰遜被記錄下的謊言清單之長，令人難以置信。2003年，保守黨黨魁霍華德令人難以理解地給了約翰遜兩個重要職位。一年後，因在與《旁觀者》一名專欄作者的緋聞事件中說謊，約翰遜被開除。
2001年，約翰遜說，英國應當留在歐盟內，因為這給英國帶來自由貿易的好處、讓英國國民享有自由遷徙和居住的權利，而退歐可能帶來影響力受損。現在這聽上去難以置信。但還有更驚人的。2003年，他向下議院表示：“我有點是個歐盟的粉絲。即便我們沒有歐盟，也會發明一個出來。”
可是，2018年，畫風又變了。他說，留在歐盟單一市場“是瘋了”。而在英國退歐公投期間，他的宣傳班子聲稱：“我們脫歐之後，仍將擁有對歐盟單一市場的准入權。”在為公投退歐拉票期間，他一再重複一項指控：歐盟規定了香蕉的形狀。還有，他說英國每週要給歐盟3.5億英鎊，這筆錢應該用於英國的醫療體系。這個數字也是不對的，實際上是1.37億英鎊。
除了這些明顯的謊言之外，他任外交大臣期間也失誤不斷。估計很多英國人都納悶，這樣一位“小丑”，怎麼成了英國首相？
圖為特朗普（左2）與約翰遜（右2）。（圖片來源：美國白宮官方推特）
難道是因為“不靠譜”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示範作用？
多年來，特朗普對自己的生活和企業進行了有選擇性的和創造性的描述。他在1987年出版的《交易的藝術》一書中就留下這樣的金句：“人們就想要相信某些事情最大、最了不起、最壯觀，我稱之為真實的誇張。這是一種無害的吹噓，也是一種有效的促銷方式。”
但有時候，這個習慣會給他帶來麻煩。甚至在當選總統後，他還拿出2500萬美元了結因為欺騙在營利性質的特朗普大學（Trump University）報了名的學生，而被控詐騙的官司。特朗普大學現已不復存在。
前兩年，《紐約時報》甚至總結了特朗普上任以來說過的“謊言”，據說一整版才能放得下。
有人搜索發現，特朗普的推文中提到 “最大”、“最好”和“最聰明”超過1200次（這明顯違反了廣告法麼）。批評者認為，特朗普“沒有困難製造困難上”，為了充當救火英雄而不惜縱火。
不用往前追溯，我們就看他最近的言論，就知道這位總統先生吹牛如何不打草稿了。
10月17日，特朗普得意地宣稱副總統彭斯率隊與土耳其成功地達成在敘利亞東北部停火五天的協議。儘管土方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但這並不影響特朗普自我表揚，堅稱他以撤軍等“非常規方法”大獲成功。事實上，他的撤軍造成了土耳其軍隊對敘利亞庫爾德人的入侵。
特朗普宣稱：“這是人類文明中的美好的一天。” 他堅持認為，由於他的干預，“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得以拯救。現在土耳其人不必去屠殺百萬生靈，百萬生靈也不必殺死他們。” 然而，我們都知道，在敘利亞超過八年的內戰中，數十萬人遭到屠戮。
同一天晚上，他在美航中心體育館演講。特朗普向來喜歡誇大他的聽眾人數，當晚他又有了一次出色的表演。他對熱情的觀眾說：“在外面，還有將近30，000人。”
達拉斯消防局和演講所在場地美航中心體育館（American Airlines Center）計算出來的聽眾數為：裡面18500人，沒有達到20000人的總容量；外面呢，“大約有5000人。”
一個連觀眾人數都喜歡誇大的領導人，居然還有這麼多觀眾，好神奇啊。
人們不禁要問：曾在20世紀挽救過自由民主體制的英美兩國，是如何失去道德羅盤的呢？很多公民居然不再關心他們的領導人是不是無賴。如此“穩定和繁榮”的國家的人民為何會選擇這樣的領導人？
是由於文化衝突麼？
如我們所見，近年歐美出現了巨大的文化變遷，特別是大規模移民、女性角色的改變以及少數群體獲得平等地位。這與身份政治的興起有關，並導致一場文化反彈。英國未來智囊團曾經研究瞭如何更好地支持移民和多元文化，研究指出，移民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產生了積極影響，然而，政治家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討論移民對經濟的影響，因為所有這些都是對自由民主的嚴峻挑戰。移民有著自己的訴求和選擇，這無疑會影響所謂的“民主制度”。
是因為中產階級的“縮水”？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穩定的憲法秩序有賴於存在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英國和美國是高收入民主大國中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英國脫歐，美國的特朗普熱，無不反映中產階級已經沒落到了極點開始反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最近發佈的一份題為《壓力之下：萎縮的中產階級》（Under Pressure： 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的最新報告指出，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的中產階級已經縮水，年輕一代更難以躋身中產階級。
經合組織資深政策分析師邁克爾·福斯特（Michael F.rster）表示，在歐美，一方面，中等收入工作在減少，另一方面中產階級消費在增加。而對於大型新興經濟體，比如中國，趨勢是不一樣的，比如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那裡的中等收入階層正在出現。
也許是金融危機的後果。
對於英美來說，金融危機是一場意識形態危機，而不僅是一場經濟危機。劍橋大學政治系主任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去年底曾發文分析：當前很多政治不確定性和挫敗感都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結果”。 危機之後，伴隨著長期的經濟“宿醉”，於是發生了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脫歐公投兩場政治地震。朗西曼認為，民主政治人到中年，此時選民感覺自己處於一成不變的狀態，嚮往一些重大改變，但又不想要翻天覆地的改變。與此同時，緊縮帶來了痛苦。在英美這兩個國家，金融危機遺留下大規模的結構性財政赤字，這鼓勵右翼政治人士大舉削減公共支出。
或許是由於“富裕、停滯的社會”。
自由的西方民主是在戰後富裕中發展起來的，上文中的朗西曼教授提醒，如果人們變得越來越窮，民主將如何變化，我們不知道答案。當人們的工資停滯許多年，他們就會被推向政治的邊緣。“有很多歷史證據表明，沒有經濟增長，民主國家將難以為繼。”如果人們沒有感到生活改善，他們會選擇離體制越遠越好的政治人物。
也有學者分析，富豪統治崛起，媒體遭到腐蝕也是“不靠譜”領導人產生的土壤。公共服務精英逐漸衰落，被基本上冷漠的富豪統治取代。人們大量關注社交媒體，但傳統媒體並沒有衰落，默多克（Rupert Murdoch）在美國、英國呼風喚雨，《每日郵報》（Daily Mail）影響力依然很大。而這些媒體“操縱”競選的伎倆，已經讓民眾深惡痛絕。
這些因素也導致了歐美政治制度運轉不靈。目前政治制度無疑缺陷是明顯的：“簡單多數票當選”。而美國則是不公正的劃分選區，以及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同樣值得關注的是黨派忠誠度下降，人們轉而擁護有魅力的領導人。這種現象，在法國尤其明顯，人們對左右兩派大黨失去信心，轉向了中間派的馬克龍。
無論什麼原因導致了英美“不靠譜”領導人的誕生，西方很多專家都意識到了民主制度的侷限性；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領導人的品行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領導人品行不靠譜，民主體制本身可能深受其害，並且會走向崩潰的邊緣。
（本欄目文章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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