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2期，原文標題《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的態度》，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這一次，諾貝爾文學獎顯得不受歡迎，但它值得被重新看待。

記者/孫若茜

10月10日，瑞典文學院公佈了2018、2019兩個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歸屬（視覺中國供圖）

2019年10月10日，瑞典文學院宣佈將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波蘭作家奧爾加·託卡爾丘克（Olga Tokarczuk），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

這個決定再一次掀起了軒然大波。西方媒體和學界紛紛發出聲討，主要的矛頭集中在學院對彼得·漢德克的選擇上。《華盛頓郵報》評價：“這個決定讓該獎的迴歸充滿爭議和不受歡迎。”

按照這樣的論調，在2018年經歷了短暫的停擺之後，諾貝爾文學獎本該以怎樣的姿態迴歸呢？在頒獎結果公佈前，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安德斯·奧爾森曾在接受外媒採訪時稱，諾獎的標準並非是一成不變的，現在，他們會更多地考慮全球的總體性。他甚至承認此前他們存在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學視角，而現在他們希望放眼全世界。另外，之前的評選更多以男性為導向，但現在，他們視野中有許多優秀的女性作家，競爭因此變得更為激烈。

這是一份符合期待的答卷，西方媒體欣然接受了這份暗示——獲獎者將在歐洲之外產生，一定會有女作家獲獎，甚至兩位得獎者都將是女作家。人們進而猜測並且期待，諾貝爾文學獎會選擇作品和政治上都毫無非議的作家，一個理所當然，早該是他/她的得獎者。驚喜？不需要。只要別再有驚嚇。在2016年頒獎給鮑勃·迪倫而飽受爭議之後，在性醜聞之後，在人們看來，也許諾獎是時候謹言慎行來挽回它的公信力了。2019年的頒獎無疑是一個絕佳的契機，用兩個獎項一同完成一場“危機公關”，似乎更容易達到這件事所需的那種平衡感。

但是，諾獎再一次令他們失望了。

“我們對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的選擇深表遺憾。”結果發佈的當日，“美國筆會”主席、小說家珍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公開發表了一篇聲明以表示他們對於瑞典文學院選擇彼得·漢德克而感到的震驚。“他（彼得·漢德克）利用自己的公眾影響力來削弱歷史真相，並向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人提供公開援助，比如前塞爾維亞總統米洛舍維奇和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卡拉季奇。我們反對這一決定，即一名不斷對記錄詳盡的戰爭罪行提出質疑的作家，卻因他在‘語言學上的獨創性’而獲得讚頌。”她進一步表示，“在當今這一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獨裁者紛紛崛起、虛假信息遍佈全球的時代，文學界理應推舉出更好的人選。”

包括作家薩爾曼·拉什迪、哈瑞·昆祖魯、歷史學家奧蘭多·菲格斯、哲學家齊澤克在內的眾多知識分子隨之表示了相同的不滿和憤怒，認為將這一殊榮授予一個“否認種族滅絕的人”是可恥之舉。

這一切都來自於彼得·漢德克對南斯拉夫問題所持的政治立場，其最具代表性的載體是他發表在上世紀90年代的《夢想者告別第九王國》《多瑙河、薩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納河冬日之行或給予塞爾維亞的正義》以及《冬日之旅之夏日補遺》三篇遊記觀察。遊記中，漢德克通過親身的觀察和體驗描述了南斯拉夫解體後的現實——一種與西方主流媒體那些鋪天蓋地的報道中完全不同的現實。同時，他表達自己對戰爭的痛恨，對正義的期盼，對遭受戰亂的平民的同情，以及對西方人道和正義假象的嘲諷與憎惡。他反對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並在2006年參加了前南聯盟總統米洛舍維奇的葬禮。這大致就是他被冠以“米洛舍維奇政權的同路人”的由來。

彼得·漢德克曾說：“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反對我。我第一個站出來說，我們也應該聽聽塞爾維亞族的聲音。但他們說塞族是邪惡的，當時的媒體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那麼多人針對我，是大家都受到了主流媒體的左右，他們的報道是聽從了一邊倒的政治家的擺佈，而民眾對這件事情並沒有一個非常獨立的見解。”漢德克說，“西方主流媒體所操控的對作家進行的攻擊一直就有，‘二戰’之後實施的就有三個，針對馬丁·瓦爾澤、君特·格拉斯，還有我。”

如今，西方主流媒體再一次集體發聲，與曾經的聲音如出一轍。因而，漢德克在得獎後接受法新社等幾家媒體的採訪時說，瑞典文學院做出的這個選擇“非常勇敢”，他感到了一種奇異的、不真實的自由，“就好像我是清白的”，對他來說，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

相比之下，奧爾加·託卡爾丘克獲獎——“沒什麼問題”，這是《紐約時報》給出的評價。但它同時指出這個結果在波蘭內部將要掀起的波瀾，評論稱，獲獎在別國可能是巨大的榮譽，但此次在波蘭卻是巨大分歧。因為在一些人看來，託卡爾丘克是一位會講故事、妙筆生花的作家，她描寫了波蘭20世紀悲慘卻鼓舞人心的歷史。但在另一些人看來，她卻是一個叛徒。理由是，託卡爾丘克曾在2015年的一次電視採訪中，就部分波蘭人對本國曾壓制國內少數民族、殘害猶太人等歷史黑暗面予以否認的態度表示了明確的反對。這令一直積極參與國內事務的她遭到了批判，在政壇和民眾的指責聲中，她甚至遭受到死亡的威脅。2014年，波蘭出版商表示被迫為她聘請了保鏢。10月13日波蘭舉行大選，評論認為，在此三天前剛剛宣佈的諾貝爾文學獎，恰恰給了各個陣營可以利用的時機，拿這位剛剛蜚聲國際的本國作家進行政治宣傳。

齊澤克近日在《衛報》上公開表態：“2014年的時候，彼得·漢德克呼籲我們廢除諾貝爾文學獎，說這是文學中的錯誤典範。今天，他獲獎的這個事情倒真是證明了他說得太對了。”他諷刺道：“今天發生在瑞典的事情是：一個戰爭罪行的辯護律師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那個國家充分參與了時代英雄朱利安·阿桑奇的行動。這個事情的本質是：不是把文學獎頒給了彼得·漢德克，而是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阿桑奇。”

2014年，漢德克的確曾經公開呼籲取消諾貝爾文學獎，認為它不過是虛假的文學經典化，只能引起一時的關注以及各大報紙的六個版面報道，而諾獎的評委大概根本就不讀書。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甚至現在也依然是這樣，諾貝爾文學獎存在的價值是不斷遭受質疑的，人們習慣先於文學的藝術性而在其他層面解讀它的選擇，質疑它為政治或其他藝術以外的因素左右，樂於詬病它在各種“平衡”上所做出的努力，地域、國別、語言等等。2018年，當眾所周知的醜聞背後又爆出當事者曾被指控先後7次向博彩公司洩露諾貝爾文學獎名單牟利時，這個獎項幾乎徹底被看作一種遊戲，一個熱鬧。它帶來了什麼？一場熱銷，一筆版稅，還是一個閱讀的契機？——根據相關的統計，大概只有半年吧，就再沒什麼人會到書店特意尋找諾獎作家。

而現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選擇使我們有理由重新審視自己過去對它的苛刻，認真地接受這一次它帶我們體驗的文學的藝術性、試圖消除狂妄與偏見的看待世界的視角，以及不只是關於閱讀的，也是重新審視歷史的契機。

（實習生張佳婧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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