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收藏，是当今文人古玩收藏的一个门类，或许有人以为，玻璃和塑料一样，是近现代才发明制造的一种时新材料，实则不然，玻璃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人造材料之一，介于青铜器和铁器之间，现存最早的玻璃制品发现于四千余年的两河流域，而中国境内的玻璃制品出现则晚得多，距今约二千五百年。
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为石英砂，单纯用石英砂就能制成石英玻璃，可石英砂的熔点为1750℃，这样高的温度在古代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古人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助熔剂的方式来降低石英砂的熔制温度，通常的助熔剂为自然纯碱、草木灰或铅丹，此外还需要加进一些石灰石作为稳定剂。有了石英砂、助熔剂和稳定剂，经过一定的技术工艺，才能制造出简单的玻璃。
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玻璃是最为常见的普通材料，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玻璃向来就是廉价的普通之物，事实上，玻璃在历史上曾是最昂贵的材料之一，直到吹制法发明之后，玻璃才逐步成为制作日常用品的材料，在此前的二三千年的长久岁月里，玻璃一直是可与黄金和宝石比肩的奢侈品，只有少数上层显贵才能享用。
宝鸡弓鱼国西周墓地出土串饰，其中灰蓝、灰绿色料管即釉砂制品
玻璃有各种颜色，更有透明或半透明的特性，所以自古至今，人们常以玻璃来仿制各种天然宝石，两者往往难以分辨，其实古代的玻璃和天然宝石，大多可以用肉眼来区别，玻璃在熔制过程中，一些原料分解的时候会产生气体，由于玻璃液的黏稠度很大，这些气体很难排出，玻璃硬化之后，其内部也就会留有一些小气泡，这些气泡都肉眼都可以观察到，天然宝石是不含气泡的。另外，天然宝石的磨光面的光泽一般都强于玻璃，最为关键的是，在外力打击下破裂而形成的断开面上，玻璃的断开面完全光亮如新，而天然宝石或玉石的断面，几乎都粗糙无光，也只有能认识这些特性，才能真正地认识玻璃。
平顶山西周晚期应国墓地出土釉砂制品平顶山西周晚期应国墓地出土釉砂制品
西周墓葬和遗址中曾出土很件人造彩色珠、管 ，这些料器外表呈灰白、浅绿、浅蓝等颜色，不透明，一些表面有釉，其断口都为糙面，质地疏松，手捏即碎。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玻璃，其实这些材料只是釉砂，外文译名为“费昂斯”，也称作人造多晶石英珠，其内部几乎都是晶态状的二氧化硅，而通过熔融、经冷却后固化成形的非晶态无机物，才是真正的玻璃，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玻璃制品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的墓葬中。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一把保存完好的青铜剑，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在此剑剑格的两面镶嵌了玻璃和绿松石，其中镶嵌的玻璃块仅存两块，呈浅蓝色，半透明，内含较多小气泡。两块玻璃形状不同，一块呈球冠形，另一块形状不规则，直径都不足一厘米。
越王勾践剑
剑身上有八字鸟篆错金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銓（剑）”，越王勾践是春秋末越国的君王，在位之年为公元前497年至前465年，由此可知，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制造年代一定不晚于春秋末年，世人往往惊奇于这把剑的铸造技术，很少了解剑身上的两块小小蓝色玻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真正玻璃。
越王勾践剑玻璃镶嵌部分
经科学测试和分析，越王勾践上的玻璃主要成分为钾钙硅酸盐，这种化学成分的玻璃是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地区所没有的，而中国原始瓷在烧成时温度过高而流下来形成的透明釉滴，其成分恰是钾钙硅酸盐，这种釉滴已是玻璃态物质，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古玻璃，也由此可见，中国长江流域最早的古玻璃制备技术可能从原始瓷釉技术演变而来。
剑身一面绿松石镶嵌，一面玻璃镶嵌
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现存最早的玻璃器物中最多见的是一种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公元前5世纪前后，这种镶嵌玻璃珠首次在中原地区出现，数量虽然不多，但都出自于等级高的贵族大墓。比如著名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出土春秋时期镶嵌玻璃珠
所谓的镶嵌玻璃珠，指的是单色玻璃珠母体上嵌进另外多个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嵌入物在母体形成多个环环相套的同心圆图案，乍看类似动物的眼睛，故而俗称为“蜻蜒眼”。其母体颜色多为深浅不同的蓝色、绿色和橘黄色，有半透明也有不透明。春秋末战国初的镶嵌玻璃珠多为圆球形，但不规整，有的呈现不规则的扁方形或扁鼓形。珠子的尺寸较小，一般自径都在1—1.5厘米之间，仅有极少数直径大于2厘米，曾侯乙墓共出土173颗镶嵌珠，其中只有2颗的直径大于2厘米。这种镶嵌玻璃珠极为复杂，整个工艺流程完全靠手工制作，所以成品后的“蜻蜓眼”大小全不一致，更没有两个图案一模一样的镶嵌玻璃珠。
彩色的镶嵌玻璃珠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世纪初的地中海沿岸，到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时成为中亚地区最为流行的珠饰，中国境内的这种镶嵌玻璃珠是春秋末期突然出现的，其外观和材料成分都和西亚地区类似的镶嵌玻璃珠相同，所以学者都认为，中原地区前所未有的蜻蜓眼是西方传入的贸易品。
甘肃地区出土战国时期镶嵌玻璃珠
战国时期的镶嵌玻璃珠更为常见，出土地点已遍布全国，其中湖南、河南、湖北三省出土最多。与早期珠子相比，其形状更为规整，且尺寸普遍比早期略大，例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19颗镶嵌玻璃珠，其中最大者直径2.7厘米。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战国时期镶嵌玻璃珠
河南辉县出土包金镶玉银带钩
湖南是出土战国玻璃器数量最大，品种最多的地区之一，有将近400件，其中不单有镶嵌玻璃珠，还有各种管、剑饰、璧、玺印等，1955年长沙市陈家大山墓出土的深绿色的涡纹玻璃璧直径14.1厘米，重225克，是中迄今发现最大最重的战国玻璃璧。
汉代的玻璃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不少独具特色的玻璃制品。广州西汉初年南越王墓出土了11对牌饰，都是鎏金铜框嵌蓝色板块玻璃。这些牌饰大多出土于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胸腹两侧，是最为重要的随葬品之一。牌饰上的玻璃厚薄一致，色泽晶莹，透明如镜，其中包含的气泡极少，可见其制作工艺绝非一般。经过化学检测，这些蓝玻璃是国产的铅钡玻璃。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玻璃牌饰
西汉时还出现了较大的薄壁玻璃容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2件玻璃耳杯，1件玻璃盘。玻璃耳杯和盘所用的玻璃质料相间，都为翠绿色呈半透明状，器物的部分表面因腐蚀而凹凸不平，但整体晶莹如玉。
中山王墓出土的玻璃耳杯高3.4、长13.5、宽10.4厘米
铸造玻璃容器的铸模及铸造工艺示意图
1954年在广州横枝岗西汉中期墓出土的3件深蓝紫色玻璃碗，其颜色大小都相同，半透明，广口圆腹平底，模制成形。外壁经过打磨，此碗与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同器形极其相似，有可能是我国出土的最早的从罗马帝国进口的玻璃容器。
广州横枝岗出土玻璃碗，口径10.6、底径4、壁厚0.3厘米
玻璃是易碎材料，历史上的玻璃珍品极难保存至今，中国出土的古代完整容器，大多保存在石棺和石函中，江苏句容南朝刘宋元嘉十六年（439年）纪年墓出土一件磨花玻璃碗，居然出土于木质的棺淳之中，出土时完好无损，实在匪夷所思。此碗侈口．颈微收，鼓球腹，圆底，腹部有6排有规律相互错叠的小凹球面装饰，这件玻璃碗无色透明，几乎不含任何色调。
南京仙鹤观高崧家族墓出土东晋玻璃罐
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玻璃，可以从考古学和历史学两种方法入手，目前通过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真正玻璃，为春秋末期之物，而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却找不到任何相关与玻璃有关的确凿记载。有人认为古代的“琉璃”或者 “流离”，指的就是玻璃，西汉桓宽《盐铁论》记：“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西汉扬雄《校猎赋》云：“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在汉代的文献里，“琉璃”、“琉璃琉璃确指琉璃一种珍宝，但有可能是釉质器物或某类宝石而不是玻璃。
三国吴万震所撰《南州异物志》中记：“琉璃琉璃琉璃琉璃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西京杂记》云：“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人们可以透过窗扉安装的绿琉璃看到殿内人的头发，自然界的任何绿色天然材料都不可能这样“达照”，这里的绿琉璃，显然指的是人工制作的绿色玻璃。由于《西京杂记》为晋人伪托西汉刘歆所作，由此可见，直至公元三四世纪以后，文献中的“琉璃”才指的是玻璃。不过即使到了唐代，琉璃还不是玻璃的特定名称，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出土有一件提梁大银罐，其中装有一件玻璃杯和一件水晶碗，而银罐罐盖上的题记则是“琉璃杯碗各一”，
玻璃在加热时会变成一定黏稠度的液态，这种液态玻璃的流动性可以通过温度来调节掌握，当液态玻璃失去热量逐渐冷却时，又会慢慢变硬，在这个过程中，玻璃与空气接触的最外
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在三千年前就已开始生产珠饰等玻璃器物，公元三至七世纪，两河流域玻璃业空前兴旺发达，由于此时此地为波斯萨珊王朝时期，这一地区生产的玻璃器物也随之称为萨珊玻璃。罗马玻璃衰落之后，萨珊玻璃继承了罗马玻璃制作的诸多工艺，又结合自身的特点，如在吹至成型的玻璃器上再作磨琢的冷加工技术，制作了大量的精美的高级玻璃器。自三国时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与波斯萨珊帝国交流频繁，大量专供社会上层享用的萨珊玻璃器输入中土。
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的萨珊乳突玻璃碗
湖北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了11片玻璃残片，经黏合复原成一件磨花玻璃碗，此碗侈口折沿，球腹圜底，高9.4厘米，口径10.2厘米，最大腹径11厘米，玻璃稍泛黄绿色，透明度好，胎中有部分小气泡。在腹部自上至下共有4排圆形磨花装饰。碗口沿外翻成侈口，唇部经过磨平，口沿和无磨花处的器壁厚0.3厘米。
湖北博物馆藏鄂城五里墩西晋玻璃碗
磨花玻璃碗为无模吹制成形，冷却后再用砂轮磨琢出圆形花饰，萨珊玻璃器造型古朴，偏好以连续的圆形作为装饰，由器形、工艺、装饰方法以及化学成分可知，湖北鄂城五里墩这件西晋玻璃碗属于伊朗萨珊王朝时期吹制生产的钠钙玻璃器。
两晋南北朝时，因为其他天然材料都无法比拟的晶莹透明的特性，以及造型和装饰上的华美，达官显贵视进口玻璃器为珍宝，《晋书·王济传》记：“帝（晋武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世说新语)载：“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澈，所以为贵耳。’”士族文人多有赞扬的诗文歌赋，如西晋潘尼《琉璃碗赋》云：“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
南京博物院藏象山东晋墓磨花玻璃杯
南京象山东晋墓出土有一件完整的磨花筒形玻璃杯，高10.4厘米，口径9.4厘米，壁厚0.5-0.7厘米，黄绿色，透明度好，口缘下及底部打磨有椭圆形花瓣纹，腹部有7个纵立大椭圆磨花。象山墓地为东晋门阀琅琊王氏的家族墓，这玻璃碗，必然是古人所谓“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坚金石，劲励琼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浊。”之宝器。六朝江左胜流如王谢子弟早已经成为冢中枯骨，但风流时代的的英英之宝却还尚存人间，当胸中自有诗书者透过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面对这些千五百年前的世之珍器，或会有一种祗回留之不忍去的心情吧。
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河间王元琛为当时豪首，“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巵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可见西方进口的玻璃碗于皇室宗亲是可以用来斗富之物。
山西博物馆藏大同出土北魏玻璃碗
使观者莫不惊骇，可见只要有工匠技师，中土已具备条件可生产透明度很高的玻璃器，中亚的吹制玻璃技术也在此时传入中国。
公元589年，隋灭陈而统一南北，其国祚虽短短37年，但隋代的玻璃器却出土多件。隋文帝外孙女李静训墓石棺中存有8件玻璃器和一些玻璃珠，其中带盖玻璃罐平口缩颈，通高4.3、口径2.8、腹径2.8、壁厚0.3厘米，器口有磨平痕迹。扁圆形盖高0.5、径3、厚0.2厘米
隋李静训墓出土盖扁瓶
大业五年（609年），隋明帝杨广西巡张掖，高昌、伊吾等西域二十七国贡献千里之地，西域至中原再次“胡商往来相继”，这时候作为重要的舶来商品，西方的玻璃容器不断地大量输入，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隋代无色透明玻璃瓶，高15厘米，瓶口为凤首造型，把手连接瓶口和瓶肩，这件玻璃瓶无模吹制而成，是一件由丝路输入的西方玻璃器。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隋无色透明凤首玻璃瓶
隋代的玻璃器皿的器形虽小，但工艺水平大为提高，玻璃制作的原料，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战国到汉我的铅钡玻璃，转变为高铅玻璃，高铅玻璃料性大，便于加工薄壁的玻璃器，也更适用于吹制技术，这为唐代的玻璃制造业奠定了基础，不过即使到了晚唐之世，国产玻璃器还是无法与西方玻璃器争胜，现存的大多唐代玻璃器，也还都是西方舶来品。
西安何家村8世纪前后的窖藏中出土了一件黄绿色凸纹玻璃杯，高9.7、口径14.3、底径l0.3厘米。侈口平底，碗壁略内收下斜，口沿外翻卷成圆唇，口沿唇下有一周凸起的弦纹，碗腹外壁有八组玻璃条圆环纹饰，是西亚玻璃制品。
何家村窖藏绿色凸纹玻璃杯
伊斯兰阿拉伯于公元七世纪兴起，公元651年，萨珊王朝覆灭，阿拉伯占据占领了地中海东岸和伊朗高原两个世界玻璃制造中心，在继承罗马和萨珊玻璃工艺的基础上，阿拉伯帝国发展出了自己的伊斯兰玻璃工艺，精美的伊斯兰玻璃器也随着中西贸易而进入中国，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多件玻璃器即为其中的精华。
法门寺地宫藏淡黄色直筒琉璃杯
淡黄色盘口琉璃瓶，口径4.7、腹径10.7、足底径7.3、高21.4厘米，重405克。此瓶盘口细颈，鼓腹圈足，瓶颈下有一圈凸棱，瓶腹外壁粘饰花纹，可分为四重。第一重为一圈深紫色琉璃圆饰，饰心凸出一小乳钉；第二重位居瓶腹中心部位，以拉丝手法将淡黄色玻璃丝条拉成多角形饰件；第三重为六个莲心状圆饰；第四重靠近瓶底，与第一重相近，同为亦为深紫色琉璃圆饰，但圆饰上又拉出一细丝条贴于瓶壁。
淡黄色盘口贴花琉璃瓶
在玻璃容器器壁外缠贴玻璃丝条，是罗马玻璃典型的装饰工艺，而在器壁外贴以玻璃圆、星状等花饰的玻璃贴花，则是伊斯兰独有的玻璃装饰工艺，这种工艺大体是在将热熔的玻璃小团挑到已经完成的玻璃容器外壁之上，再以模压或拔拉成一定的造型以作装饰，属于玻璃热加工装饰工艺。
到了晚唐又兴起了一种在茶瓶中煮水，置茶末于茶盏，再持瓶向盏中注沸水冲茶的“点茶法”。无论是“煎茶法”还是“点茶法”，对盛茶茶具的要求，包括材料质地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必然越来越高。另外佛教中礼佛有“茶供养”，而唐僖宗供奉法门寺舍利地宫的茶盏茶托，是以比黄金更为珍贵的玻璃制作，也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帝王级供养的一种如实体现。
到了宋辽之际，玻璃制造业已非宫廷皇室所垄断，民间的玻璃作坊也已经发展起来，质量普通的玻璃制品已成为比较常见之物，不过做工复杂、造型精美的进口玻璃器，仍为世人所重，一些珍品往往作为供奉物舍入地宫。
辽陈国公主墓乳钉纹玻璃瓶
另有一件经复原的乳钉纹玻璃瓶，高17厘米，口径6、腹径9.5、底径8.7厘米，无色透明，侈口长颈，呈漏斗形，鼓腹，喇叭口状高圈足，腹壁饰五排小乳钉纹。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其瓶把，是用10层玻璃条镂空堆砌而成的，这需要玻璃工匠充分掌握热熔态玻璃在降温时由软变硬的时机，以高超的手法逐步堆砌才能完成的复杂工艺，这件乳钉纹玻璃瓶很可能是埃及或叙利亚的玻璃产品。
辽陈国公主墓刻花玻璃盘
辽陈国公主墓葬中的玻璃器既有来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也有来自大食伊斯兰世界之物，可见辽与西方的交流是远远超乎常人想象的。
长时间的暴露于空气之中，或常年常年存于地下，玻璃器物的表面容易产生厚厚的风化层，使其失去晶莹透明特性，所以现在所见的古代玻璃，并不是其本来的面貌。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淡蓝色高脚玻璃杯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一件淡蓝色高脚玻璃杯，口径9、足径3.8、高12.5厘米，侈口深腹、高足圜底，为无模吹制法制成，整件器物晶莹剔透，依稀还是千年前的原样，屏息凝视，应该能够会心古人视玻璃为宝那种心情吧。
唐人将天然宝玉称为“颇黎”，慧琳《一切经音义》云：“颇胝，梵言塞颇胝迦，此云水玉或言白珠，旧言颇黎是也。大论云此宝出山石窟中，过千年冰为颇黎珠。案：西域暑热无冰，极饶此物，非冰所出，但石之类。”颜师古博古通今，却认为国产的玻璃为人造品，而外国的玻璃是天然物。
到了宋代，程大昌《演繁露》对玻璃名称、制法等作了详细确切的说明，终于认识到“虽西域琉璃，亦用石铸，无自然生成者。”元代周密在《武林旧事》将国产玻璃制的灯称之为“琉璃灯”，把从阿拉伯进口的玻璃器物称为“玻璃”，如“大食玻璃官窑等瓶”，由此，“玻璃”一词才成为专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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