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15 22:17:13 兵說

《叢林之虎何其宗》連載25

由於1969年11月在大理組建的第11軍，是由幾支部隊組編而成的，客觀上存在著山頭主義的現象，加之“特殊十年”後期，昆明軍區部隊也程度不一地參與，對部隊內部關係也造成了影響。好在軍長董佔林以大局為重，強調團結，以訓促管，使部隊建設有一個良好的開端。

1971年8月，依據毛主席“要準備打仗”的指示，昆明軍區作戰部指令陸軍11軍組織一次師級規模的反空降實兵對抗演習。演習以蘇軍為主要作戰對象，以某空降部隊為藍軍假想敵，以陸軍31師為紅方部隊。

演習前，軍長董佔林帶領作訓處參謀劉學斌，驅車到祥雲地區進行先期現地勘察。他們輕車簡從，在現地熟悉地形，在地圖上標示高地編號，依照軍長指示，劉學斌一口氣在圖上標出來13處高地作為反空降演習的要點，其優良的參謀業務水平和麻利的動作得到董軍長的讚許，同時也因標錯一處高地被軍長糾正，使他懂得認真嚴謹是一名參謀人員必須具備的品質。

在特殊年代，11軍軍長董佔林因曾任130師師長，130師系林彪麾下四野的勁旅，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最後被錯誤地免去軍長職務。隨其調入11軍的130師其他幹部如副軍長趙福順、副參謀長劉子波、作訓處處長李凡都相繼被停職審查。

何其宗由於曾在董佔林身邊工作過，自然被劃入另冊，一度被晾起來，不安排任何工作，甚至有人想把他處理轉業，但因有的軍領導不同意而作罷。這一時段，何其宗走進了人生的低谷。

何其宗和其他一些戰友長時間無所事事，但不甘雌伏，萌生了“換個陣地做事業”的想法。同在作訓處當參謀的劉學斌首先付諸行動，寫信向自己參軍前的領導——重慶江北區團委孫書記詢問：如回去能否接受？在得到肯定答覆後，他便提出復員要求，於1975年回到重慶。

何其宗（右）與劉學斌

人生命運就是這樣，如果他再堅持一段時期，情況就會發生轉變，很有可能也會和何其宗、羅援一樣，走進將軍行列。

何其宗（右）與羅援在原11軍作訓處共事時的留影

何其宗卻處於矛盾狀態中。一方面，他熱愛這身軍裝，熱愛軍隊事業。儘管被晾起來，他依然不放鬆自己，利用空閒時間讀書鑽研。羅援將軍在回憶何其宗這段時間的表現時說：“他是一個在學習上始終如飢似渴的人，記得他最喜歡看軍級機關能訂到的《大參考》，並時常在開會時把自己閱讀後的感想和見解侃侃而談，就像做形勢報告一樣，講得頭頭是道，讓大家刮目相看。”

軍資料庫也是他經常光顧的地方，對抗美援朝戰爭、美軍在越南戰場上的作戰情況、中緬勘界警衛作戰等戰例的研究，很多也是在這段時間做的。另一方面，他也曾萌生去意，也像當時很多無所事事的幹部那樣買來木匠工具，從山上買來木材，在宿舍裡自己動手打傢俱，甚至做了一張漂亮的大理石圓桌送回家裡。

特別是當他看到劉學斌通過聯繫，在地方上有了合適的職位之後，也和家鄉營山縣有關領導聯繫，並得到了可以被安排為縣體委主任的答覆。誰在這種情況下，心理都難免會產生波動。當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幾位同仁說出來的時候，戰友們都認為他更適合在部隊發展，支的招兒就是：

做好兩手準備，不主動提出走，如果被安排轉業，就高高興興走。不讓走，就靜待機會，相信憑何其宗的本事，總會有伸展之時、用武之地。

開國中將王必成，1971年6月至1979年1月任昆明軍區司令員

機會總是會留給那些做好準備的人。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部隊開始改變，

北京對昆明軍區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王必成任司令員，劉志堅任政委。新的領導班子認為，必須堅持軍事訓練是部隊的中心任務的指導思想。並對所屬部隊的各級領導班子也進行了調整。

王必成司令員強調，部隊要搞好軍事訓練，必須要有良好的訓練方法。他在南京軍區任副司令員主管部隊訓練時，曾抓過一個訓練法的典型，就是全軍聞名的“郭興福教學法”。恰逢南京軍區也因整頓，強調以軍事訓練，提高部隊戰鬥力為中心，開始在陸軍第12軍34師100團抓點帶面，恢復“郭興福教學法”訓練。王必成便指示軍區作戰部，選派得力人員帶領全軍區負責戰術訓練的骨幹人員，到南京軍區取經，學習“郭興福教學法”，回來後向所屬部隊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