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軼聞軼事
影片《老炮兒》放映以後，網絡上有許多談“老炮兒”來歷和含義的。有朋友知道我從小在南城的衚衕里長大，追問老北京“江湖”事，就此磨叨幾句。
“江湖行當”八大類
舊時，“江湖”泛指四方各地，也有說它泛指“民間”。
昔日有“江湖行當”之說，分為八大類，也稱“八行”、“八門”，即：巾、皮、彩、掛、平、聊、調、團。巾門，包括卜卦算命、相面測字、畫符唸咒、看風水等；皮門，是行醫賣藥行當，其人俗稱“江湖郎中”；彩門，又稱“抹子門”，包括戲法、魔術、雜技、馬戲、雜耍等；掛門，又稱“瓜子”、“瓜子生意”、“掛子行”，包括耍搶弄棒、摔跤、打拳等；平門，包括評書、相聲、單絃、大鼓等行當；聊門，即梨園行（戲曲）；調門，包括裱糊、畫匠、槓房、吹鼓手等行當；團門，包括賣唱、乞丐、歌妓等行當。
舊時“江湖”，還有“三教九流之說”。這“九流”，亦有“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之分。
自古以來，“流氓”都是市井上一個具有黑惡勢力性質的寄生群體。流氓，原指無業遊民，後來專指不務正業、為非作歹的人。人們將放刁、撒賴、做事施下流手段、調戲婦女等惡劣行為稱為“耍流氓”。市井無賴的典型人物，是《水滸傳》中訛賴青面獸楊志寶刀的牛二。
市井流氓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惰民”。隋唐時代，流氓被稱為“市井兇豪”、“閒子”、“妙客”；宋元時期，稱其為“搗子”、“無徒”、“白魄”、“破落戶”；明清時期，稱其為“市虎”、“光棍”。
現當代，對於流氓的稱呼各地亦有不同。在北京，對這些人一般稱“流氓”、“地痞”、“痞子”，或者合稱“地痞流氓”；舊時，也有老北京將專門騙取錢財的壞人或流氓集團稱為“拆白黨”的。天津，稱之為“混混兒”；上海，稱“白相人”；蘇州，叫“賴皮”；杭州，叫“地棍”。無論叫什麼，市井流氓大多會不擇手段操縱或私設牙行，或勾結官府，欺行霸市，敲詐勒索，危害百姓。
市井無賴，是一些遊手好閒的人，他們經常胡攪蠻纏，放刁撒潑，被稱作“無賴”、“賴子”，此外還有俗稱“小偷”的市井竊賊，老北京胡同“江湖”中將其稱為“拂爺”。“拂”，意“輕輕擦過”，老北京取其意稱“小偷”，口語音為“佛”，因此，人們多將“拂爺”誤寫為“佛爺”。
舊時北平（北京）天橋一帶，獨霸一方的流氓有“五虎”、“四霸”等。四霸之一的“南霸天”孫振山，是天橋丹桂戲院老闆，為日偽時期天橋公平市場里長，欺男霸女，作惡多端，另有“鎮天橋”、“活閻王”、“官五舅”、“刀傷孫五”之外號；“北霸天”劉祥亭，為天橋吉祥戲院老闆，在日偽時期曾任“天橋自治會”會長，十足的惡霸漢奸；“東霸天”張八，本名張德泉，盤踞天橋東側菜市一帶，欺行霸市，無惡不作；西霸天富德成，外號“富六”，長期把持天橋西側地皮，敲詐勒索，勾結日本，出賣華工，人稱“伏地皇上”。
沒有“老炮兒”一詞，而有“老泡兒”之語
有文說，北京有一條衚衕叫“炮局”，而衚衕裡有市公安局的治安處，專管小偷、流氓打架等，由此，“炮局”成了“公安局”、“拘留所”的代名詞，而“老炮兒”，就是“老進炮局的人”。但我小時候聽大孩子或大人說，“炮局”並非泛指公安局或拘留所，而是特指東直門內“炮局衚衕”的原市公安局預審處或拘留所。那時候，衚衕裡有人犯了事但還沒被判刑，人們就說進了“炮局”，指的就是東直門那邊的。
炮局衚衕，位於東城區東北部，東西走向，西端南折；東起東直門北小街，西至柏林衚衕。此地在清代屬鑲黃旗，乾隆時建東四旗（鑲黃、正白、鑲白、正藍）炮局，即製造火炮的地方。當年的東四旗炮局，西臨柏林寺，其東不遠有履親王府；後來親王府荒廢，其近處建東正教教堂，炮局廢棄，其地成為軍械及廢炮的儲存所，“炮局衚衕”也由此得名。
清末，炮局改建為監獄，延至民國、日偽時期及抗戰勝利後。當年，別號“炮局”的監獄戒備森嚴，四周圍牆中修築碉堡七座。由此可見，將“老進炮局的人”稱為“老炮兒”並不準確，或者說是一種誤解。當然，有人就這麼叫也無妨，只是它不是地道的老北京叫法。
老北京的市井衚衕裡，沒有“老炮兒”一詞，而有“老泡兒”之語。我們可以查一下《北京土語辭典》，“老泡兒”即“男妓”，年少者稱為“泡兒孩子”。
“文革”前，即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北京南城的衚衕裡，“老泡兒”是一個比較含混的詞語，其中有老混混的意思，也有老流氓的成分，但似乎又讓人鬧不清這種人的身份和來歷，反正不是正經人，可能就是個坑蒙拐騙者。一般來說，這種人年齡應該在30歲以上，或者更大，多少有著過去的混跡名聲，特別是往往認識某一地方的“老大”。由於“老大”的面子，很少有人去招惹他，或讓他下不了臺，但他畢竟是“過了崗”的，算不得真正的某一幫夥裡的人。
衚衕“江湖”裡的江湖行話
新中國成立後，“四霸天”那樣橫行霸道、窮兇極惡的地痞流氓被人民政府剷除了。北京的市井衚衕裡呈現著安寧祥和的氣氛。
50年代初期，我們這些生活在北京外城東部衚衕裡的學齡前的孩子們，自由自在地在衚衕裡玩耍，不會擔心有人欺負。那時候，衚衕里根本見不到汽車，瘋跑瘋鬧也不會出“交通事故”。白天裡，宅院的大門都是敞開的，院內的家家戶戶不管屋裡有沒有人都不上鎖。只不過，那時候沒有電視，沒有歌廳、酒吧，沒有兒童遊樂園，連話匣子（收音機）也不是家家戶戶都有。我們玩的無非是彈玻璃球、拍洋畫兒、扇三角；花費不多的是玩蛐蛐兒，秋蟲叫時可以在院子裡的犄角旮旯兒或到城外的鄉野去捉。
上小學或初中時，星期日的衚衕裡，到處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孩子，特別是男孩子，聚在一起，聊天兒，說笑，追逐，青春勃發。再大一些的孩子也不甘寂寞，他們更喜歡拉幫結夥，四處閒逛。也許是防身健體吧，一些大孩子在衚衕寬綽的地方用拳套練拳（那時叫“玩拳”），或者穿上褡褳撂跤。小孩子聽鄰居家的大孩子講哪兒哪兒有“九龍一鳳”等等，不免大驚小怪，又聽大孩子管警察叫“雷子”，管派出所或者公安局叫“局子”，有人被抓了就是“進局子了”，都覺著真是新鮮。
鄰居家，有兩個年長於我的大孩子，一個玩拳好，一個擅撂跤。有一天傍晚，我隨他倆到不遠的金魚池（當年也一個水面較大的池，裡邊真的有好多金色的倆尾兒或三尾兒的魚）去遛彎。池岸邊迎面走來一個瘦高個兒男子，十八九或者二十郎當歲。走近了就上下打量，鄰居孩子說了：“照什麼照？”對方說：“你們哪兒的？”鄰居說：“怎麼著？練練啊？”於是倆人就玩起拳來。眼見那人臉上捱了幾拳，停了下來。那人說：“哥們兒玩得不錯……”就在這時候，呼啦來了六七個人，一下子把我們那鄰居圍了起來。顯然是前邊那人一夥的，有人問“怎麼回事兒？”旁邊一位手拿一塊磚頭就向鄰居頭上拍過去。鄰居眼尖，一側臉躲了過去。眼看就要有一場混戰，那夥人的大哥來了。一見面，鄰居孩子和大哥認識，架也就戛然而止了。
大哥和鄰居靠著金魚池的水泥欄杆聊天敘舊。事後，鄰居孩子說，那幫小子真他媽手黑！這我才知道，我這位鄰居從前也是在市井衚衕裡玩的，可在家門口卻從不顯山露水。後來聽鄰居說，在外邊玩的人，都講究規矩。陌生的半大小子在街頭相遇，相照，看著不順眼，就有了茬唄兒，那就得用玩拳或撂跤來解決。
撂跤講究“三跤兩勝”，玩完拳沒人判點兒，但心裡有數。於是“不打不相識”，一方“認栽”，說“服了”，就可以握手言和。也有“茬架”的，事先約好地點、時間，雙方都可以找人，多少不限。雙方人馬按時在約定地點相匯，但經常是經過談判或中間人說合，不動拳腳棍棒雙方便化干戈為玉帛。
當然也有不講規矩的，雖然不動刀叉，但卻使用“飛輪”（影片《老炮兒》打架的場面中，有一人在手上套了一個金屬的輪狀東西，應該就是“飛輪”）。這種東西，能將對手劃傷（花了），卻很少使人重傷或致人死亡。不過這已經超出衚衕的“江湖”之道，並不會得到讚許。這種人當然是橫主兒，卻常常是很快栽進局子裡。
衚衕“江湖”大哥之下有一幫小兄弟，再以下跑腿兒的被叫做“碎催”。那時候，他們把交女朋友叫“帶圈子”。衚衕小青年的口頭語不僅是魯迅先生說的那個“國罵”，還有一個是舊時傳下來的純屬“京罵”的“丫”。有人常常是順口而出：“你丫如何如何……”近年來，網絡上竟然發帖，說這“丫”是北京話裡的“暱稱”！其實，這裡的“丫”是“丫挺的”的縮音或縮寫，其義為“丫頭養的”，有“野種”或“來路不正”的意思。
那時候，女同胞的口頭語常帶“德性”。這是一個意思很微妙的詞彙。聽了男人帶有調戲意味的話，一句“德性”，可以是怒斥，也可以是意味深長的回應。“瞧你這副德性”或“散什麼德性”是說“沒德性”和“缺德”的，但不同的語氣就會有不同的內涵。男女都說的一句叫做“缺了八輩子德”或者“缺德帶冒煙兒”則另當別論。衚衕男的粗話，則是“揍性”和“操性”。
“頑”與“玩”音近而字義通
1966年“文革”以後，北京街頭、衚衕裡的“江湖”人物，不管老的少的，或被抓或被打或逃亡躲避。一時間，衚衕及市井“江湖”完全被新興的“紅衛兵”佔領主宰。在“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影響下，紅衛兵不僅對所謂“階級異己分子”實行了批鬥、抄家，還在街頭市井中實行嚴查嚴管——不許束長辮子，不許留大背頭，不許穿尖皮鞋……於是衚衕和市井中裡又有了新的“江湖人物”、“江湖語言”和“江湖故事”。
當年的紅衛兵，身穿綠軍裝，頭戴沒有紅五星的綠軍帽，胳膊上戴“紅衛兵”袖標。特殊點的“老兵”，身穿和頭戴的往往是洗得發白的軍裝軍帽。此後，更為特殊的春秋冬裝出現——紅袖標足有一尺寬，但上邊無字；頭上戴羊剪絨帽子；身上穿綠軍呢制服，外披綠呢或藍呢軍大衣；腳蹬黑色牛皮“將校靴”。那時若有能亮出“日本軍刀”的，必然是其有一定身份的父輩在抗擊日本侵略軍中的繳獲及特准留下的紀念品。
好景不長，隨著“文革”的深入進行，一些“好漢”忽然發現一夜之間自己的老子變成了“走資派”或“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自己也從理論上跌入了他們自己曾經認定的“混蛋”深淵。於是有了反對“中.央文革”的“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事件，有了取消“聯動”指令，有了社會性的圍剿（普通市民並不知道“聯動”是什麼，但被傳為殘暴的兇徒，令人有談虎色變之感）。
伴隨著各單位（包括學校）“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及“上山下鄉運動”的實施，大批紅衛兵和青年學生上山下鄉，還有一部分參軍入伍。雖然“文革”還在進行，但社會（平民百姓中）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時期。社會上漸漸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些曾經被禁止的娛樂活動死灰復燃，比如打撲克、下象棋。當時，北京（包括工廠、機關、學校）流行用撲克牌玩六個人玩的“敲三家”、多人玩的“爭上游”、四人玩的“升級”。這時候，市井衚衕和北京大院（部委和軍隊大院）中出現了特殊的青少年群體。
由於“文革”造成了社會群體的隔閡和分裂，青少年也在鄰居、同學中尋找社會處境相近、趣味相近的結為朋友或夥伴，並形成常來常往的群幫。這其中，有各個大院的子弟幫，有市井衚衕的平民子弟幫（兩幫中都包括因各種原因未上山下鄉的學生和已經參加工作的青年工人及“病退”返京的“知青”）。“文革”後上映的影片《陽光燦爛的日子》表現的就是大院子弟群夥的生活場景。目前在網絡盛傳的“小混蛋”的傳奇故事，是當年衚衕裡平民子弟群夥和大院子弟群夥發生衝突的描述和演義。
北京的“大院”，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出現的，包括“軍隊大院”、“部委大院”及“院校大院”等。之所以稱“大院”，是因為它佔地很大且有圍牆和大門，內裡有宿舍樓群或排房，有商店、食堂、醫務所、禮堂、幼兒園、花園，有的還有小學校，甚至附屬中學，形成生活設施齊全的“小社會”。但在大院居住生活的不全是高級幹部或學者教授及其家屬，也有一般行政幹部、技術幹部，技術工人和勤雜人員。即使是領導幹部，也有來自知識分子家庭、工農家庭的。
王朔以小說《頑主》成名。我以為，“頑主”是他為北京話創造的一個特殊的詞彙，這將使他在北京話的語言史上留下一筆。在老北京土語中，或說在老北京的衚衕語言中，原本沒有“頑主”一詞。舊時市井衚衕裡，人們將遊手好閒，出入各種場所，又渾不懍、玩世不恭的人稱為“玩兒主”或“玩鬧”、“小玩鬧”。雖然“玩兒主”有不正經人的含義，但似乎又不能與“流氓”完全畫等號。由於“頑”與“玩”音近而字義通，因此將“玩兒主”寫成“頑主”似乎恰到好處。
事實證明，這個代用詞已經成為幾十年社會公認的流行語。某種意義上講，當年的北京社會青年形成了兩類都可以稱為“頑主”的人或群體，一類由某些平民子弟組成，一類由某些大院子弟組成。我們說，是否“頑主”，應該由其社會行為來判斷，而不是由家庭屬性來劃分。
以“老炮兒”替代“老泡兒”，大概也是一種可能。
直到清代，“北京話”才基本定型
許多人，包括年輕的北京人在內，以為說話帶個“丫”或講粗話就是老北京話，實在是一種誤傳誤解。北京話，實際上分兩大類，一類是“京韻京白”的“北京官話”，一類是流行於南城（外城）的“北京土語”。
古都北京是一座“移民城市”，因此“北京話”是一種吸收了多種語言和方言詞語的“方言”。北京話，經歷了周秦古幽州語、唐代幽州語、遼金幽燕語、元大都話、明北京話的演變，直到清代，“北京話”才基本定型。不過清廷下令北京內城為八旗駐地，漢官漢民一律遷居外城，從而造成了內外城的語言（特別是語音）差異。清代乃至民國時期，北京外城，屬於北京土語區，其基礎方言是融匯了大都話、江淮話、山西話等方言成分的明代北京話。
內城語，是“漢八旗”所講遼東話（也有人叫其為“瀋陽話”）的演變。遼東話則是幽燕語的變種，在吸收了滿語等成分以後，它又在北京內城融會了部分明代北京話，逐漸形成了北京內城“旗人話”，再演變為“北京官話”。如果想聽地道的老北京“旗人話”，現在可以在河北遵化清東陵附近的馬蘭峪聽到。那裡，生活著清代守護東陵的八旗官兵的後代。
這內外城的語言區別，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還可以比較明顯地感受到。現如今，隨著城市的擴大和城市人口的內移外遷，原先的那種內外城的語音差別越來越不明顯，乃至不見了。郊區縣也是這樣，只有原來不屬於北京語音系統的平谷話、馬坊話、門頭溝的齋堂話及延慶永寧一帶的語音才與北京話有比較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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