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天財經
學術科研、制度建設始終與時代最突出的議題相呼應。
伴隨著工業革命興起的是股份制、公司制和會計學。而二戰後，越發統一的世界市場和戰後專注國內經濟建設的大潮，以及民主化進程對制度設計的強烈需求，則在推動經濟學這一學科走向繁榮。
站在管理角度，如果把政府理解為全社會的中後臺，而企業家和民眾為前臺，那麼經濟學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門研究中後臺和前臺如何良性互動的學科。正如經濟學家勒納（Abba Lerner）在 1970 年代指出：「經濟學藉選擇已解決的政治問題作為其領土，而獲得社會科學皇后（Queen of the Social Sciences）的頭銜。」
當人類社會進入數字時代，對經濟學研究來說，研究數據和社會治理的關係，同樣不可能被迴避。
從未有哪個時代，數據像今天這樣重要，也因此，學界展開前沿探討，讓觀點充分交換流動就更顯得十分必要。
早春的 2 月 21 日，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園內，羅漢堂和普林斯頓大學聯合主辦了一場隱私研討會，就流動數據的價值以及同隱私的關係進行了一次高規格的學術交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ean Tirole、Bengt Holmstrom都在會議中做了主題演講。
這樣的高規格學術交流背後，很可能體現的是一種學術變遷。當全球市值十大企業，從資本和原材料為主要要素的金融和石油業（埃克森美孚），變成以數據和技術為主要要素的信息產業（谷歌、阿里巴巴），學術研究重心的變化，也就成了一種理所當然。
假如這次會議能夠對學界產生深遠的影響，那麼，可以想象的是，普林斯頓大學就像上世紀的維也納大學，後者見證了奧地利學派的崛起，而前者則很可能目睹大數據經濟學的勃興。
01 新的理論框架
具體來說，這次會議上的主要成績，是建立了一套理論框架和研究範式。
主要內容包含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ean Tirole 教授所作的「數據時代的治理政策」的主題演講當中。Tirole 教授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理論框架：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數字工具（例如公民的信用分）來實現更好的治理；從個人的角度，這些工具一方面可以給生活增加便利，但另一方面對個人日常行為有所限制，因而數據治理需要考慮個人效用和公共利益的平衡。
Tirole教授“數據時代的治理政策”主題演講
Tirole 教授進而嘗試使用這個框架來分析國家層面或平臺層面上各種治理方式帶來的影響。他認為，社會信用評價體系也許能夠增強社會成員之間的互信，進而使得社會更加和諧，但是如果設計不當，也可能損害社會福利。
Tirole 教授的研究為分析數字治理政策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分析工具。
數據與數字化帶來的意義就包括著通過為一些群體增信，來提高社會資源再分配的效率；以及提升政府機構和大企業的組織效率。同時，也包括在各類突發狀況中，提前做到預警，採取正確的應急措施。
Tirole 的發現，非常貼近今天的實際情況。我們在中國當前的科技應用中，已經看到信用分的雛形。
我最近和一家拿了紅杉資本幾千萬投資的連鎖披薩店的老闆交流，他就提到幾年前，自己為了應對原材料漲價，籌集了接近一個億的資金去囤榴蓮，這其中，他打電話就從朋友那裡借到了幾千萬，後來資金吃緊，他再去找銀行借錢，銀行卻只給了他 200 萬額度，最後是他抵押了房產，才從銀行借到了更多的錢。
到了今天，在疫情中，由於食客大量減少，他的餐飲企業再次資金吃緊，走到了現金流斷裂的邊緣，但這一次不同的是，他在多個互聯網平臺都有流水，這幫他順利拿到了數千萬的銀行低息資金。幾天內就實現了放款。
也就是說，沒有數據的時候，銀行這樣社會資源分配機構，只能依據房產抵押這樣的「一刀切」措施來辨別借款用戶。而類似信用分這樣的新機制，幫助餐飲老闆這樣的被忽略群體，匹配到了相應的社會資源。而與此同時，有大量類似網商銀行、微眾銀行、新網銀行這樣的互聯網銀行，正在變成自身建立在雲計算之上、同時又依據數據來向外部發放貸款的銀行。
理想照進現實，變化正在悄然發生。
02 正在被改變的「一刀切」
應該看到的是，數據治理最大的意義，是革命性地改變一刀切治理理念。
實際上，一刀切思路，是中國過去社會治理和資源分配的主流方法論。比如，根據戶籍（出生地）來分配教育資源的方式，仍然是今天的主流分配方式，而不是根據需求緊迫度和對當地的貢獻度來分配。
放在此次疫情期間，一刀切也在各類應急措施中頗為普遍，不論是針對全體湖北人的特殊對待，還是對 42 開頭的身份證號碼唯恐避之不及，在浪費社會資源，製造民眾對立的同時，也並不利於做到精細化抗疫。互聯網公司開發出來的健康碼，這種新的數據管理方式，就是對一刀切的一種糾正。
通過線上安全授卡，線下掃碼核驗，判斷人員健康狀況，記錄體溫、判別高危人群，並引導全民自主健康申報，實現社區、企業、學校等分級採集數據，政府主管分級查看疫情數據，能夠觸達更多群體、覆蓋更多場景、接入更多數據。市民只需填報一次個人健康狀況即可獲得健康碼，憑藉健康碼進出社區、辦公口、交通卡口、機場火車站等多個場景。
對用戶來說，這相當於一個自動化的填表工具 + 在線化的健康證明。而對管理部門來說，這是一個實時追蹤居民健康狀況、掌握重點人群軌跡的 SaaS 系統。極大地提升了信息申報和數據清洗的效率，實現了全鏈路的追蹤。
假如要查閱一個發熱患者的歷史行程，過去的做法是從堆積如山的表格裡去逐行尋找，才能拼湊出一個人的完整行程，但如果在一個區域普及健康碼，那麼每一次掃碼其實都標註了這個人的位置信息，便於查找。
疫情實際上把數字化的緊迫性抬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對此，在一次名為「數字技術應用與社會治理」的研討會，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教授總結道，信息革命本質上應該是人類協同的革命。所以這次在巨大的壓力測試下，我們看到了數字技術是如何改變人類，如何去協同對抗災難。所以，我想到一個詞，數字化生存。這次跟以前相比是根本性的改變。
可以從三個角度看數字化生存，去理解信息革命。一是以數字化為基礎的全民參與；二是全鏈路全週期數據追蹤；三是全社會的數字化協同。這一次實際上是國家主導、全員參與、通過數字技術改變協同方式共同應對危機的過程。其中社區防疫系統就是改變協同方式的技術之一，它像神經網絡一樣，把附近的人群連接起來，築成抵禦疫情的第一道防線。
無論是健康碼，還是辦公協同軟件，還是基於零售業信息化的配送平臺，都把全社會緊密連接在了一起，提升了協同效率，加強了凝聚力，而決策層獲得了「上帝視角」，也能夠提升決策的科學化。
「智慧 — 數據帶來更好的決策」，「連接—數據重塑市場和公司」，「信任 — 數據改變了人類合作的方式」。這三點是陳龍拆解數據價值的三個角度。
這三點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維度：提升全社會運行效率和社會資源分配的科學度。
比如，可以根據共享單車的潮汐行駛軌跡來指導公交線路的設定，甚至可以讓公交線路做到分時刻調整，兼顧上班族和其他居民的出行需求。以及，還可以根據某區域的籃球足球銷量對比、收視率對比，來決定該社區的空白場地究竟是用來建籃球館還是足球場。
大數據的支持，顯然有助於科學決策，完善社會資源再分配。
往小了說，是一個社區一個地區的分配策略，往大了說，甚至關乎一個國家的產業政策。
比如，賓州州立大學的 Rohit Lamba 教授就在學術交流上談到，數據監管和產業政策的關係。他還結合自己與 Markus Brunnermeier 等學者的工作，從產業競爭的角度分析了美國的反壟斷政策。他認為對於數據產業而言，由於產品和服務形態的本質性改變，需要有一個重新來看待競爭與壟斷關係的視角。
回顧歷史，前三次工業革命的進程告訴我們，每一次生產力的解放與提升，都必然伴隨著人類社會的動員組織方式、國家治理方式，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正在到來的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也不會例外，而且其影響只會更加深遠。
03 隱私和邊界的探討
數字化的好處不全是正面，也有局部的負面效應，一個例子是金稅三期。這一依託於大數據聯動的徵稅機制，確保納稅的無死角，但也造成「水至清則無魚」的效應，在很多發達國家徵管率僅為 40-50% 的時候，金稅三期讓中國的徵管率達到了 80% 以上，實際上過高的徵管效率，並不利於藏富於民。
這就是 Tirole 提到的數據治理給個人的限制效應。
歐盟通過實行 GDPR 法案對數據的使用加以規則限制，但也有不少聲音認為，過於嚴格的控制將使地區經濟失去競爭優勢，推高企業營運成本，降低商業活力，最終受損的仍然是個人。
而對於個人來說，日常生活已經完全離不開數據流動，一味追求嚴格的隱私主張，最終導向的就是閉關鎖城，與外部世界相隔絕。這現實嗎？顯然也是不可行的。
個人的一切都被以極高的分辨率所記錄，赤裸裸地呈現在各類機構面前，這是在數字時代前從未面臨過的問題，也是我們必須要正視回答的問題，而且速度要快。
更充分的學術探討，將有益於達成共識，數字化需要有邊界和敬畏心，尤其是對隱私的敬畏。
在研討會上，來自耶魯大學著名微觀經濟學家 Dirk Bergemann 報告了他與合作者的最新研究「社會數據的經濟學」。這篇文章全面檢視了個人信息在社會中的價值，分析了「數據中介」的作用。
他的研究認為，包含大量個人信息的數據庫能夠幫助對每一個社會成員面對問題的預測，個人信息有很強的外部性。這種外部性讓數據中介的存在非常有必要。此外，數據中介可以在抹掉個人信息中可識別成分的同時，仍然能夠發揮信息帶來的價值。
在此之前，圖靈獎得主，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莎菲·戈德瓦瑟曾參與創辦一家名為二元技術（Duality Technology）的公司，該公司發揮的正是這種「數據中介」的作用，即通過一種協同計算服務，在不同機構間分享信息而又不透露個人敏感信息。
這給我們的啟示在於，解鈴還須繫鈴人，數字化進程所造成的許多新的問題，其解決方案也仍然要回歸到數字技術上來。
疫情之中的大數據使用，也已經注意到了隱私保護的重要性。
廣東省通信管理局局長蘇少林稱，疫情發生後，廣東利用電信數據資源，分析重點疫區進入廣東的用戶每天流動情況；同時，對近三年來春運數據、以及節前出省和節後迴流手機用戶的漫遊情況進行統計分析，避免春運返程出現疫情二次擴散。
關於用戶隱私，蘇少林稱，數據主要用來進行統計性分析，提供人員分佈、流動和區域預警信息，不涉及普通人群的個人信息。
我們相信，保護隱私並不意味著拒絕數字化，隨著技術與相關學界討論的不斷深入，人類社會能夠在天平兩端找到平衡。
04 數字經濟的未來
數字經濟的未來會是什麼樣？
黃仁宇曾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等著作中提及「數目字管理」概念，實際上就是數字經濟的雛形。他的展望或許也有一些特別的啟發意義。
所謂「數目字管理」，就是指整個社會資源均可如實計算，整合進一個記錄系統（核心是正規的產權制度），可以自由流動和交換。用黃仁宇在《黃河青山》中的原話來說就是，「如果社會可以接受財產權絕對且至高無上，一切就可以加加減減，可以繼承、轉移及交付信託。因此，物質生活的所有層面，不論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數字上處理。財富的可交換性利於財富的累積，創造出動態的環境。」
這是真正的商業社會，市場不是原始的「自我實施型市場」，而是現代的「社會規劃型市場」，不僅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財產權利和個人權利，而且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強取豪奪，強調用可量化的信息來打造準確且不可動搖的社會基底——每一件資產及其增減都能及時更新在案，並可任意分割、組合，迅速轉化為資本；政府保護財產與交易安全，但不許任意介入財產分配。這樣的社會將能夠真正藏富於民，國民財富實現迅速積累。
當然，由人所組成的現實世界是複雜的，有其不可預知的偶然性，不會完全按照理論中的理想情況運行。但在數字經濟的滾滾浪潮下，最起碼，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實現未來圖景的可能性。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將在數字經濟的歷史進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為種種歷史原因，中國在前三次工業革命中，是缺席的，後進的，並且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經過改革開放的四十年發展，中國迎來了新的歷史機遇，「大國效應」有機會充分釋放。這是我們必須把握的機會。
中國廣袤的國土面積，龐大的人口規模，為數字經濟的全面、高速發展提供了土壤養分；作為新興經濟體，中國也沒有太多的歷史包袱，階層尚未板結，國民擁有很強的奮鬥意識，相信靠打拼能夠獲得更好的生活；而中國在全球製造鏈條中的高權重地位，也將使得數字經濟的發展成果，可以從這裡迅速向外部輻射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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