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報記者 付麗麗
“中心成立兩年來，組建理工導航、理工微電等5個學科性公司，技術入股7家合作企業，轉化科技成果60多項，作價約6000萬元，引入教師和社會投資1億多元……”對這些數字，北京理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主任戴斌瞭然於胸。
成立北京理工技術轉移有限公司、按照市場化機制運行，強調讓專業的人幹專業的事，北理工走在了前面。
轉化收益的10％作為部門經費
“在運行機制上，北理工做了大膽探索，將成果轉化收益的10％作為部門經費，包括人員工資在內，均不再單獨撥付其他經費。”戴斌說。
2015年10月1日，新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正式實施，明確指出高等院校應當加強對科技成果轉化的管理、組織和協調，加強技術轉移機構建設。
在此背景下，北理工於2016年初成立了技術轉移中心，並同時註冊北京理工技術轉移有限公司作為其市場化運行平臺。中心和公司“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中心主要履行科技成果轉讓、許可和作價入股審批和報批等職能，公司則主要通過市場化手段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有業內人士表示，這在國內高校是具有開創性的，至今很多高校仍沒有明確的、專門的技術轉移機構。
“以前學校轉化工作分散在不同的部門，轉的多少跟自己關係也不大，現在不僅有了專門的技術轉移機構，還將轉化業績納入到了學院和教師的績效考核體系。”戴斌說。
在中心副主任兼公司總經理陳柏強看來，此舉解決了傳統管理部門在人員聘用、激勵和約束等方面受事業體制制約的問題。“通過市場化用人機制，中心已建立了10人的服務團隊，側重技術、知識產權和企業管理等不同方面。同時，通過與業績掛鉤的考核及獎勵機制，激發了團隊活力。”陳柏強說。
專業化服務激發科研轉化活力
早在轉移中心成立之前，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北理工就一直在試水。
“學校科技成果入股+股權獎勵+教師現金入股”的學科性公司模式，就是一項創新。2009年毛二可院士團隊組建的首個學科性公司理工雷科，已於2015年成功上市。2010年孫逢春院士團隊組建的學科性公司理工華創，也正在與上市公司實施重組。
“事實證明，科技成果轉化的效果與轉化模式的設計緊密相關。教師自掏腰包入股，形成了風險共擔機制，責任意識會更強。”對此，全程參與轉化工作的戴斌深有感觸，一個學科性公司的建立，意味著科技成果有了生根發芽的土壤。如果當初沒有專業化服務，很多高精尖技術可能還停留在實驗室階段。
轉移中心的成立，使得專業化服務的模式繼續加強。全國兩會期間，由北理工機電學院副院長黃廣炎研製的“柔衛甲柔性防爆裝置”在各大火車站執行安檢防爆任務，如今產品已遠銷“一帶一路”多個國家。
“以前從沒有想到自己的成果會轉化，大多科研人員內心很怵跟市場打交道，成果如何作價，股權如何設計，知識產權該如何保護，轉移中心在這方面幫了大忙。”黃廣炎說，而且由專門的機構而不是教師去對外談，對方的重視度也不一樣。
在這方面，北理工化學與化工學院常務副院長王博也深有感觸。正是在轉移中心的幫助下，其研製的金屬有機骨架化合物，2017年底已通過非獨家授權許可方式，在合作企業轉化形成分子智能防護口罩和空氣淨化器等系列產品，並在市場熱銷。
培養專業化人才隊伍迫在眉睫
4月26日，教育部科技司、中關村管委會聯合發佈《關於促進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實施方案》（簡稱《方案》）。明確提出，將幫助科研人員專心搞科研，成果轉化的一系列工作交給“專業的人”來做。
科技成果轉化是個系統工程。一項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需要中試、示範和規模應用等諸多環節。而且還涉及政策法規、國資管理、市場分析、商業策劃、投融資等多方面，不是一個科研人員或團隊能夠完成的。
“所謂專業的人，不僅要求具備專業的知識，還要有專門的崗位職責和投入專門的時間精力，這樣才能將項目轉化成功。為此，北理工專門設立了科技成果轉化崗及職稱序列。”戴斌說。
影響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效率的原因較為複雜，有調查發現，“缺乏成果轉化方面的專業人才（72.99％）”位居第一。確實，採訪中，有不少業內人士指出，高校負責科研成果轉化管理的人的觀念和水平至關重要。
“如成果轉化法明確指出，科研成果可通過協議定價進行轉化，然而很多高校在執行過程中，還是強制採用評估方式，既浪費了財力，又耽誤了時間。”一位不願具名的科研人員說。
“專業化技術轉移人才目前仍是短板，建議通過增設相關學科專業等方式，培養更多的專業化人才。同時，也希望政府加大對高校專業化機構的扶持力度。”陳柏強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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