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22日，
一位老人在彌留之際留下了這樣的遺言：
“本人自1923年投身教育已有60餘年，
一生為中華民族的教育、
科技與人才培養以及工業化而努力……
我願將我工資積蓄的主要部分貢獻出來，
建立教育基金，獎勵後學，
促進我國教育事業，
以遂我畢生所願……
祝祖國繁榮昌盛。”
這位老人，就是“中國電機之父”、
中國電機工程專家、電機工程教育家、
西安交通大學著名教授鍾兆琳。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
從青年時代的護師護校運動，
到年屆花甲紮根黃土地、初心不改，
他用一生的時間，
書寫了與國家、與交大的
不解情緣！
鍾兆琳，1901年8月23日生於浙江省德清縣。
其父鍾養聖曾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
鍾兆琳從小就接觸到民主和科學的思想。
1908年，鍾兆琳進入新市鎮仙潭小學讀書，
13歲時考入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附屬中學，
四年後升入南洋公學電機科。
他熱心參加學生活動，
被學生會刊物《南洋週刊》社選為幹事。
四年級時，性情耿直的鐘兆琳
因參與護師護校運動而被開除，
後在全校師生的不懈抗爭和
新校長陳杜衡的特批下才得以繼續聽課，
畢業前還獲得了“老山德培獎學金”。
離開學校，鍾兆琳在上海滬江大學當了一年教師，
講授數學和物理課程。
1924年赴美深造，
入讀康奈爾大學電機工程系。
1926年春獲理工科碩士學位，
在導師的推薦下，
到美國西屋電氣公司任工程師。
1927年，交通大學電機科科長、
鍾兆琳的大學老師張廷金向他發出邀請，
希望他回母校電機科任教。
來自祖國的召喚使鍾兆琳熱血沸騰，
他毅然放棄舒適的生活和優厚的工作條件，
決心回國。
他把想法告訴了導師卡拉比托夫，
導師支持他的決定，
並在信中寫道：
“You are a teacher by nature.”
（你是一個天生的教師）
這句話鍾兆琳一直視如珍寶。
這年9月，鍾兆琳回到交通大學，
此後60餘年裡，
他的人生與交大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最初，鍾兆琳為機械工程系講授《電機工程》，
同時主持電機系的電機實驗及部分課程。
後來，一直主講《交流電機》的美籍教授離職，
在學生的推崇聲中，
鍾兆琳接任了這門當時世界上
最先進、概念性極強且最難理解的課程，
由此成為第一個系統開出電機學課程的中國教授。
鍾兆琳授課的教材、講義、實驗指導書
都是自己用英文編著，
因此教案他都能背下來，
上課從不用講稿。
他講課概念清晰，重點突出。
有學生評價，
“講了一年，只講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感應電機、鼠籠式馬達，
還有一個是變壓器。”
學生還總結道：
“他先把一個基本概念，
特別是較難理解的概念，
詳細而反覆地講清楚，
當同學們確實理解後，
他才提綱挈領地對書本上其他內容作簡要的指導，
隨即佈置大家去自學。
令人信服的是，
每當先弄清基本概念後再去消化書本上的知識，
會發覺既清楚又易懂，
而且領會深，記得牢。”
鍾兆琳常用課堂提問的方式，
幫助學生回顧講課的重點。
學生們也很喜歡鐘兆琳的提問，
因為他以“Mr.”（先生）來稱呼這些半大孩子，
令他們大有受尊重的感覺。
更何況，提問時鐘先生會注意學生們的眼神，
選擇急切想要表達的學生提問，
並不令尚在疑惑中的學生尷尬。
他架一副眼鏡，
英俊帥氣，目光炯炯，
沉穩而又熱情洋溢，
聽課者無不為其風采而傾倒。
上世紀初，中國基本上沒有電機人才，
微弱的工業所用電機及技術人員都來自西方。
鍾兆琳不僅奮戰在教學一線，
把一屆又一屆的學生
輸送到民族電機工業的前沿陣地上，
還身體力行，
把自己的學識和祖國的工業發展結合起來，
為民族電機工業的起步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32年初，鍾兆琳說服華生風扇廠總工程師楊濟川，
製造他設計的分列芯式電流互感器頻率表、
同步指示器、動鐵式頻率表等，
結果非常成功。
第二年，他又說服華生廠買下南翔電燈廠，
並將自己的助教褚應璜介紹進廠，
一起設計製造交流發電機，
再由新中動力機器廠製造柴油機與其配套，
組成一個發電系統。
中國的電機工業由此真正開始。
之後，鍾兆琳力勸實業家周錦水與華生廠合作，
創辦華成電動機廠，
帶領學生設計製造出我國第一臺電動機。
他負責指導關鍵技術問題，
親自培訓廠裡的工人，
並讓工廠成為學生參觀、實習的場所，
促進了中國的發電機、電動機等製造工業的興盛。
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
不久戰火蔓延到上海，
交大校園被日軍佔據，
學校只好遷至法租界的紹興路上課，
鍾兆琳到新校址繼續教書。
1942年，汪偽政府“接收”交大，
鍾兆琳激於民族氣節，
宣佈退出汪偽的“交大”。
1945年抗戰勝利，
鍾兆琳欣喜地回到交大校園，
作為校產接收委員之一積極參與校園重建工作。
這時，國民黨政府稱抗戰時
留在上海未去重慶的學生為“偽學生”，區別對待；
鍾兆琳再一次以其錚錚鐵骨不為權勢折腰的氣概，
堅持為重慶來的學生和上海的學生一起上課，
一視同仁，維護了學生之間的團結。
解放前，鍾兆琳積極參加護校行動，
多方保護和營救進步學生。
當時美國有大學向鍾兆琳寄來聘書，
國民黨政府也曾想裹脅他去臺灣，
鍾兆琳皆不為所動，
堅守在交通大學，
盡一己之力教書育人。
新中國建立後，交大招生人數迅速擴大，
鍾兆琳逐一查閱學生檔案，
無論在哪個班級上課，
他都能準確地叫出學生的姓名，
並說出學生的家庭情況和父名，
甚至時隔多年後，
他仍能叫出學生的名字，
說出畢業的年份。
1955年，鍾兆琳在講課
1954年，國家決定交通大學遷至西安，
鍾兆琳對此非常贊成並積極支持。
周恩來總理曾提出，
鍾兆琳先生年齡較大，身體不好，
夫人又病臥在床，
他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
但鍾兆琳表示：
“上海經過許多年發展，
西安無法和上海相比，正因為這樣，
我們要到西安辦校紮根，
獻身於開發共和國的西部。”
“共和國的西部像當年的美國西部一樣需要開發，
如果從交大本身講，從個人生活條件講，
或者留在上海有某種好處。
但從國家考慮，應當遷到西安，
當初校務委員會開會表決，
我是舉手贊成了的，
大學教師是高層的知識分子，
絕不能失信於人，失信於西北人民。”
最終，時年57歲的鐘兆琳，
賣掉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宅,，
把臥病在床的夫人安頓在上海、
交給女兒侍奉，
自己孤身一人第一批到了西安。
他的表率作用，激勵了許多交大師生，
他所在系的絕大多數教師遷來西安。
西遷之初，條件十分簡陋，
晴天是揚灰路，雨天是“水泥路”，
生活條件極為不方便，
與上海差距很大。
鍾兆琳獨自一人天天吃集體食堂，
第一個到教室給學生上課，
並迎難而上建立了
全國高校中第一個電機制造實驗室，
在一片荒涼的黃土地上
將西安交大電機系扶上了迅猛發展的軌道，
並逐漸成為國內基礎雄厚、規模較大、
設備日臻完善的高校電機系。
1959年，鍾兆琳（左三）在指導青年教師
西安交大以鍾兆琳命名的電機工程實驗室
鍾兆琳很重視提高同學們的英語水平，
主張選一兩門課用英語教學，
認為這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必要措施。
80年代，他覺得畢業留校的青年教師英語程度不夠，
為了提高他們在專業方面的聽、講能力，
他親自在家中輔導青年教師，
這時他已是82歲高齡。
鍾兆琳是“中國電機工程師搖籃”的創建人之一，
六十多年裡教過交大電機系
幾乎每一屆學生三、四年級的課程。
他的學生中有不少都是我國電機工程及
信息工程領域的骨幹和主力，
其中，褚應璜、丁舜年、張煦、
張鍾俊、羅沛霖、吳祖塏、
屠善澄、汪耕、朱英浩、唐任遠等
都成為了共和國的院士，
張良起和傅備篪成為共和國的將軍。
此外，旅居美國的自動控制創始人朱蘭成、
王安電腦公司創辦人王安、
光通信系統創始人田炳耕等著名學者都曾受教於他。
而一位教授門下出了兩位主席
（一位科協主席錢學森，一位國家主席江澤民），
更是廣為人知，傳為佳話。
錢學森曾再三提及鍾兆琳對自己的教誨，
他的傳略中寫道：
“在交大，非常感激兩位
把嚴密的科學理論與工程實際相結合起來的老師，
一位是工程熱力學教授陳石英，
一位是電機工程教授鍾兆琳。”
1990年4月4日，
其子女遵遺囑將他積蓄的2萬元贈予學校，
西安交通大學以此設立了“鍾兆琳獎學金”。
鍾兆琳雕像
斯人已去，精神長存。
老一輩知識分子，
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
艱苦奮鬥，矢志不渝，
在歷史的長河裡，
鑄就了不朽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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