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苗族女人，我沒有蠱！”、“文山苗族婦女，不會下蠱，誰在侮辱我”這是10.16侮辱苗族事件之後，掀起部分苗族女性同胞對龔某的回應，之後網絡電影《絕色蠱師》再一次造謠苗族有蠱。那麼，蠱，到底是什麼？苗族女性到底有沒有蠱？或誰又證明蠱在苗族女性身上存在？

苗族下蠱？

在1988年發表在《Ethnology》第1期上的《The Miao and Poison: Interactions on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一文中，戴瑙教授先回顧了20世紀初對苗族的幾種描述，從傳教士記錄漢人對苗族放蠱的指控，到30、40年代大夏大學的民族學家們對貴州苗族蠱毒的分析嘗試。戴瑙教授指出，對蠱毒的恐懼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起源，但將蠱毒與西南邊疆的非漢人群體聯繫在一起，則是在較晚的時期 。Eberhard（1968）將蠱毒與南方地區的龍舟節以及其他民俗活動放在一起分析，在這些漢人為主的民俗節日中，有“五月是毒月”的說法，還有“五毒”（蠍子、蟾蜍、蜘蛛等）以毒攻毒、戴虎頭帽等各種方式祈求平安。而在漢文獻中，這五種毒物被認為是苗人蠱婆用來製造蠱毒的工具。為何會被聯繫在一起？這得從中國的版圖說起。

先秦時期，今日的廣東、廣西以及雲貴一帶就已經進入中原王朝的視野。漢唐時期更是將疆域擴至今日的越南半島。當時從中原出發的漢人，到達南方邊疆後，不僅遭遇了與南方人群的文化衝突，還有茂密的叢林、瘴氣、各種蚊蟲，瘧疾等各種傳染病，當時的漢人認為，這些都是當地土著收集各種爬行動物來毒害中原漢人的（Schafer,1967:102）。尤其在唐代的漢文獻中，蠱毒的記載非常廣泛。就這樣，蠱毒與西南邊疆居民捆綁在一起，並進而發展出一種精神力量說，即邊疆土著女性想要與中原漢人發生性關係，讓漢人中

情蠱（Feng and Shryock 1935:10）。情蠱一說看上去跟漢文小說中狐媚鬼怪迷惑文人的段子幾乎無二。宋代兩廣地區大量地方誌也指控女性用蠱毒之術來謀財害命。

戴瑙教授認為，是傳統儒家思想將西南邊疆的苗女與蠱毒聯繫起來。傳統儒家思想以中原為大，地理位置與等級有嚴格區分，毫不意外的是，邊疆地區在這個等級中處於末流。為了集中權力，社會等級之間嚴格控制流動，更不要說女性在當時的外婚制和父權社會中沒有任何權力可言。相反的是，在苗族社會里，女兒和兒子是同樣重要的，婚後生活是彈性的，可以從夫居，也可以不落夫家。女孩的世界是自由的，自由談情說愛、唱歌跳舞，不同職業的社會地位是平等的，這些在當時的中原漢人看來，完全是違背儒家思想，是低級的、需要教化的。甚至連苗族在山區的遊耕生計方式也被視為野蠻和落後。

戴瑙教授還注意到，在宋明清時期，帝國版圖將邊疆地區納入統治範圍後，軍屯、商屯吸引大量內地漢人在西南邊疆定居，跨族婚姻雖然不被鼓勵，但在生活中一直存在。漢人男性娶當地族群女子為妻，同樣面對文化衝突，當地族群女子拒絕按照儒家男尊女卑思想一切都順從丈夫、拒絕纏足等等。

出於對男權地位、儒家思想的捍衛，以及擔心西南邊疆族群女子的行為會對漢人女性產生帶頭作用，中原漢人將苗女刻畫成為了情愛，下蠱控制男人的巫蠱形象，藉此警告漢人男子遠離苗女，才能保命保平安。這種邪惡化的描述，其背後是維護社會地位、維護統治秩序的目的。

戴瑙教授這篇文章對產生苗蠱的歷史語境作了精彩的分析。借用一段話為總結：

“苗人放蠱”，原本是古代中原人士對瘴氣深重的西南邊疆世界的異文化想象和汙名化描述。在當時文人騷客筆下，西南邊陲的人們是動物化的，所以為“獠”、為“狫”、為“狆家”，將少數民族“去人性化”，進而以訛傳訛，字裡行間極盡汙衊之能事。

歷史學家王明珂先生分析過這種“毒藥貓”現象，即對另一群體的汙名化描述，繼而試圖達到侵佔其利益而無絲毫不安的心理。哪裡有什麼蠱呢？別忘了以訛傳訛的後果，就是孔飛力所描述的“叫魂”。

總有人為了這種或那種私利而傳播各種謠言，今天是苗族放蠱，明天是維族下毒，謠言何時休？原本和睦相處的一家人，不能被這樣的謠言給離心了。

巫蠱是如何跟苗族文化關聯起來的？

苗族與巫蠱文化並沒有特別的聯繫。巫蠱，一般來說，就是用認為有毒性的物質或言語詛咒去傷害仇人，這是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現象。那種用各種爬行類、兩棲類、節肢動物和昆蟲混合的做法，並沒有任何實際作用，多來自對“有毒”生物的心理恐懼和後來文學作品的渲染。

類似的“巫術”在中國各個地區都能找到，不但存在於民間，文獻中也相當普遍。而且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話，最早的文獻記載都集中在漢族地區。那麼，有關巫蠱的標籤，為何被貼到了苗族身上？這也和清代“改土歸流”過程有關。苗族世居的湘西、黔東地區，是與漢地最接近的異文化區域，在改流過程中首當其衝。在改土歸流過程中，很多當地苗族都融入到當地編戶齊民當中，使許多當地文化的元素被保留下來。

尤其是苗族等遊耕民族過去較少實踐定居生活的特點，加深了其他人眼中“來去無蹤”的印象，相信他們彷彿具有來去自由的法力。這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造成在清代人眼中，苗族文化特殊性的一部分。

時至二十世紀，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一帶，仍然籠罩在一種吸引外人好奇目光的文化混合的氤氳之下。“放蠱”、“趕屍”等等來源於想象，依附於道聽途說的奇聞軼事，就共同塑造了一個“最熟悉的陌生人”。在今天的苗族地區，當地各個民族無論苗族、漢族、彝族都沒有明顯的區別，但為了突出各自文化的特徵，那些徒有其名的異文化標籤，被特別放大。加上在各種武俠小說中特別加入的異域情調，原本各地普遍存在的舊時迷信風俗，就被不幸地固化在苗族的文化標籤中。

巫蠱文化本身只是想象的產物，並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它既不屬於苗族，也不屬於任何一箇中國民族，不應成為對當下的困擾。更不應該汙衊苗族有蠱、放蠱。